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因為各種不確定，如今威姆斯、瓊斯、弗里曼等外援已經回到美國，未來究竟能不能再回來，回來之後還是否會進行14天的隔離期，而一些球隊也相繼放假。
新冠疫情在全球的蔓延，讓體育產業受到了極大衝擊，至今足球和籃球主流聯賽仍處於停擺狀態，降薪，似乎成了止損的重要措施。
尷尬的降薪協商
日前有一份關於降薪的“神秘文件”在各中超俱樂部流傳，為什麼說是“坊間”？因為這份文件不是由中國足協下發的，而是隻在中超俱樂部之間傳閱，“大概意思就是讓我們看看，提出自己的意見。”相關中超俱樂部負責人表示。
這份文件有兩份方案，其核心部分是“薪酬調整指導性建議”，無論哪個方案都把球員和教練員的減薪標準定在了“不低於30%”，只不過發放的方式不同而已。
但有些尷尬的是，這個徵求意見文件在4月18日產生，到今天已過去7天，並沒有一個明確的共識，除了涉及面較大，眾口難調外，這份文件只是倡議，並非強制性，俱樂部很難與球員教練談。
這不禁讓人想到CBA公司高管此前的降薪。4月14日，CBA公司官宣中高層管理人員將採取降薪15%-35%的舉措，以應對疫情帶來的衝擊。同時CBA公司表示，希望以此次降薪為起點，帶動全聯盟友好協商降薪，減輕俱樂部運營壓力，確保CBA每一個參與者平穩度過疫情。
CBA降薪太困難
可是和中超一樣，CBA所謂的協商降薪也是一個偽命題。
首先，CBA並沒有相關的規定來應對不可抗力事件發生時，對球員和教練工資的調整。而在歐美職業聯盟之中，從勞資協議乃至國家法律，均有不可抗力導致聯盟停擺時，資方有權降低勞方工資的規定，比如西甲聯賽，俱樂部可以根據相關法律條款對球員強行降薪，大牌如梅西等只能主動降薪。NBA的球員工會雖然強勢，但也不得不依照條款與資方就降薪的百分比進行協商，不管降多少，降薪是肯定的。
但在CBA沒有相關的規定來應對突發事件產生後相關的降薪舉措，官方也沒有制定統一的降薪標準，“無法可依”讓CBA公司只能通過先對高管降薪，以此帶動各俱樂部降薪。俱樂部也只能與球員之間進行友好協商，並不能強制執行，至於協商的結果如何，恐怕很難盡如人意。
其次，CBA俱樂部收入構成不同。在CBA，像門票收入、電視轉播、周邊產品等產生的收入，對於俱樂部來說所佔比重並不大，這也是CBA與職業化成熟聯賽的差距所在。
而CBA俱樂部的收入主要是投資人的投入，而這個“投資人”有些是如北京首鋼這樣財大氣粗的國企，籃球俱樂部的收入只佔投資人產業的很小一部分，所以正常發放工資是沒有問題的，也就談不上降薪。遼寧男籃高層就明確表示，不會對球員降薪。
第三，球員工資結構不同。在CBA一些本土球員簽訂的是保障性合同，外援在度過了“試用期”之後也轉成了保障性，深圳男籃的弗里曼因為疫情期間仍然留在中國，俱樂部為了表彰他的忠心還為其漲了工資，不可能剛漲工資就降薪，這顯然有些說不過去。
在疫情期間，本土球員也沒有耽誤訓練，大家在一起集訓了三個多月，都在正常打卡上班，“全勤獎”沒有，還要降薪，俱樂部很難跟球員開這個口。還有外援，像林書豪、威姆斯、莫泰尤納斯等接到俱樂部通知立馬冒著被感染的風險趕回，還度過了漫長的14天隔離期，對於這些外援降薪的話，會極大影響CBA的形象和美譽度。
俱樂部真正訴求不是降薪
其實最為重要的是，無論對CBA還是中超，球隊的根本訴求不是降薪，降薪也不會解決俱樂部的根本問題，儘快確定開賽時間才是關鍵所在。
一些CBA俱樂部負責人表示，希望能夠儘快有一個“打”還是“不打”的時間表，或者說如果開打，究竟要不要使用外援。“外援工資非常非常高，幾乎佔了俱樂部一半工資，如果早早止損，每傢俱樂部至少能省下3000萬左右。單純通過球員降薪來解決這麼多矛盾根本不可能，球員自己練得也迷茫。”一位俱樂部負責人抱怨道。
林書豪也在接受美國媒體採訪時表示，CBA遲遲沒有確定重啟的時間，讓俱樂部有些進退兩難，“我們要等到6月才能決定是否能在7月進行比賽，現在仍處於困境中。”
正是因為各種不確定，如今威姆斯、瓊斯、弗里曼等外援已經回到美國，未來究竟能不能再回來，回來之後還是否會進行14天的隔離期，而一些球隊也相繼放假。這其中傳遞出來的信號已經不太積極。
遼寧男籃俱樂部總經理李洪慶建議，CBA重啟的話可以使用全華班。他的這一提議被納入了CBA重啟方案的考慮範疇。
然而，俱樂部希望CBA公司做出的明確重啟時間和指導意見，至今仍然不見蹤影，所有人都只能繼續無盡地等待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