《金瓶梅》是一部借宋朝故事来全面反映我国明代晚期中下层民众生活的社会风俗画卷。它以京杭大运河与黄河交汇地区社会生活为背景，展示了我国晚明社会丰富多彩的生活内容与民俗万象。
《金瓶梅》是我国一部优秀的文人世情长篇小说，鲁迅先生称其开启了"世情小说"的先河。因为是"世情小说"，所以它直言不讳地描写了人们的种种欲望。在这种种欲望中，"食欲"占据了很大的比重。小说的每个回目中几乎都有饮食场面的描写，全书中描写宴饮、进餐、 饮茶等场面多达200余处，出现的各类食品有200余种。它所展示的都是大众的、民间的、 市并的饮食文化，但越是民俗的、越是大众的，就越是真实的。这就使得《金瓶梅》的饮食文化具有了不同寻常的价值和意义。
《金瓶梅》剧照
明代山东的饮食文化
《金瓶梅》故事发生地处于黄河中下游与京杭大运交汇的山东地区，粗犷、雄浑、豁达、壮美是山东人民的特点。在这种环境下，《金瓶梅》中显示出来的饮食文化也与山东地区的审美保持了一致，方桌高椅、高杯粗盏、大碗酒肉屡见不鲜，肴撰丰满实在，整个的烧猪头、 炖猪蹄，整只的鸡鸭，成坛的美酒 ，无不具有豪放雄壮的风格。
大运河是古代南北沟通的大动脉，它不仅把南方的商品运到了北方，也把南方江浙一带的精美细腻之风带到了北方。处于运河边上的山东地区饮食文化也不可避免的受到南方的影响。 《金瓶梅》中出现的烹饪方法中，既有鲁菜的煎、炒、 拌、炸、馏等手段，也有南方菜系的腊、 酿、扒、白切等手法。《金瓶梅》中的描述的山东地区，兼南北之地利，饮食文化在北方雄壮粗犷风格的基础上，又吸收了江南的细致优美，具南北交汇融合之美。
《金瓶梅》的环境背景是山东清河县，历史背景虽然被作者放到了北宋，但史学界一致认为其时代背景是万历年间。明代的山东是南来北往、东进西传的纽带，百货云集，各地餐饮云集山东，经济十分繁荣，也具有很大的包容性。
明代社会
《金瓶梅》中的食品来自全国各地。有湖南的熏牛肉、四川的糟鹅肫、江苏泰州的鸭蛋、江 浙一带的冬笋、辽东的金虾，甚至还有少数民族的羊灌肠和羊肉菜等等，种类繁多。书中还提到驼蹄、熊掌、猩唇、豹胎等山珍海味，令人眩目。就拿西门庆常用于宴请宾朋的鲥鱼来说，它是"长江三鲜"之一，是明朝应天府的贡品。《金瓶梅》为我们展现了明代山东的饮食文化，也让我们领略到了明代饮食的丰富多彩。
以西门庆为代表的商人饮食文化
《金瓶梅》作者"兰陵笑笑生"从政近 30年，一生走南闯北，南北饮食习俗对他来说，无疑是顺手拈来的小菜一碟。
小说第一回便描写玉皇庙内西门庆等10人结拜兄弟时的酒席: "叫人把猪羊卸开，鸡鱼果品之类整理停当，俱是大碗大盘摆下两桌。西门庆居于首席，其余依此而坐，吴道官 侧席相陪。。。在庙留连痛饮，散时也有二更多天气"。书中的山东临清县，是当时全国十一个大钞关之一，"由嘉靖中叶以抵于今，流风愈趋愈下，惯习骄吝，互尚荒佚，以欢宴放饮为豁达，以珍珠艳色为盛礼" 。明代这里经济繁荣，人们消费欲望提高，对饮食方面也是更为讲究。
《金瓶梅》剧照
西门庆家是一个集不法商人与小官宦于一体的家庭，并非世代簪缨之家。因此他家的宴饮带着一定的市井普通人家风格。西门庆家的主食多以包子、馒头、烧饼、面条、馄饨、米粥为主，这都当时普通人家的常见主食。但是西门庆常与官府以及大商人打交道，所以在宴请这些人时，又极尽奢侈铺张之风格。这些宴请中，不仅有美味佳肴、琼桨玉液，还有伶人歌舞相伴，桌上也摆置一些插花装饰，
"一筵之费，多至数十金；饰一时之现，须臾尽为弃物。"虽然自古就有"食色性也"之说，但明代自朱元璋始，一直是把理学奉为教化民众的正统，并不提倡奢侈之风。《金瓶梅》以明代后期坊间闾巷的生活实际，向人们阐明正常的饮食之欲是人之本性，不仅不能灭，而且也不应灭；另一方面又通过对奢侈骄逸的描写，批判过渡追求口腹之欲的可耻，揭示过渡纵欲必然会灭亡的深刻道理。
《金瓶梅》的可贵，就在作者敢于挑战世俗，大胆将"色"与"食"交织起来，形象地诠释"食色性也"。书中多次出现"香茶"一词，这里的香茶是指放置了春药的茶。西门庆天天要吃"酥油白糖熬的牛奶子"，潘金莲给西门庆煮的茶，是用芝麻、盐笋、栗丝、瓜仁、核桃仁煮成的，号称"海青拿天鹅"。西门庆宴请朋友，最后总会有一道"闻着喷鼻香，吃了到口，犹如饴蜜，细 甜美味，不知甚物"的衣梅，这是将多种药料和蜜炼制后滚在杨梅上，外用薄荷、橘叶包裹制成的美食。
书中还有很多带着挑逗性的食物。王婆向西门庆推荐的"拖煎河漏子"、"软巴子肉"都跟性有关，作者看似随意，其实用心良苦。兰陵笑笑生以"纵欲"嘲弄程朱理学，也以"纵欲"伤身劝诫世人。
明代鲁菜与徽菜
山东菜又称鲁菜，讲究食具、食礼、食法、食趣，是视觉、听觉、味觉、嗅觉全方位的立体的享受。《金瓶梅》可称得上是明代山东市井食谱大全。
《金瓶梅》中，既有海参、鲍鱼、对虾、黄河鲤等鱼菜常见食材，又有以爆、炒、烧、烩、 扒、拔丝等为特征的鲁菜烹饪手法。西门庆食用过的"螃蟹鲜"，是由"四十个大螃蟹，都是剔剥净了的，里边酿着肉，外用椒料、姜蒜米儿、团粉裹就，香油煠酱油醋造过，香喷喷酥 脆好食。"这道菜运用了剔、剥、酿、裹、煠、造等手法，巧妙别致，层次多元，技法绝妙。小说中宋蕙莲做的猪头，只用一根柴禾，"那消一个时辰，把个猪头烧的皮脫肉化，香喷喷 五味俱全。"
《金瓶梅》中还出现过各种面食点心，蒸饼、卷饼、 烧卖、包子、酥皮、烙饼、馒头、馄饨、水饺应有尽有，各种茶饮也是极尽周全，既有绿茶、红茶，也有各种果味茶、蔬菜茶，茶里还可放盐、芝麻、果子、芫荽、芝蔴，都体现了明代人对茶的创新。
《金瓶梅》的故事发生地在山东，但里面的城镇布局、方言口语、建筑园林、商业文化和饮食文化，都是以徽州为蓝本的。所以《金瓶梅》不仅是山东饮食文化的反映，也是徽州饮食文化的代表。
中国地大物博，南北饮食习惯有着很大的差异。北方以面食为主，南方以大米为主。西门家日常以大米为主食，且不在产粮的当地购买，而是要从千里迢迢之外的杭州用船运回来，作者用这种隐晦的描写，反映的是明代徽州富商大贾奢侈的饮食文化。
徽州饮食文化中，礼仪繁琐。拿寿筵来说，除了必备的寿面、寿桃外，还要从头到脚置办新衣，每位来宾也要向主人送上包括寿酒和鞭炮在内的"四色礼"。西门庆为李瓶儿祝寿时，置办的就是寿面、寿桃、寿酒、织金新衣，"许多亲朋都要来递果盒酒、鞭炮红服"，这些都与徽州的习俗一致。
在徽州饮食文化里，酒宴分 "吃看桌席"和 "吃平头席"。 "吃看桌席"规格较高，菜肴既能吃又能观赏，席上的糕点铺都制作成山水楼台、寿星人物等景物。《金瓶梅》中，西门庆为了拍宋巡按、蔡御史的马屁，"预备大桌面酒 席，摆二张吃看桌席，高顶方糖，定胜簇盘，十分齐整。"
西门庆家食用的大米都是"白生生的软香稻粳米" ，爱吃的是"绿荳白米水饭"， 这是徽州地区用流行的用冷饭加绿豆加水煮成的稀饭。
在《金瓶梅》中，徽州的土特产出现频率极高。《金瓶梅》第 52回写到: "一盒鲜乌菱，一盒鲜荸荠，四尾冰湃的大鲥鱼，一盒枇杷果。"这些都不是山东的出产，而是山谷众多，溪流纵横的徽州的特产。就其中的枇杷来说，万历年间徽州的三潭枇杷闻名全国，但枇杷不能长期保存，能运到山东非常不易，所以西门庆周围的人对这种枇杷感到十分稀奇。鲥鱼更是长江三大名鱼之一，属于海产鱼类，春季到长江、珠江、钱塘江产卵。徽州处钱塘江上游，故出产鲥鱼。但鲥鱼产量低，出水即死，也极易变质，所以书中应伯爵说: "江南此鱼，一年只过一遭儿!"
饮食文化与理教的关系
晚明是一个放纵的时代，"人情以放荡为快，世风以侈糜相高"。晚明著名思想家李贽公开宣称: "如好货，如好色，如勤学，如进取，如多积金宝，皆其所共好而共习，共知而共言，是真迩言也。"
在所有的欲望中，食与色联系最为密切。《金瓶梅》中总是把饮食与放纵紧密相连，西门庆玩弄女性时，常伴有美酒佳肴。西门庆与潘金莲勾搭成奸，便是"三钟酒下肚，烘动春心，又自两个言来语去，都有意了" ；勾搭李瓶儿 也是"安排一桌齐整酒肴果菜，壶内满贮香醪，你一杯，我一盏吃来吃去，吃的妇人眉黛低横，秋波斜视。"
《金瓶梅》开头便议论了"酒色财气"四者之间的关系，在《金瓶梅》中，无论是行贿受贿，还是经商买卖，都离不开吃喝。在"西门庆枉法受赃"这一回中，西门庆收了苗青一千两银子帮其脱罪，于是将夏提刑请到家中，
"摆下各样鸡、蹄、鹅、鸭、鲜鱼，吃酒的各样菜蔬出来，小金钟儿，银台盘 儿，慢慢斟劝。饮酒中间，西门庆方提起苗青的事来"。晚明社会的现实与小说中是一致的。饮食与权力、财色通过欲望自然而然地联系在一起。当时的商品经济虽然有所发展，但在权力面前，商人的地位还是较低的。晚明社会的许多方面虽然已经发生了变 化，但像饮食礼仪这样一些由来已久的行为规范， 却还继续为人们所遵循，即使如西门庆之流也不 能例外。
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从禁欲到节制、又从节制到纵欲的演进过程。以"纵欲"的描写去批判"纵欲"的《金瓶梅》，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代人生哲学的演进和文人士大夫生活情趣的变化，其中也包含了对理学深刻的批判。封建文人的饮食文化，不仅重视食物的色香味形，而且强调礼制法度，在饮食过程中体现文人的审美情趣、道德观念、价值标准。
《红楼梦》中也有大量的"色"与"食"并写，但的目的并不是对"纵欲"津津乐道，而是辛辣嘲讽腐朽的封建贵族寡廉鲜耻，预示着他们的必然灭亡。《红楼梦》中的宴饮是用来显示人物性格、表达作者的爱憎，通过"四大家族"的餐饮文化，表现贾府盛极而衰的巨大反差。《红楼梦》是爱情的梦，也是饮食的梦。
饮食文化中"欲与理"的矛盾冲突
《金瓶梅》的成书时间不晚于万历中期，此时正是王学左派思潮盛行的时期。我们不难发现王学左派所给予《金瓶梅》的影响。《金瓶梅》立意是"独罪财色"，但又流露出对人的主体意识的肯定和赞赏，这正是王学左派思想的具体具体表现。
“王学”强调人的主体意识，主体意识便包括了人的欲望。《金瓶梅》受到王学左派的影响，看到了人的主体意识、人的欲望的强盛，展示了"欲与理"的矛盾，这是文学创作中的一种突破，因为它赤裸裸地将人们本性中的原始欲望挖掘了出来。但对这种欲望如何认识和处理，《金瓶梅》又退回到了传统伦理道德的樊篱之中，显示出了很大的局限性。
王学思想强调人的个体人格平等、尊严和独立，提出了"尊身立本"之说: "身与道原是一件。至尊者此道，至尊者此身。尊身不尊道，不谓之尊身；尊道不尊身，不谓之尊道。须道尊身尊，才是至善。"王学对人的价值高度重视，维护个人生存的权利、人格的尊严，认为"人之好贪财色，皆自性生。其一时之所为，实是天机所发，不可壅阏之。" 这种思想肯定人的自然性情，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看成是平等，主张把人们从严酷的传统和名教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也就是"不必矫情，不必违性，不必昧心，不必抑志。直心而动，是为真佛。酒色财气，一切不碍。"
兰陵笑笑生写作《金瓶梅》的前后，正是中国饮食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金瓶梅》描述的明末广大中下层市民的饮食状况，是兰陵笑笑生用来托物寄情的道具，它肯定了欲望的合理性，表现出独特的美学风格，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也具有一定的时代积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