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11月7日，俄国爆发“十月革命”，此后，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成立，它是一个时代的终点，同时又开启了一个新时代。毫无疑问，苏维埃政权与沙皇是紧紧捆绑在一起的，虽说在前者刚刚建立时，就连相当一部分俄国百姓都不愿承认它，服从它，但“十月革命”对当时的俄国而言是货真价实的“救命雨”。沙皇时代末期的俄国穷到什么份儿上了？咱们来举个例子：截至20世纪20年代初期，俄国共有不到3万辆拖拉机，这些机械还无法解决全国1%耕地的耕种。虽说政治决策和军事水平决定了一个国家的上限，但连粮食都不够吃，这个国家又能强到哪儿去？
老百姓日子过不舒坦，势必会对政府的能力产生怀疑，而像俄国这样，百姓积年累月地饿肚子，恐怕革命是无法避免的。实际上，当时的俄国充满着奇怪的乱象和嘲讽意味的矛盾，咱们这篇文章就来讲讲那段历史。
进入1917年后，沙皇的日子是越来越艰难。各种示威游行、小规模起义和暴动一天比一天频繁，甚至连沙皇本人都渐渐适应了这个节奏。2月23日，彼得格勒又爆发了声势浩大的起义，这次活动有组织有纪律，目的明确，杀伤力极强；作为回应，政府也只是在几个“重灾区”逮捕了100余名囚犯，最狠的报复不过是下令警察向示威群众开枪。确切地说，尼古拉二世认为它和之前所有的摩擦冲突没啥区别，只不过动静更大点罢了。然而，这次起义恰恰被视为推翻沙皇专制统治的真正的开端。
政府对起义的态度相对“温和”也绝不仅仅是愚蠢，而是他们正面对着更危险的事态和敌人。
1917年2月26日，俄国政府认为这次暴动已经平息，一切又重新回到了他们的掌控下，于是于当晚颁布了一项决定：将国家杜马（议会）休会并一直延长至4月。值得一提的是，国家杜马在当时的俄国本身就是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的存在，尼古拉二世为挽回民意，延续俄国君主制，向民众承诺杜马的地位并宣称人民可以通过它来维护自身权利。然而，当沙皇的命令于26日晚被送到杜马主席罗将柯手中时，他心里清楚，沙皇这是在夺走杜马的权力，试图解散它。
这是一个关键节点，此时，布尔什维克对革命形势可以说是十分不乐观，而自由主义者、民主主义者与资产阶级代表的“立宪派”部分领袖也在沙俄政权的步步紧逼下有些失措。那会儿，有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认为，沙皇手里有军队，而革命者却是手无寸铁，光靠示威游行根本改变不了什么；“起义在军队中的影响正在消退，不会有任何所谓的革命……必须要想出更长远的办法。”对于布尔什维克的态度，其他革命盟友也是相当不满。有人表示，布尔什维克们实在是太懦弱了，“每当有沙俄军队快要抵达的传闻出现时，即便它们听起来是假的，苏维埃代表们也会抓起大衣，仓皇逃向出口。”
纵观人类历史，几乎每一场起义都承载着若干个社阶层或是一个大群体的意愿，然而闹到最后，起义总会沦为一小撮人为自己谋取权力和利益的手段。2月23日爆发的圣彼得堡从根本上撼动了沙皇的统治，其对整个欧洲帝国主义体系的打击也是相当有力的，不过，当时的多数革命领袖似乎并不急于终结沙皇的专制统治。2月27日，国家杜马主席罗将柯反将了沙皇一军，他给尼古拉二世的大本营发去电报，以越来越动荡的局势做要挟，称沙皇如果想要保住自己的帝位，那么当下只有一个办法：解除所有大臣的职务，亲自宣布成立一个对国家杜马负责的政府。不但如此，沙皇还必须挑出一个“足以担当重任”的人来领导这个新政府。
这话说明白点，意思就是逼迫尼古拉二世退居二线，俄国实行君主立宪制；当然，这恰恰也是尼古拉二世的底线，他几乎没法接受这样的条件。客观地讲，维护沙皇专制并不是说尼古拉二世多么贪权，而是他自幼接受皇家教育，在其世界观里，人要吃饭睡觉，而之于俄国，沙皇也是“理所应当”且必需的存在。当敌对阵营的领袖送来通牒时，尼古拉二世曾对下属说：“真是没法想象，没有了君主的俄国将会变成什么样。”
对任何人来说，突然将手中大权交出来，还得交给一伙处处为难自己的政治敌人，这种事情是难以接受的。然而从整个历史的角度看，俄国能够走“君主在位，政府治国”的道路，这对尼古拉二世而言反而是最好的结果。令他无法想象的是，如此艰难的抉择也只是他接下来“三连退”的开端而已。
1917年2月28日，沙皇乘专列离开大本营，决定前往位于彼得格勒南郊的沙皇村。这趟旅途令尼古拉二世意识到，自己还没有到“人人喊打”的地步。原来，专列沿途经过了许多城市，遇到了不少俄国百姓。同彼得格勒不同的是，其中许多人特意跑到车站只为看沙皇一眼，有人对沙皇脱帽致敬，有的在胸前划着十字以示祝福，甚至有人抑制不住情绪，双膝跪地。客观地讲，虽然尼古拉二世的许多政治举措十分不讨好，但他人品算不上多差——他是一名好丈夫和好父亲，还曾试图在民众心中树立“小父亲”的形象。从这点来看，尼古拉二世颇像波旁王朝复辟前的末代君主路易十六。总而言之，尼古拉二世算不上明君，但绝不是后来苏维埃政权口中的“暴君”。
不幸的是，正如列宁所说：“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逼迫沙皇作出退居二线决定的并不是资产阶级和自由主义者，而是他的北方战线司令鲁兹斯基将军。3月1日晚，在讨论相关事宜时，尼古拉二世还专门强调：“必须信念强烈地反对成立责任内阁。”然而，在鲁兹斯基的施压下，尼古拉二世不得不做出让步。鲁兹斯基和尼古拉二世的立场大概是不同的，后者想要守住沙皇家族的权势与地位，而鲁兹斯基只想尽快帮助国家从动荡中抽身而出。这并不能说谁一定好，谁一定就坏，而是军人和君主的视角有所差别。3月2日，当鲁兹斯基将结果告诉罗将柯时，后者却告诉他：
2日下午3时，鲁兹斯基向尼古拉二世汇报了情况。沙皇并没有因对方的变本加厉而愤怒，反而平静地说：“我不知道，是否全俄国人民都希望这样。”鲁兹斯基警告沙皇，想要保住沙俄政权，接受条件是当下唯一可走之路。尼古拉二世向在场的另外两位将军询问此事的看法，两人均支持鲁兹斯基。经过若干分钟的沉默后，尼古拉二世无奈地说：“好吧，我退位。”
鲁兹斯基敢于压迫沙皇是有底气的，在罗将柯提出新条件后，他曾将其发给各个战线的司令，其中包括西南战线司令布鲁西洛夫骑兵上将、西方战线司令埃维尔特等，其中甚至还有沙皇的叔叔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诸多由尼古拉二世亲手任命的俄军统帅里，只有罗马尼亚战线司令萨哈罗夫拒绝支持，还痛骂立宪派和其支持者们都是“卖国贼”。在作出了退位决定后，鲁兹斯基打算将电报发给罗将柯，此举遭到许多人的阻拦，甚至连沙皇的侍从也试图阻止。而尼古拉二世在事后越想越不对劲，严重的心里不平衡以致失态，他指责那些平时在宫廷中跳得最欢的君主主义者此时集体销声匿迹，有人甚至还站到了敌人那边。
3月2日深夜，尼古拉二世又令人费解地再退一步：他不但决定自己逊位，还要求连阿列克谢皇子也一并放弃皇位，由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大公继承。按照规定，尼古拉二世无权替皇子作出放弃皇位的决定，然而目的已经达到，鲁兹斯基等人也不再计较了。原以为事情圆满，俄国将进入君主立宪时代，然而，立宪派此时又提出了新的条件。罗将柯说，沙皇和皇子的逊位已经无法平息民愤，他的同僚中许多人提出要终结王朝、实现共和，呼声实在太高，不是我一而再再而三地反悔，实在是众愤难填啊！
这一次，对方的变本加厉连鲁兹斯基也惹恼了，在此之前，正是鲁兹斯基等人利用自己在军队里的声望与权势，阻止沙皇军队镇压彼得格勒的起义，事情闹到这份上，鲁兹斯基本想召开军事会议出兵镇压立宪派，但此事他才意识到，之前一系列“狼来了”一般的做法令将军们身心俱疲，懒得趟这趟浑水了——鲁兹斯基生生把自己玩成了光杆司令。3月3日，十余名立宪派代表在商讨后宣布：“俄国将举行全民选举，人民通过自己在立宪会议中的代表确定俄罗斯国家的治理形式和新的基本法。”
沙皇制度被名义上推翻后，俄国社会立马激起了一股极端的反王朝情绪。在主张共和的呼声越来越高的情况下，有人又重新提出建立君主立宪制的构想，当即遭致猛烈抨击。作为那个时代俄国政坛上最杰出的政治家之一，俄国立宪民主党领袖鲍威尔·尼古拉耶维奇·米留可夫在塔夫利达宫的演说中提到了构建君主立宪的想法，演说刚一结束，反王朝示威游行便在首都遍地开花，甚至连军队都表态：如果米留可夫不公开发表声明收回之前的话，那么他的支持者将很可能遭到清洗。
相比于彼得格勒的水深火热，首都之外的俄国土地上，平静还是占据了主流。
在其他省，支持共和的军民并没能同样地占据主流，希望保留君主制度的人们同这些激进的革命者形成对峙，许多地区甚至连一点支持革命的倾向都没有。在哈尔科夫铁路工厂，有人在讲台上宣布沙皇已被推翻，这居然激起众怒，演讲人也被诸多工人从讲台上打了下来。伊丽莎白格勒的市苏维埃第一次会议上，与会者甚至还一致同意承认新任沙皇米哈伊尔，连致电都一并写好。而在其他地方，有些人前脚还在游行队伍中大骂沙皇，后脚听到沙皇逊位诏书时，其中许多扑通一声当场双膝跪下，满脸都是惊讶。
也就是这样的矛盾造成了接踵而来的“二月革命”，然而，沙皇在俄国历史上留下了极深的烙印，它甚至被印刻进了俄国人的骨子里，想要通过一场或是几场革命就彻底消除，这是不可能的。“二月革命”后，临时政府的软弱与犹豫更注定其无法驾驭这个庞大而充满矛盾的国家。人们甚至打起了这样的口号：“消灭战争，而不是消灭沙皇。”
值得一提的是，布尔什维克党迫于形势，在新政府中放弃了许多权力。而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他们韬光养晦，“闷声发大财”：之前被立宪派诟病“胆小保守”的布尔什维克们摇身一变，他们依靠坚决果断的主张收获了大量支持。当临时政府在信任危机中苦苦挣扎时，前者已经做好了接过权柄的准备。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