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俠”文化探幽——戰國遊俠

戰國遊俠的起源

春秋中後期,由於深刻的經濟、政治、社會等各方面條件,社會上崛起了一個新的階層——士階層。 這個階層的特點在於:

(1)從土地關係中游離出來;

(2)有知識、有技藝;

(3)身份自由,已極少宗法血緣關係的束縛。

從遊俠不事生產、身懷武藝、具有遊動性的特點來看,顯然與新興士階層的特點相符。因此,探尋遊俠的起源,必須首先考察新興士階層。

春秋中後期,是大動盪、大變革、社會矛盾錯綜複雜多變的時代,各國統治者及公卿貴族為加強自己的政治實力,以便在兼併戰爭中和政界傾軋中佔優勢,紛紛“聚士”《左傳》等史籍中多見公室和私門好施養士、士多歸之的例子。所聚之士有如下作用:

一是為主人出謀劃策,在政治 鬥爭中審時度勢,以應急變;

二是著書立說,在理論.上為統治者尋找統治根據;

三是在各國奔走遊說,為本國統治者謀利;

四是為主人經辦各種事務,主持政事;

五是保護主人的人身安全;

六是為主人爭奪政治地位,除掉政敵或仇人;

七是以勇武壯大主人聲勢。

其中,前四者屬於文士範疇,後三者很明顯屬於武士的範疇。劉向就分出四種為君主服務的士:智士、辯士、仁士、勇士。

在所聚之士中,勇武之士非常活躍,但其中不少是宗法性的下層貴族武士。我們需要考察的是新興士階層中文武分途而出現的非宗法性武士。先看靈輒:他“宦三年矣”,歸家途中“不食三日”,趙盾“食之”,併兼及他母親。後來他當了晉靈公的甲士,力脫趙盾之厄以報恩。

靈輒是一個脫離了土地而求仕宦卻處境不佳的典型例子。他後來成為晉靈公的武士,當為非宗法性的武士,是新興士階層中文武分途之證。

又,齊景公時期的三勇士“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聞。晏子過而趨,三子者不起,晏子入進公日:‘臣聞明君之蓄勇力之土也,上有君臣之義,下有長率之倫,內可以禁暴,外可以威敵,上利其功,下服其勇,故尊其位,重其祿。”而三子者正與此相反,“‘此危國之器也,不若去之。’公日:‘三子者,搏之恐不得,刺之忍不中也。’”結果,晏子以二桃智殺三士,“公殮之以服,葬之以士禮焉”。

從這段材料可知:

1. 當時國君“蓄勇力之士”是一種普遍風氣。

2.這種“勇力之士”絕非指軍隊而言,因為晏子此論專對三子而發,且“尊其位,重其祿”,不可能指整個軍隊而言。

3. 國君身邊的勇士是對內禁暴、對外威敵的重要工具。所謂禁暴.當指對政敵的鎮壓。若是人民造反,應是軍隊鎮壓。

4.三勇士出身微賤,不懂尊卑禮節,而勇武之技令人生畏。死後國君以士禮葬之,其生前非貴族武土。因此,此三士當為新興士階層中出現文武分途的確證。

春秋時期國君貴族有蓄勇力之土的傳統習慣,而下層貴族武土逐漸淪落.啟用非宗法性武士當為自然之理。可以更換主人的欒氏之勇士州綽、邢蒯、伍子胥所求“死士”,都屬非宗法性武士之列。

在非宗法性武士中,又分為國君貴族所蓄之武士及做為作戰主力的武士。《管子》中談到當時有所謂“天下之豪傑”、“天下之士”、“射御勇力之士”,在“天下”來往自由,有貴爵“假而禮之”,厚祿“厚而勿欺”,則雖在“天下”亦可致之,否則“射御勇力之士”雖在本國也必“出在外矣”。可見非宗法性武士在當時已相當活躍,其力量受到重視。但是,這時他們似乎仍被當作打仗中車戰的主力,與後來在社會上活動的遊俠尚有不同。

隨著奴隸制的衰落、封建制的發展,車戰漸為步兵戰代替,農民逐步成為各國軍隊主力,原來作為車戰主力的非宗法性武士,逐步脫離了軍隊,其中一部分人有可能漸變為在社會上行武的遊俠。他們可視為戰國遊俠的前身。

戰國遊俠存在和發展的社會條件

遊俠,作為脫離了宗法血緣關係的士階層中的一個特殊組成部分,有著它自己存在和發展的社會條件。

第一,社會要求行武之人存在。這種需要不是軍事作戰,而是要求有一批勇武之土留在各國統治者身邊,或在各國政界中活動,或在國與國之間斡旋。

第二,西周宗法制的宗法血緣紐帶對社會各階層的束縛已經削弱,使士階層中的遊俠部分有可能在社會上“遊動”起來。遊者,從也,行也,沒有這一“遊”的特性“俠”則不可能成其為俠。

第三,由於戰爭的延綿,以及與周邊少數民族的長期矛盾衝突,社會上形成了一種尚武風氣。這種尚武風氣導致整個社會對勇武的崇敬,對重諾輕生,以死救難的嘉許,從而使社會出現適於遊俠發展的沃土。

戰國時期已經完全具備了以上社會條件,因而遊俠開始活躍於社會舞臺之上。

戰國遊俠的“俠義”

在戰國遊俠身上,“士為知已者死”的觀念表現得非常強烈,並由此而導致哉國遊俠的特徵。此觀念的產生有兩個條件:

一是隨著交換的廣泛發展,平等交換觀念在人際關係領域中逐漸滲透,產生了人在交往行為上的平等交換概念,有恩必報是義,忘恩負義為社會不齒。

二是社會上出現了不事生產、且須從屬於某一階級的階層,使孝悌觀念不能再維持這種並無直接宗法聯繫的上下統屬關係。

新興士階層中的文武兩部分,要數武士遊俠具有更強烈的“士為知己者死”的觀念。他們專事一主,只要主人權勢在握,其生活即有保障,而一旦見用,即當捨命相從,有恩必酬,有仇必報。這在豫讓、聶政、朱亥、侯贏、荊軻等人身上表現得至為突出,亦為每個收養賓客武士的人君卿相所欣賞。

戰國遊俠以其獨具的特徵,在戰國風雲變幻的政治舞臺上扮演了一個頗具特色的角色,在歷史典籍中留下了自己獨特的一筆。戰國遊俠的許多犯禁之舉及其能夠受到社會的推崇,一是由於“血親復仇”傳統習慣延續的緣故,二是遊俠的活動在某種程度上維護了社會正義,能夠懲兇除惡的緣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