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又是祭祖时。和往年不同，今年的祭祖节变成了全国哀悼日。这是人类的灾难，而且，类似灾难从人类文明有了记载后，不曾停止。
不同的是，人类如何面对灾难和变故。
《论语》中，孔子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面临窘迫以至于更大的窘迫——灾难，普通人往往容易倾向于为了生存不顾一切原则和底线；君子可以在窘迫中，毫无妥协、毫不犹豫地保持“人道”的原则。
和道家追求“天道”不同，和佛家追求“佛道”不同，孔子提倡的“人道”追求，提出普通人在生活的当下如何追求“德”和“行”的圆满。“德”是“道”落实于人的具体呈现，“行”，则是人如何在实践上达到“德”与自身的融合。
至于，“道”和“德”是什么。《论语》和《中庸》中有比较完备的陈述。“德”与“行”如何在个体上实现融合，《大学》里有相对详细的描述。
通俗来讲，孔子“人道”的理念，更在乎人生活的当下，如何实现自我的完善。但这并非意味着，孔子仅仅只重视生活本身，或者为了活着本身而生活。
《论语》“述而篇”中说，“子之所慎：齐，战，疾。 ”
齐，就是斋；战，是战争；疾，是疾病。
孔子的弟子们总结，孔子最重视、最谨慎对待的几个大事情是：斋戒祭祀、战争和疾病。
这都不完全是针对个人的事情，而是基于群体的。
按照现在流行的话说，属于社会伦理学，思考的是群体的道德。
孔子认为，群体也是有“道德”的，虽然这种道德基于个体对于“人道”德行的追求。或者用另外一个词语来说，是对“君子”标准的追求。
这里不想去探讨，“道德”、“德行”或者“善”和“君子”等词语的区别，或者先去界定他们的范围和边界。不，不用。这些词语正如《论语》、《周易》（易传）等经典中，孔子所表达的那样，并不需要去界定范围。它更多地需要你去自己寻找和体会。
当然，“道德”和世俗的“道德”观念并不完全相同，它肯定也不是世俗“善良”的标准。
这里，强调的是，和2000多年后西方哲学家认为的群体无道德不同，孔子一直对群体道德抱有极强的希望。《论语》中他弟子们记录的只言片语，都从各方面证明，孔子对群体道德的企图。
2300多年后的，1895年，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创作的社会心理学著作《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则全面否定群体道德。书中甚至认为，群体完全和道德无关，甚至和聪明、理智无关。尽管群体的力量强大，但更多地是被利用的下场。而且，还给出了多种如何利用群体缺乏“道德”立场的方案，达到各种政治或经济目的。当然，你可以认为他有反讽的目的，但不可否认，他提出的方法还是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很多人认为《乌合之众》不够专业，分析片面。可是不要忘记了，125年后的2020年，这本书还是畅销书。你就知道它获得了多少的认同。
孔子时代的2400年后，1932年，美国基督教神学家，雷茵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1892—1971）出版了《道德的人和不道德的社会》。作为美国的现实主义神学家，尼布尔关注时政，并且提出了很多批评时政的文章。
作为有责任感的神学家，尼布尔更多的是提出多种解决社会冲突以及国与国冲突的方案。但，这一切的基础是，他认为，个体有道德、有理性可言，群体很容易丧失理性和道德。因此，解决冲突不要寄希望于改变群体变得有道德，而是基于群体无道德的现实基础上，提供多种叠加解决方案。
显然，这种放弃群体治疗的理念，肯定不被孔子认可。至少不会被公元前500年前后的春秋时期的孔子认可。
孔子所重视的三件大事“齐、战、疾”是他认为能够落实群体道德的重要方向。
斋戒祭祀更多地是说大到国家、小到村落公开举行的沐浴斋戒进而祭祀祖先的活动。
战争意味着一个国家和另一个国家群体的厮杀，意味着众多生命被人为杀害。
疾病更多是指群体性的严重的疾病，也可以认为是具有一定传染性的疫情。
这些都超越了人正常的生活本身，也超越了普通人可以控制的生活范畴。
孔子关于战争和疾病的态度本文暂不探讨。主要说说孔子所认为的祭祀。
孔子所认为的祭祀，不只是向祖先求保佑。更多的是向祖先汇报自己和自己所代表的群体所做的有利于群体的贡献和公德，至少是值得自豪的事情。所以才：“敢昭告于皇皇后帝”。
孔子认为，祭祀是一件很认真的事情。他不仅仅是代表与祖先的沟通，更是对当下自己和群体的总结。
所以，《论语》中说：“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孔子认为，祭祀活动必须形式恭敬，内心真诚。如同真正面对祖先一样。如果只是应付了事，还不如不去祭祀。
这种“诚意”一方面似乎与祖先有了一种紧密的联系，另外则是最真诚地面对自己，检讨自己。如果说，祖先有一种精神的传承，那肯定是代表诸如“勇气“、“爱”、“自我的完善”等等精神。孔子把这种精神总结为：“仁”。由个体自我的提升，而推导到群体，这是孔子的群体道德解决方案。
显然，孔子所认为的祭祀之中，并没有多少向祖先和各路神仙求保佑的事情。孔子甚至反对向鬼神求助，认为那是一种精神层次较低的谄媚。更何况那种见神就拜的行为，孔子说：“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见义不为，无勇也。”
人类自身的生活本身，更多地是需要自己努力。
《论语》中有：“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真诚地面对活着的生命，比去谄媚鬼神更有成功的可能。不能真诚面对生，不敬畏生命，妄想通过谄媚各种鬼神，不劳而获，或者渴求死后进入天堂，净土或神界。恐怕并不能如愿。
祭祀之外，孔子甚至认为应该远离鬼神。
论语中有：“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又说：“子不语怪、力、乱、神。”
真正的智慧是在祭祀的时候恭敬、真诚，平时却不去想着靠鬼神的力量改变自己。孔子从来不去讲靠神仙的“神通”、“显灵”等等来吹嘘自己如何伟大。或者如同后代那些皇帝的传记中说，出生时总是电闪雷鸣，龙形附身。孔子当然也不会去教育弟子靠神奇的、神秘的未知能量瞬间成就自身的事业。
孔子的弟子曾生曾子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这句话并不是说，重视丧礼或者缅怀祖先这种行为本身，就能够让民众的德行逐渐提升起来，变得厚道淳朴。
曾子是说，尊重生命本身，真诚对待自己和他人的生活，谨慎对待每一件事情，甚至考虑到是否能够理直气壮地向祖先汇报，是否能够让子孙后代有能够传承的精神美德。意思是，不能只看到眼前。
引申出去，对于群体的头领，国家的领导人而言，每项决策和重大决定，不能仅仅为了维持眼前的利益，要考虑得长远，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如果能做到这些，就不需要用“防川”这种比喻来劝诫不要“防民之口”。“民德”自然就厚了起来。
所以，祭祀地本质是面对自己，并敢于面对祖先和后代。
《论语》“泰伯篇”中，曾子有两句话说得好：
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如果说，祭祀的另一面是不忘祖先的传承，那传承的肯定不是如何升官发财，而是祖先们代代追求的“君子”精神。
2020.4.5日，4.8日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