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戚宦官专政，是东汉后期特殊政治事件，对当时的朝野震动颇大。大凡每个封建王朝后期，政治腐败，经济崩坏，皇帝昏庸无能，这就为外戚、宦官操纵朝政提供了绝好的条件，东汉末年的外戚宦官专政是对这个问题的最典型说明。
外戚专权与宦官专政，在东汉史上恰恰重复交替上演，这在中国历史上却是不常见的。东汉之所以能创如此纪录，这首先归功于东汉皇帝的短命。如今做广告常用“宫庭秘方”之类的广告语，似乎宫廷的东西有什么奇效。捉弄人的是这些秘方的主要使用者——皇帝却鲜有长寿的，其中原因多多，不足以说明秘方不一定没有奇效，但针对皇帝与宫人的秘方未必合适于普遍大众，因为大众没有那样的生活方式，没有那样生活环境，而药最讲究对症。东汉的13个皇帝只有两位是在成年时期获得皇帝的大权，其它都是在未成年，甚至在襁褓之中继位，用黄仁宇的话说，拉来充数，算做一个皇帝的。这些皇帝活到30多岁就是长寿了，因为只有汉献帝寿命超过40岁。如此说来，骂曹操为奸臣实在有些冤枉，在他的保护下，皇帝不但活够了40，而且直奔50，甚至达到了54岁，超过殇帝、少帝、冲帝、质帝等几个皇帝的总和还多出10多岁。这4位皇帝没有机会过上10岁的生日。
皇帝的短命在东汉的历史环境下，自然导致外戚专政与宦官专权，而外戚专政与宦官专权又加速了皇帝的短命，这也是一个鸡生蛋和蛋生鸡的问题。
刘秀夺取政权后，大致60多年的太平光景。刘秀总结了西汉政治的毛病，认为西汉的灭亡是由于功臣贵族作乱的结果，因此，他采取集权的做法，把跟他打天下的功臣养起来，特别削弱了三公的权力，通过设置尚书台与宦官等机构，直接发号施令以加强皇权。但一方面，贵族豪族的势力不可低估，西汉政治亡于外戚的历史教训他并没有认真吸取。另一方面，宦官机构的设立，又为以后宦官专权埋下了祸根。从根本上说，汉代的政治体制还处在探索与试验时期，所谓摸着石头过河，宦官乱政与外戚外权是一种政治学费。
公元88年，汉章帝死，10岁的汉和帝继位，窦太后临朝听政，这为外戚专权打开了上升的通道。窦太后的哥哥窦宪掌握了军权，为大将军。外戚专权的路径总是这样，皇帝幼小，母后代政，娘家人占据大将军等要职，掌握兵权，然后以刀把子来维持统治地位。为了保证这种统治的延续，则下任的皇帝必须年幼而不懂事，必须保证皇帝长不大，因此，殇帝、冲帝、质帝等都在很小的时候成为皇帝，并且寿命都没有超过10岁。到了汉安帝和汉顺帝时，外戚的势力达到高峰。那个短命的汉质帝，因称梁大将军梁冀为“跋扈将军”而被毒杀，洛阳的地方官因爆料梁冀的行为则被灭族，官及太尉因正直而声名远扬的李固被梁冀杀害，甚至汉桓帝的生母也被梁冀囚于博园禁止返回京师。
梁冀在他那个时代可是不得了的“大人物”。他实际控制了国家。因此，甚至到了几百年后的北魏，他所留下的这些“楼堂馆所”成为古迹，成为北魏人对汉代的认识与汉代人的历史记忆之一。
多行不义必自毙，什么东西做过头了就会向事物相反的方向发展，这是老子告诉我们的。因此，直到今天，人们还是将错误称之为“过”。梁大将军如此行径自然导致包括皇帝在内的人愤恨，必以除之而后快。不要忘了另一个势力集团——宦官，因此多少有些成熟的汉桓帝联合宦官单超等突然发兵围剿梁冀的家，把他一家极其宗亲等一并杀死，终于暂时解决了外戚的问题。
但是按了葫芦起了瓢，一方面，皇帝不可能不要老婆。有了老婆，又没有能力建立一种新的制度解决外戚问题，因此，外戚问题总是要出现的。另一方面，宦官们在铲除外戚的问题下立下了头功，是皇帝信赖与可以依靠的力量，接下来就是宦官左右朝政。他们不仅被封为侯，而且还被封为朝官和地方官，甚至让汉灵帝诏令天下，政府各部门都要听宦官们的。
因此，桓帝和灵帝时，宦官们的势力达到了高峰，而外戚则暂处于熊市等待机会反弹。
但是宦官的整体素质不高，文化修养更差，他们没有可持续的政治理想，没有传统仕宦的严格训练，没有光宗耀祖的心理担负，有的只是讨好控制皇帝的生存之道。而且宦官专政，挡了文人士大夫所谓报效国家的做官之道。不做官，这些士大夫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因此，文人士大夫的反对是强列的。同时，宦官政治必然召致全社会的反对，尤其是受过传统文化修养的文人的反对。外戚再怎么说大多也出身贵族，大多数外戚也懂得利用、讨好文人，因为这些文人是传统价值观的持有者、继承者与传播者。
东汉非常重视文化教育，提倡学术，当然这种文化教育和学术与今天的科学知识教育是两回事，那种文化教育主要是传统政治思想的教育。尽管在桓帝时，洛阳的太学生有30000万多人，但他们的知识面主要集中在政治思想与道德礼教。这种教育是要培养中下层的统治者，所谓学而优则仕。这些学生除了当官外，其它什么也不会，学习就是为了当官，如今宦官把他们的路子堵死了，没有了上向流动的机会，这些苦读圣贤书，一心谋官的年轻学子们必然会为其出路、为其理想而拼杀。这是一个比一般的群体难以对付的群体，因为他们读过圣贤书，掌握了中华文化的精髓，是传统价值观的继承人。东汉王朝以及其它各代王朝之所以在内部败坏以后还能够延续，就是因为有这么一些人兢兢业业地守护着。这是一个以当官为职业的群体，因此，比其它群体更加重视政治与道德。但是这个群体却要依附于贵族。在东汉末年，他们夹在外戚与宦官之间，大多数时间依附于外戚与宦官对着干，遭遇了两次的大的“党锢之锅”。
还在外戚专权时，即梁冀任大将军时，名士李固已被任命为太尉，并召纳了太学生三万多人。李固有正义感，性情耿直，在士大夫阶层中很有威望，四方之士，来洛阳向他求教。他特别讨厌宦官当政，利用职权，奏报皇帝免掉了一百多个宦官，自然导致宦官的仇恨，导致被诛杀，尸体显露于街道。
另一个名士胡广则柔而不犯，文而有礼，处事圆滑，结果在位30多年。因此有人评价说：“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
这12个字非常精辟，可以成为封建官僚的为官处事的训诫高悬于头脑中。一些寺观更有“曲能成事”这样有培训意义的匾额悬挂。
宦官把握朝政以后，由于挡住名士和太学生做官的道路，引起强烈的动荡，天下名士、太学生、及诸郡官学私学的生徒组织起来，组成各种朋党，形成了一股庞大的政治气流。以此，宦官集团携同皇帝只有通过镇压，把大批党人禁锢起来，杀。但这种激情不可能这样快就被压下去，他们有着丰厚的舆论资源和号召力与影响力。河南尹李膺杀了一个叫张成的人，张成的弟弟与宦官结交，状告李膺结党，导致汉桓帝下令将李膺等二百多人下狱，
后在朋党的作用下，虽被赦免，但都归于乡里，终身不能做官。
但这个终身是汉桓帝的终身，而不是李膺的终身。汉桓帝死后，外戚势力抬头，外戚集团窦氏的宗亲把握了从中央要害部门到京城洛阳的行政大权，为拉拢士大夫们，“禁锢终身”的李膺也被任用。然而，时事不测，作为外戚集团领袖的窦武在谋杀宦官的计划中失败，自己却被围自杀，导致外戚集团的反弹腰夭折。
宦官势力再次抬头。李膺等不仅死于狱中，还连累了6、700人。高压控制并没有平息事态，反倒引起了党人的强烈反应，使“天下豪杰及儒学行义者，一切结为党人，”
他们联合起来制造舆论，斥责宦官，为党人鸣冤。对此，宦官只有镇压，四处抓捕党人，下令不仅党人不能任用，党人的学生、过去的部下，父兄子弟等都不能做官，已有官职的一概免去。此后十多年，党人的活动落入低潮，直到黄巾军起义，汉灵帝感到“党锢积久，人情多怨”，怕党人们与起义军结合，才“大赦党人。”
而这时后汉离灭亡已经不远了。东汉的衰亡正是在外戚、宦官与朋党的绞杀中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