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是人才，在任何時代、任何時候都可用，並沒有此時不能用而彼時能大用之說。唯一能說得通的是，太祖行事，殺伐決斷，雷厲風行，而方孝孺是實實在在的儒家子弟，講究以仁治天下，是一位比較死板的真書生，可能在有些事情上還不知變通，與太祖的理念不同，這樣的人雖有才，但在國初天下方定之際，卻是不合適的。
方孝孺號遜志，從此名號中亦能窺得一二。何為遜？退避、退讓也，大有遠離志向，不再追求功名之意。那麼這位不想考科舉的書生，果然致仕無望了嗎？
十年後，也就是洪武二十五年，方孝孺再次被舉薦，此番太祖雖也沒讓他當官，卻給了份差事——漢中教授，給眾生員授課，倒也是人盡其才了。
及至建文元年，許是建文帝受其父朱標影響，調方孝孺作翰林侍講，次年，又擢為侍講學士。凡有要事，建文帝必尋方孝孺商量。方孝孺這才真正走到了權力中心，踏上了政治舞臺。
毫無疑問，方孝孺對建文帝是心存感激的。何謂知遇之恩，建文帝給予方孝孺的便是。後來，方孝孺“殺身以成仁”，算是對建文帝湧泉相報了。
靖難之役中，方孝孺發揮了巨大作用，建文帝對方孝孺幾乎言聽計從。不過，抵禦朱棣叛亂的這一年，足以證明太祖的眼光是毒辣的，他沒看錯人。方孝孺有才，但只是文才，而少謀略，不妨來舉個例子。
建文三年五月，叔侄間正展開拉鋸戰，方孝孺看到朱棣二子性格迥然不同，世子朱高熾性仁厚，而朱高煦則多謀，便想了一計謀，對建文帝道：“燕賊朱棣有二子，朱高煦狡黠多謀而受到朱棣寵愛，朱高熾世子之位岌岌可危，不妨施以離間計，教他們內部混亂。”
建文帝覺得可行，遂起草書信，差錦衣衛千戶張安攜書前往燕世子朱高熾府邸，意圖使燕軍內亂，從而反擊朱棣。
那麼此計好還是不好呢？不好，十分的不好。
但凡有些腦子的人都能想明白，朱棣的奪位行為何其危險也，那是造反啊，是不成功便成仁的事，是時起兵沒幾個月，大夥兒的腦袋還別在褲腰帶上，連性命都難保，世子之位重要嗎？
方孝孺顯然是史書看多了，將太平盛世時宮裡爭權奪位的那一套照搬到了戰時。朱高熾收到那封信，連拆都不曾拆開，便將張安及書信一併交給了朱棣，方孝孺之計失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