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力量辦大事是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顯著優勢。正是因為有這個顯著優勢，中國才能成功破解許多發展中國家難以破解的難題，黨和國家事業才能在新時代發生歷史性變革並取得歷史性成就，才能創造世所罕見的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兩大奇蹟。在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鬥爭中，“中國之治”的這一獨特優勢得以充分彰顯。
領導核心堅強有力
確立和維護領導核心是馬克思主義政黨成熟的顯著標志。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在論述人類社會發展規律和無產階級政黨建黨原則時深刻闡明，統一的組織領導使人類社會得以成為有機體和共同體，這是社會化大生產條件下人類文明演進和政黨建設的必然邏輯。馬克思、恩格斯在總結巴黎公社失敗教訓時指出，沒有能夠形成眾望所歸的領袖核心，沒能建立起力挽狂瀾的權威領導，是導致巴黎公社革命失敗的重要原因。馬克思主義政黨成熟與否的顯著標志，就在於是否形成了能團結帶領全黨前進的堅強領導核心，因為沒有權威，就不可能有任何的一致行動。中國共產黨的奮鬥史在某種意義上也是確立和維護領導核心的探索史，這體現了馬克思主義建黨學說理論邏輯與中國共產黨奮鬥實踐歷史邏輯的有機統一。遵義會議後，中國革命事業之所以轉危為安，中國革命面貌之所以煥然一新，就緣於我們黨開始形成堅強的領導核心。新中國成立後，從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一條重要的歷史經驗就是堅持核心領導。鄧小平指出：“任何一個領導集體都要有一個核心，沒有核心的領導是靠不住的。”（《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0頁）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胸懷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全局，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在領導開展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中推動黨和國家事業發生歷史性變革、取得歷史性成就，成為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這是歷史、人民和實踐的選擇。“兩個維護”既是對馬克思建黨學說的堅持和發展，也是中國共產黨百年奮鬥歷史經驗的總結，更是中國共產黨走向成熟的顯著標志。
領導核心堅強有力充分彰顯了黨的集中統一領導的制度優勢，是戰“疫”必勝的根本前提。抗擊疫情是一場需要充分調動全社會力量和各種資源的總體戰，既需要快速做出總體研判、總體部署和總體指揮，又需要有及時反應力、資源整合力和強大執行力。在瞬息萬變、最佳防控時點稍縱即逝的情況下，堅強有力的核心領導有效避免了有些國家面對疫情時客觀存在的權力掣肘等制度性障礙造成的利益衝突、歧見叢生，從而成功把握住了戰機。在這場歷史性戰“疫”的不同階段，習近平總書記始終用宏大的戰略視野把關定向、精準佈局、調兵遣將、指揮若定。在疫情發生之初，習近平總書記發出了“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責任”的行動號令；在疫情膠著對壘之際，習近平總書記發出了“高度警惕麻痺思想、厭戰情緒、僥倖心理、鬆勁心態”的警示；在抗擊疫情的關鍵時刻，習近平總書記親赴武漢發出“武漢勝則湖北勝、湖北勝則全國勝”的戰鬥衝鋒令；在疫情顯現轉機之時，習近平總書記及時做出“統籌推進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工作”的重大部署；在境外疫情呈現加速擴散蔓延時，習近平總書記精準確立了“外防輸入、內防反彈”的總體防控策略。正是在習近平總書記的科學指揮和親自部署下，全國上下形成了多個部門多條戰線多個層面的同頻共振效應，在極其嚴峻的形勢下迅速贏得主動、贏得轉機，創造了人類抗擊病毒的偉大奇蹟。實踐證明，領導核心堅強有力對於更好凝聚黨和人民力量應對各種挑戰至關重要，對於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意義深遠。
兩個積極性充分發揮
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是中國共產黨一脈相承的治國理念。新中國成立後，我們黨對處理好中央和地方關係高度重視。1956年毛澤東在《論十大關係》中提出“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的著名論斷，成為我國處理中央和地方關係的綱領性指南。改革開放後，我們黨始終強調以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原則為基礎來調整中央與地方關係，從設立經濟特區，到確定沿海開放城市，再到內地全面開放，黨中央不斷賦予地方更多自主權。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把“健全充分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體制機制”作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內容，做出戰略部署和制度性安排，把堅定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作為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的政治前提和核心要義，在加強中央宏觀事務管理的基礎上尊重基層首創精神，支持地方創造性開展工作，規範垂直管理體制和地方分級管理體制，構建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機構政令統一、運行順暢、充滿活力的工作體系。從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到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逐步從原則框架落實為更加具體的制度，推動我國制度優勢更好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
充分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彰顯了全國一盤棋的制度優勢，為戰“疫”匯聚了強大合力。在抗疫過程中，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雙向互動、同向發力，形成既規範高效又充滿活力的良性互動機制和破解難題的動力系統。在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下，中央應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領導小組加強對全國疫情防控的統一指揮，中央指導組深入湖北武漢一線指導督導，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集合32個部門按照戰時要求統籌調度並密集出臺系列政策，人民解放軍聞令即動、勇挑重擔，全國醫療機構迅速馳援武漢，有效保障了中央頂層決策的快速傳導和高效落實。地方各級黨委和政府全面承擔疫情防控主體責任，守土有責、守土負責、守土盡責，發揮主動性創造性，因地制宜、分區分級分類做好屬地抗疫工作，快速形成了一級守一級、層層抓落實，橫向到邊、縱向到底的防控體系。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在抗疫中之所以相得益彰，關鍵在於理順了中央和地方權責關係，中央的積極性通過科學的體制機制傳導為地方的積極性，地方通過創造性地開展工作將中央決策部署轉化為處理公共事務的效能。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之所以同頻共振，更在於從上到下都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理念，始終用這個理念把兩個積極性緊密連接起來。此次戰“疫”啟示我們，有效防範和應對未來各種重大風險的挑戰，必須進一步完善充分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的協同制度和傳導機制。
基層治理效能有效釋放
重視基層組織建設是我們黨區別於其他政黨的優良傳統。基層是國家治理的最末端，也是服務群眾的最前沿，更是黨的執政根基。馬克思、恩格斯認為無產階級政黨的根基和命脈就在基層，列寧首次提出“基層的工人支部”這個新的組織名稱，認為“每個支部和每個黨的工人委員會，都應當成為在群眾中進行鼓動工作、宣傳工作和實際工作的據點”（《列寧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37—338頁）。通過基層組織把群眾有效地組織起來，是中國共產黨的重要經驗。毛澤東在三灣改編時提出把“支部建在連上”，成為建黨建軍的一項基本原則和制度。1949年毛澤東在《中國人民大團結萬歲》中指出，“我們應當將全中國絕大多數人組織在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及其他各種組織裡，克服舊中國散漫無組織的狀態”。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我們創造了基層社會管理的“楓橋經驗”。改革開放後，鄧小平特別強調釋放基層社會活力，黨的十七大將“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體系之中。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基層社會治理，強調“社會治理的重心必須落到城鄉社區”。從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到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我們黨將加強和創新基層社會治理納入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總體戰略進行謀劃和部署，黨組織領導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基層治理體系逐步成熟，基層社會治理的新格局加快轉化為基層治理效能。
基層治理效能有效釋放彰顯了共建共治共享的制度優勢，為戰“疫”提供了強大支撐。抗疫是一場聯防聯控、群防群治的阻擊戰，其主戰場在基層。面對嚴峻疫情，之所以能在基層形成群防群治的良好格局，城鄉基層治理體系發揮了重要作用，中央戰略部署和地方具體要求切實落實到了最基層。在戰“疫”過程中，基層黨組織發揮密切聯繫群眾的優勢，彰顯了強大的政治組織動員力，成為基層防控的核心力量；各醫療機構緊急調度設備、籌措藥品、騰空床位、排查患者，爭分奪秒開展醫療救治，成為抗疫主要戰場；機關、學校、農村、街道社區、企事業單位等基層組織共同築起疫情防控的堅強堡壘，特別是城鄉社區、村組發揮自我管理、自我組織、互幫互助的功能，迅速形成工作單元，織牢了網格化防控網絡；各級各類社會團體開展困難救濟、愛心捐贈、心理撫慰、防疫宣傳等系列志願服務活動，一大批醫藥企業、商場超市、物流快遞、公共交通等各類企業不計成本保產保供保運，降低了疫情對人們正常生活秩序的衝擊，有效緩解了社會恐慌心理，確保了特殊時期的正常社會運轉。在基層這個疫情防控的主戰場上，各類基層組織主動作為、密切配合、集體作戰，實現了政府、社會和居民之間的良性互動，釋放了強大的基層治理效能。此次戰“疫”啟示我們，基層是社會治理的基礎和支撐，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進程中必須把重點和重心放到基層。
人民主人翁意識全面激發
人民當家作主是社會主義民主的本質和核心。人民立場是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根本立場，馬克思、恩格斯指出，“歷史活動是群眾的事業，隨著歷史活動的深入，必將是群眾隊伍的擴大”（《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1974年版，第104頁）。列寧認為，人民群眾是蘇維埃國家治理的基礎，“社會主義革命就要幾千萬人積極地、直接地、實際地參加國家管理才能完成”（《列寧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05頁）。作為植根中華文化沃土的馬克思主義政黨，中國共產黨的理論來源是馬克思主義，深層支撐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始終堅持把馬克思主義群眾觀的堅定立場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家國情懷、愛國主義精神熔鑄在一起，始終把實現人民當家作主作為長期奮鬥目標。新中國成立後，我們黨領導人民建立了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權，確立了人民的主人翁地位，人民群眾的主人翁精神成為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的力量源泉。毛澤東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毛澤東選集》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1031 頁）鄧小平也講，“群眾是我們力量的源泉”（《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368頁）。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愛國主義精神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基因，集體主義是融入中國人民血脈的價值觀念，要求在全社會大力弘揚廣大幹部群眾表現出來的主人翁意識、愛國主義精神、無私奉獻精神。從黨的十八大到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我們黨大力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不斷完善人民當家作主的制度體系，人民主人翁地位進一步鞏固和發展。
人民主人翁意識全面激發彰顯了社會主義民主制度的優勢，為戰“疫”奠定了群眾基礎。抗疫是一場總體戰、阻擊戰，更是一場波瀾壯闊的人民戰爭。疫情發生後，人民群眾以主人翁的自覺意識，以顧大局、識大體、講奉獻的自覺擔當，在萬家團圓的特殊時刻中斷習以為常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交往方式，自覺“宅”家，在全國範圍內迅速形成阻斷病毒傳播鏈的防控格局。在抗疫最困難的時刻，人民群眾以主人翁的奉獻精神迎難而上、奮勇向前，廣大醫務工作者白衣執甲、逆行出征，衝鋒在抗疫主戰場；廣大社區工作者、公安幹警、基層幹部、下沉幹部、志願者不懼風雨、堅守一線；普通民眾自發捐款捐物，共同營造良好輿論氛圍，詮釋了民胞物與、守望相助的深厚情懷。在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的關鍵期，人民群眾以主人翁的責任意識，克服疫情影響，按照分區分類推進復工復產的要求迅速走上工作崗位，努力恢復正常生產生活秩序。此次戰“疫”啟示我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億萬人民自己的事業，實現這個偉大事業必須充分發揮人民主人翁精神。
恩格斯曾指出：“沒有哪一次巨大的歷史災難不是以歷史進步為補償的。”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9頁）大疫如大考，不獲全勝決不輕言成功。這次大考既是對我國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一次綜合檢驗，又是中國集中力量辦大事制度優勢的一次集中展示。在奮力推進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偉大征程中，必須進一步深刻認識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的極端重要性。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必須注重發揮領導核心、中央地方、基層組織、人民群眾諸要素有機統一的制度結構化優勢，形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的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匯聚磅礴力量。
（作者：甘霖，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宣傳部部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