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根
2020年新冠疫情等風險事件的頻發，在重創全球經濟的同時，帶來了危機也孕育著新機。疫情加速了數字經濟發展，推動社會進入數字化新時代。
以數字技術為核心的通用信息技術正在全球範圍內推動新一輪技術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刻影響著價值創造的方式。數字經濟已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基本形態以及未來經濟發展主要動力，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關於“數字化”和“數字經濟”的討論，也正在形成一個龐大的敘事星座。
當前，全球各個行業和企業都正在經歷數字化轉型。通過利用數字資產，企業可以開發新的應用程序，擴展新功能，開拓新思路，以更快、更高效、更可靠的方式探索新的創新領域。積小流以成江河，數字化每前進一小步，都將對整體經濟發展產生重大影響。
在這樣的背景下，建立對數字經濟的正確認識至關重要。這意味著，要緊跟數字經濟變化發展，更科學地認識數字經濟基本面，制定更清晰的戰略定位，推動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發展。
數字經濟邁向新時代
疫情無疑是2020年數字經濟發展的最大變量。
作為一次危機，疫情重創了全球經濟，造成多個國家金融危機以來的最大失業人口，全球供應鏈、企業存活、政策應對乃至社會意識形態均面臨大考。
作為一次新機，疫情的場景轉換加速改變了個人及企業的生產生活方式，催化出數字經濟的加速進化與重心下沉，數字經濟邁向新時代。
一方面，疫情擴大了社會對數字經濟需求與模式創新的適配程度，以非自然演進的方式推進了各行業同步數字轉型。
疫情前，伴隨著消費互聯網的充分滲透，流量紅利已趨於飽和。而對於產業互聯網來說，企業對產品與模式的黏性高，試錯成本高昂，需求難以快速迭代。儘管數字轉型有助於企業提效降費，但考慮一般場景下，改革傳統的企業架構具有高額的隱性成本。並且，改革成本與企業的成熟穩定性成正比，使得產業互聯網的數字化轉型推進並不太順利。
而當疫情迫使人們首次完全從物理世界中脫離時，在疫情管控的特殊場景之下，迫於現金流壓力的企業，企業不得不主動尋求變革，將工作場景向線上遷移，儘可能減少對收入端的負面影響。
此外，企業搭建的數字化運營平臺具有可持續性，在疫情結束後群體擴容仍將至少持續2至3年，形成新的路徑依賴。企業傳由導至個人，在線辦公與在線銷售等數字化運營模式的建立，也將推動個人非接觸服務消費下沉的持續。
另一方面，疫情加速了全球產業互聯網布局，圍繞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5G等新基建領域的投資力度逐步加大，為全球數字經濟注入可持續增長動能。
事實上，數字技術塑造了全球經濟發展格局，但數字技術的影響力才剛剛萌芽。過去十年中，互聯網（尤其是移動互聯網）推動了消費行為和體驗的數字化轉型，從購買渠道到付款流程，數字顛覆和跨行業影響已成為新常態。然而，這依然只是數字化的開端。
此前的數字經濟中，數字技術依然為流程系統中單一的支撐性角色，比如裹挾於智能手機的APP革命，嫁接於4G網絡的短視頻爆發。而疫情防控無差別地造成物理隔離，推動數字經濟技術的集體進化，將單一的支撐性角色轉變為決策系統中的戰略性角色。比如在消費互聯網領域，移動支付、短視頻、直播、網購等多重模式的疊加，迸發出直播帶貨的新機遇。
與此同時，隨著雲、大數據、物聯網和人工智能逐漸融入企業的核心流程和管理系統中，技術共振的乘數效應將企業加速推向智能時代，企業數字化和智能化水平不斷提高，又進一步輻射至整個行業以及跨行業的供應鏈上。
其中，水平渠道是說一個企業的創新帶動更廣的範圍內提升生產力。比如，銀行和金融科技初創企業大舉投資區塊鏈技術和即時支付機制，最終為整個金融服務領域都做出了示範。顯然，無處不在的聯網計算機意味著各行各業都將越發依賴技術和數據。
垂直渠道則是數字產品和服務生產力的提升沿著供應鏈從生產者傳遞到用戶。2012年，亞馬遜網絡服務（AWS）在澳大利亞創立了第一個數據中心，負責向澳大利亞市場提供雲計算服務，幫助澳洲企業降低技術投資成本。隨後，AWS 及其他雲提供商不斷進行投資，以改善企業的數據中心工程。由於每項新投資都能減少單位成本，並將減少的成本沿供應鏈延伸。因此，這也讓更多行業從中獲益。雲的出現幫助澳洲企業提高了產品和服務上市能力，並將生產力的提高沿著供應鏈向下傳遞。
顯然，數字技術的影響已不再侷限於某個企業或行業結構。疫情加速了全球產業互聯網布局，將數字經濟帶入下半場，因而能助力多元化、全聯接的企業提高效率，為全球數字經濟注入可持續增長動能。
數字競爭的未竟之路
數經濟的增長已成為一種真正的全球化現象。可以預見，除了在總量方面規模會進一步擴大，數字技術的擴散程度或滲透度也會進一步提高外，數字生態競爭將會成為主流的趨勢，數字安全的底線意識也將進一步強化。
事實上，疫情之外，今年的特殊還在於——今年不僅是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和“十三五”規劃收官之年，也是“十四五”規劃謀篇佈局之年。站在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和兩個五年計劃歷史性交匯點上，對於全球和中國數字經濟發展趨勢和方向的研判，探討研究創新性和包容性的政策框架，對於數字經濟的健康發展至關重要。
其中，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更是針對“加快數字化發展”作出全面部署，要求“推進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推動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數字產業集群”。
顯然，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各領域的深度融合所帶來的生產效率的提升以及生產模式的改變，將成為產業轉型升級的重要驅動力。然而，我國產業數字化依然處於發展初期，尤其是先進製造領域數字化應用程度亟待提高。
讓經濟走上高度數字化的道路並不簡單，而政府的數字經濟戰略更是
無章可循。這也提示我們，在新數字化時代，需要採取更全面、主動的舉措發展數字經濟。這意味著政府在制定數字化戰略時，應綜合考慮技術能為經濟活動各領域帶來的潛在收益以及面臨的阻礙。事實上，在產業數字化轉型的發展路徑選擇上，數字化轉型過程當中面臨許多現實困境：新事物的出現對傳統的運行和監管方式帶來了衝擊，體制機制壁壘眾多，這也令企業的轉型之路尚不清晰。在技術層面上我國技術基礎比較薄弱，技術儲備不足。目前的數據治理缺乏手段，對數據要素如何進行採集、存儲、管理、共享依舊有待解決。
這也提示我們，對於數字經濟的下半場，首先就是要全面考量國內數字經濟發展的優勢和不足，制定最符合本國國情的數字化戰略。在政府層面，一是強化頂層設計，發展路徑的探索需要頂層設計來給企業做相應的指導；二是強化數字管理和數字立法；三是構建公平開放的市場環境；四是完善數字化轉型公共服務體系。
在產業層面，要推動數字產業化與產業數字化，以數字產業化構築新型數字基礎設施，以產業數字化帶動實體經濟融合發展。在企業層面，企業的發展重點在於：提升數字化轉型能力，加快組織結構變革，調整管理機制，加強數字人才的培養。
數字經濟以非排他性的數據為生產要素，能夠打破邊際遞減效應的瓶頸，為經濟的持續增長提供動能，是全球經濟走出存量博弈邁向升維競爭的良方。當前，全球各個行業和企業都正在經歷數字化轉型。在這樣的背景下，更應建立對數字經濟的高乘數效應清醒而正確的認識，從而構成數字與實體經濟適配的帕累托最優狀態，在升維競爭中佔據高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