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根
新冠的全球大流行，導致各個國家政府不得不出臺各樣的政策以應對。
從抗疫的角度，中國無疑做的比歐美好太多。儘管在初期有很多不理解的聲音，包括西方世界站在所謂的人權、民主這些飄渺的意識層面來批評中國政府的管控措施。顯然，從現在的結果來看，中國政府採取一系列舉措及時應對，僅在兩個月內便有效遏制了疫情進一步蔓延，現下，人們的生活也逐漸迴歸正常。反觀歐美，依舊處於緊張的局勢中，世界確診人數仍在爬坡，拐點尚未到來。
中國各省在第一時間啟動衛生事件一級響應，口罩更是在疫情尚未蔓延開便已售罄，人民自覺居家隔離。
而在疫情初發時，已經火燒眉毛的歐美，西方人卻還能堅持不戴口罩，意大利一議員在議會上戴口罩甚至遭到群嘲，怒摔話筒。西方也流傳著“這不過是一場大型流感”“致死率不高，沒事我不會掛”的言論，儘管這些言論在國人眼裡足夠匪夷所思。
而從社會的承受能力看，似乎又是一番理解。如果中國因為疫情而付出巨大的生命代價，人民可能接受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這從方方日記走紅就能讓我們看出，我們習慣於將責任甩鍋給政府。比如在武漢傳出醫生拿垃圾袋當防護服的照片時，網絡掀起一片聲討式的輿論；武漢一個社區在有領導視察時居民從窗戶喊“假的假的”，那聲音幾乎震動了整個中國互聯網。而在歐美，醫護人員沒有口罩照樣要靠自己想辦法解決，照常堅持上班，覺得這些都是屬於自己要承擔與要面對的事情。
面對疫情，歐美社會卻能承受如此大的生命損失，以及如此大範圍的感染。即便這樣，他們的政府支持率還在上升，人民對政府的抱怨非常有限。
有網友調侃稱“第一次深刻感受到中西的差異，竟是因為一場病毒”。那麼，在面對疫情時，各國家抵抗疫情與人民對疫情的反應的差異是否有跡可循？追根溯源，我們能發現什麼？
差異現象淵源已久
差異現象的產生可以歸因到中西思維方式的差異，人類的思維是在生產實踐活動作用下人腦發展到高級階段的機能，是人類歷史長期發展的產物。
一個民族將長時間以來對現實的認識凝聚成經驗和習慣，藉助語言形成思想，又賦予思想以一定的方式，就形成了這一民族特有的思維方式，思維方式是溝通文化和語言的橋樑。
一方面思維方式體現於民族文化的所有領域，包括物質文化、 制度文化、行為文化、精神文化和交際文化，尤其體現於哲學、科技、文學、美學、藝術以及宗教、政治、法律等生產和生活實踐中，思維方式的差異正是造成文化差異的一個重要原因。另一方面，思維方式又是語言生成和發展的深層機制，語言又促使思維方式得以形成和發展。
不論我們在哪，瞭解中西思維方式的成因都有助於我們更好地理解當下發生的現象。
東西方哲學傳統的不同孕育了不同的思維方式，一般認為東方哲學源於儒道兩家的思想，西方哲學則以古希臘哲學為發端。東方哲學所關注的是天地人之間的和諧運行，一種實用的社會秩序，是以自發的經驗形式為方法的經驗思維，而西方哲學以純知識的本體論追求為目的，是以純粹的語言、數據分析為方法的理性思維。
我們從中西方世界所發展出來的醫學層面就能看到，中醫以把脈講究綜合治理為考量，西醫直接了當依靠儀器設備的數據化點對點解決問題。所以東西方哲學對知識的認識有很大分歧，東方哲學注重實踐，儒家有 “訥於言而敏於行，即學習的目的不在於知識本身，而在於如何指導實踐，是典型的實用主義的思考。
反之，從柏拉圖到亞里士多德，都拒絕把感觀直覺視為知識，而只承認由理性獲得的知識，認為只有“理念”才是哲學所應該關心的真理。換句話說，西方哲學注重的是“理論”性的純粹知識，這種知識唯有通過純粹的語言分析才能獲得。比如我們的哲學在討論的時候談論道生一，一上二，二上三，三生萬物這些問題；而西方的哲學更為直接了當，上來就問我們從哪裡來？要到哪裡去?這種文化與哲學思想就塑造了不同的思維方式。
此外，中西民族的思維方式受經濟制度的影響恆久而深刻。
中國的傳統經濟是典型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春秋戰國後隨著私有制而產生，缺乏了對外界的聯繫，導致視野狹窄，思維閉塞。在這種農業社會中，人們 意識到豐收離不開風調雨順，生存離不開自然的恩賜，進而悟出了“萬物一體”“天人合一”的意識。
不像西方那樣以自然為認識對象，而是把自然人化，或者把人自然化。使思維對象指向自身而非自然，所以中國傳統思維注重內向自求。
在封建君主專制下實行的是“家國同構”的政治制度，即家庭、家族與國家共治的理念，家族是家庭的擴大版本，國家是家族的擴大版本，這是一種延續了幾千年的社會治理文化。一種以家庭倫理道德規範外推為國家統治秩序，這樣的觀念又使人們在群體行動中容易服從某些特定的權威，不擅長堅持個人的權利。這種“農業文明性格”也造就了東方人注重倫理道德，以求同求穩為處世原則。
於是就有了疫情肆虐的一開始，中國政府以強有力的手段形成人民的社交隔離，求同的傳統也讓我們在疫情防控裡面服從指揮，分頭分批做好部署下來的事情，並且民族凝聚力更強，使得物資、人員等方面都能迅速集結。
東方人求穩的傳統則體現在疫情防控裡，人們更加珍惜生命，做到不外出，自覺隔離不接觸，保障了個人財產和生命安全。
西方經濟發源於希臘半島及其附近沿海地區的手工業、商業、航海業。這也引起了古希臘哲學家對天文、氣象、幾何、物理和數學的濃厚興趣，逐漸形成了西方注重探索自然奧秘的科學傳統。
隨著手工業的發展，更加註重加工程序、技巧的分析，到了近代，西方試驗科學迅速發展，與此相適應的思維方式便具有很強的實證性。特別是工業革命以來，由於受到大工業生產方式特有的組織性、科學性、民主性的陶冶，“公平理論”“自我實現理論”“競爭精神”是西方人思維方式的典型特點。這種“工業文明性格”造就了西方人有較強的鬥爭精神和維護自身利益的法律意識，以獨立、自由、平等為處世原則。
這樣就解釋了美國一開始令人匪夷所思的操作，美國總統特朗普先是反對封鎖，接著又宣稱計劃在復活節前重啟美國經濟，還暗示會解僱衛生專家福奇。先保經濟再保人，結果經濟沒保住人也岌岌可危，最後不得不兩頭兼顧，手忙腳亂，推翻了以上的全盤決定。
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
中西思維差異中，較有趣的是有關“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這兩個概念的分佈差異。研究發現，西方人中個人主義者更多，而來自印度、日本和中國等國家的亞洲人中，集體主義者更多。
在很多情況下，兩方的差異非常明顯。當被問及有關態度和行為的問題時，生活在更個人主義的西方社會的人們，傾向於將個人成功置於集體成就之上，這反過來也激勵人們尋求更多個人尊重，追求更多個人快樂。這在電影文化中我們就能體會到，美國大片基本上以塑造與傳遞個人英雄主義為主線。而我們則不同，吳京拍了《戰狼2》，將個人英雄主義和集體主義融合了一下，稍微對個人英雄主義突出了一點，就招致一片罵聲。
但是，西方這種對自我肯定的渴望也表現為過於自信的特質。許多實驗都證明，被劃分為“來自西方、受過良好教育、積極進取、有錢、有民主思想的”人群的實驗參與者更容易高估自己的能力。比如，當被問及其自身的能力時，94%的美國教授聲稱他們的能力“高於平均水平”。比如，特朗普總統會很自豪的認為自己是智商最高，而且很有醫學造詣的人。
慘痛的疫情也讓我們看到個人主義的弊端方面，西方講個人主義或個體主義，這是把人孤立，由此尊重個人的生命抉擇。其實，對西方國家的奠基者而言，個人主義最重要的不是對個人權利的保護，而是對個人成長的高度重視，是社會性的對個人的殘酷歷練，是個人對自己的行為後果承擔終極的責任。
一個人生活的好不好，首先、最終是個人的責任，不能怨天尤人，不能怨父母，不能怨國家政府。所以，在美國，疫情是天災，政府只要拿出力所能及的手段，幫助個人渡過難關，人們就可以接受。這就是為什麼，特朗普那些中國人看似軟弱無力的針對疫情的舉措，卻帶來了民意支持的節節升高。
個人主義的軟肋是，個人無法為社會結構性問題承擔責任。普遍的個人生活災難如果是社會結構性問題引起的，再讓個人承擔責任，就是掩耳盜鈴了。
疫情衝擊之下，西方的做法恰恰是，他們的防控舉措沒有去針對社會的結構性問題，還是停留在，用市場化的、漸進式的、普通疾病處理模式的簡單擴大的方式，來解決問題，把一部分甚至大部分社會結構性問題，如高昂的治療費用、社會的不平等導致的醫療上的差別對待等等，推給個人承擔。
最終這種片面發展的個人主義，儘管在激活個體創新力上有一定的優勢，但也給社會的整體治理帶來了難度，尤其是在應對流行病方面。
相比之下，更偏向於集體主義的東亞人的特點是更大程度的服從與尊重集體行為。
中國的文化傳統，也決定了中國作為整體處於世界之中是一個更為集體主義的民族。研究發現，高集體主義的個體在知覺到病毒易感性越高時，反而有較低的排外傾向，而排外傾向往往是心理威脅反應的成分之一。
這就表明，高集體主義者在面對病毒時有較低的心理威脅感或行為反應，即集體主義的文化傾向提高了人們知覺到的保護效能感，集體主義者會認為集體能保護自己的安全，雖然這種保護可能只是集體主義者的想象而非真實情況。
集體主義緩衝和消減了易感性對排外反應的影響，使人們有更高的心裡安全感和穩定感，這對疫情下人們的心理健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
集體主義也更易於人們的團結和行動，在中國疫情爆發之時，有人哭喊、有人訣別、也有人在逆流而行。作為一個世界第二的經濟大國，為了控制疫情，一聲令下，所有企業全體停工，14億人自覺禁足家中。
6000名醫護精英從祖國四面八方飛向武漢。前線的醫生不遺餘力地搶救患者，後方各地基層工作人員風裡雨裡堅守崗位，普通百姓用自己的方式幫助祖國度過難關，從民間自發組織捐贈物資到網絡上一個個轉發鍵堆砌的幫助。全民戰疫，守望相助，成為了集體主義的生動寫照。
思維差異迴歸科學理性
但從思維方式到文化政治的差異，時至今日，我們不得不承認，我們已經是作為人類命運的共同體而存在與地球之上，無論是中西方哪一個文明受到傷害，我們都會被波及。
疫情無國界，我們不應該幻想疫情改變世界格局，國家實力的提升沒有捷徑可走，唯有在不忘本的前提下，尊重個人理想，尊重文化多樣性，解放個人文化特質，解放科技並提升科技實力。
以祈禱來驅散病毒、以殺貓來消滅鼠疫、以板藍根來治療怪病、以偏方來求得心安……不科學的防疫措施和應對方法非但不能遏制疫情，甚至可能加劇傳播、傷及更多生命。
相反，19世紀下半葉現代微生物學的發展及科赫法則使得眾多的傳染病得以明確病原體和傳播途徑，一方面為針對性的防疫措施提供科學依據，另一方面也為疫苗開發提供基礎。
20世紀中葉以來發明的抗生素、重組疫苗和抗病毒藥物更是極大豐富了人類防治傳染病的手段，顯著降低了眾多傳染病對人類社會的威脅。
此外，科學精神也發揮了巨大作用，比如1796年詹納正是通過細緻觀察、理性分析和嚴謹試驗的科學精神而發明牛痘疫苗，又如1854年英國倫敦爆發的霍亂中，斯諾首次通過流行病學調查即地圖標記的方法確定傳染源為一口水井，隨後水井的封閉大大緩解了疫情。
歷史已經證明，不論是東方的社會治理體系，還是西方的社會治理體系；不論是東方的集體主義精神，還是西方的個人英雄主義精神，在流行病面前都只有一條共同的道路，那就是現代科學及理性嚴謹的科學精神才是人類戰勝瘟疫的最有力武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