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這裡所說的煤渣衚衕2號院，目前的門牌是3號，位置在煤渣衚衕北側靠近東口的第二個院落。上世紀50年代時的門牌排列，是從衚衕東口北側第一個院落起，1、2、3、4、5順序排，至西口折返，從衚衕南側再接序排列至東口。以後改變模式，從東口起，北側1、3、5號，南側2、4、6號，分著排列，我們這個院落就從2號變成了3號。所以說記憶中的院落，是因為它的面貌早已發生了徹底地變化，1964年時拆了四合院，建起了樓房，根本沒有一點舊跡可循了。
現在我們院門口的牆上，還掛著一塊北京市東城區地名辦公室於1993年製作的銅牌，上面用中英兩種文字對煤渣衚衕作了簡略地介紹，內容為：“煤渣衚衕東起東單北大街，西至校尉衚衕，全長316米，寬8米。明屬澄清坊，稱煤炸衚衕，清光緒時稱煤渣衚衕，沿用至今。清朝這裡設有神機營衙門，北洋軍閥馮國璋府邸在此。今衚衕東口的基督教青年會舊址為市文物保護單位。”
煤渣衚衕在明代為京城澄清坊所屬。按當時的規制，北京全城分為三十六坊，坊下分牌，牌下設鋪，鋪下才是衚衕。這種城市社會生活和居民管理一層層轄制的組織形式，中華民族的創造力和水平都是極高的。千百年來基本延續至今，如城市分區縣，區縣下設街道辦事處，街道辦事處又統轄多少個居委會，此類的戶籍制度，傳承下來的，大體還是這個格局。
按現在的實際情況，煤渣衚衕只有316米長，8米寬，東口開在米市大街，西口可望新東安市場，真正一條小衚衕，而且依傍著王府井、帥府園，即使不論名稱的大度與小氣、文雅與粗俗，從哪個方面似乎都無法與之相比，但細作考究，煤渣衚衕還是胸中大有丘壑的。我小的時候，除衚衕東口的基督教青年會是個西式兩層建築外，不長的衚衕裡全是典型的京式四合院，並且高臺階、大宅門的院落有好幾個，清幽、靜謐，遠非現在的嘈雜、破敗景象。衡諸舊京“東富西貴，南貧北賤”的特點，煤渣衚衕在清代絕對是富人貴人所居的高雅之地。而我們這個2號院，自南向北，有四重院落，面闊進深，氣度恢宏，小時候聽一位曾在我家當“大娘”的旗人保姆說這裡原本是個王府，遍查有關典籍，沒有此類記載，可知此說不確，但可以想見這個院落的不凡，應該就是神機營衙門了。
說到神機營，在清末同、光兩朝，是個極不簡單的物事。當時京城官場中被公認走上當官終南捷徑的有四種人，概括為“帝師王佐、鬼使神差”，即為年輕皇帝啟蒙授業的老師，自為“帝師”；當國執政的王爺的親信重臣，是為“王佐”；出使被稱為“鬼子”國度的西洋各國的使節，擬為“鬼使”；在八旗精華所萃的神機營當差的官員佐雜，視為“神差”。
同治初年，清王朝費盡九牛二虎之力，終於撲滅了太平天國農民起義。此時的滿清王朝已腐朽衰頹，所謂滿營的八旗雄風早蕩然無存，綠營的腐敗透頂亦有目共睹。對太平天國和捻軍的征戰，全靠曾、左、胡、李等漢大臣自行招募和自籌薪餉的湘軍和淮軍，旗人的軍隊連擺設的作用都不具備了。但軍權盡歸漢人的旁落局面又令清廷不安不甘，遂對神機營賦予極大希望，派同治皇帝胞叔、光緒皇帝生父的醇親王親自掌管，類似於天子親軍的地位，也被寄予步武祖宗神勇、重振八旗雄風的重任。以後光緒接堂兄同治即位，醇親王因身份特殊，不再直接管神機營，則由其兒女親家“僧王”僧格林沁的兒子伯彥納謨詁統帶。“伯王”出自蒙古博爾濟吉特氏，即孝莊皇太后一族，為號稱滿蒙一家的清王朝第一至戚。在晚清歷史上有獨特作用的榮祿，也就是從幫助醇親王經管神機營的副手而起家的。於此都可見神機營身份的尊貴和地位的重要。
神機營衙門設在煤渣衚衕，證明煤渣衚衕確有不凡之處，至少具備內城樞要方位，房屋要好、院落要大等基本條件。清末震鈞所著的《天咫偶聞》一書，對神機營衙門專有描述，其中寫道：“神機營署，在煤炸衚衕。同治初，設選八旗精銳，別立此營。總以親王大臣，無定員。其下全營翼長二人。其下分為文案、營務、印務、糧餉、核對、稿案六處，各有翼長、委員。此外軍火局、槍炮廠、軍器庫、機器局，各有專司，共兵萬五千餘名。自設立後，八旗京官競來投效。文案處委員至一百六十餘員，營務處一百八十餘員，而書手不在此數，庚子以後廢。”
從震鈞頗為翔實的記述就能想見神機營衙門的龐大。養這點兵，還專設有軍火局、槍炮廠、機器局等。主管營中事務的分六個處，僅文案、營務兩處的委員就有340多人，真正辦事的“書手”尚“不在此數”，可知冗員之多之濫，也可想像當時煤渣衚衕的這個院落車水馬龍、人員川流不息的熱鬧景況。不過被視為“勁旅”的神機營從未經過陣仗也從未爭氣，那些兵大爺託著鳥籠子“出操”，或者讓下人代為“點卯”的情景，早就成了京城百姓口中的笑料，是清王朝腐敗透頂到無可救藥的印證。不久神機營在王府井大街上的操練場慢慢荒疏成了空地，終於被改做集貿市場，以後演變成了東安市場。
到北京和平解放之時，煤渣衚衕2號院已是國民黨在北平所辦的英文《時事日報》社。當時按系統對口接管，《時事日報》社即由人民日報社接管，報社所接管的兩個主要地方，還有王府井的國民黨《華北日報》社。最初那裡也是一片平房院落，地方比煤渣衚衕的還大，因此作為報社的辦公地，1952年後建起了四層的南樓，1956年蓋了五層的北樓，長期作為中央黨報辦公的地方，直至“文革”後報社遷往東郊現址。那時蓋的兩棟樓即是現在王府井大街上的好友商場等。煤渣衚衕2號的這個院落，則部分辦公，部分為工作人員居家。
人民日報社大批人員進入北京，於1949年初接管入住的煤渣衚衕2號院，分為從南向北的四重院落。大門開在院落偏東，入門有一座不算很大的影壁，西側為傳達室，裡外三間房，東側為一排南房及一個東西向狹長的院子，再跨一門進入二進院，是氣派規整的五開間北房和三開間東西廂房。從東側過道繞過去，最初還有一道垂花門，彷彿大宅院裡內眷“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的二門，入內就是三進院，也是五開間的北房和三開間的東西廂房。再從東側過道進入四進院，仍是一個東西狹長的院子和一排北房。在整棟院落的西側，還有從南向北依次排列的三個跨院；而整棟院落的東側，還有一個禮堂，裡面排列電影院中的摺疊排椅，可容數百人開大會。
應該就在那時和以後的一段時間，適應從辦公改成居家的需要，煤渣衚衕2號院做了一些施工變化，但完全無損於院落格局，如一二兩進院落的牆拆除，成了一個大的四合院。二三兩進院落的垂花門也拆除。原來作為圖書館和會議室的兩座北房，有外挑突出的廊簷，房前還有粗大的圓柱，房子都做了展寬，內裡分隔成南北朝向的十間房屋，分為兩家住。
隨著年齡的增長，我對煤渣衚衕2號院的記憶也慢慢多了起來，鄧拓同志在院裡住到1957年後，搬往遂安伯衚衕，陳浚一家搬近了第三個跨院。記得那時的住戶還有華君武、杜波、肖航、張潮、鍾靈、肖風、凌建華、李何、牛健、鍾立群等叔叔伯伯家。我家較長時間住在二進院西廂房的三間房；北屋分隔成的十間房屋，西側住著肖風家，東側住著瞿秋白獨女瞿獨一和李何一家。以後李何、瞿獨一家搬往遂安伯衚衕，我們家搬到了北房，住房的朝向和麵積都有了改善。而我們原來住的西廂房，則住進了由周總理文教秘書調到報社工作的康英阿姨一家。
那時的大院落，住著這麼多家，關係非常和睦，因為父輩都是一起工作的同事，孩子們年齡相仿則成了很好的玩伴。那時的房屋根本沒有暖氣設備，家家戶戶過冬都燒煤爐，取暖燒水都靠它，也都過得挺好。因為鄧拓等報社的負責人住家在此，報社還在這裡專門辦了一個食堂，只有一位大師傅加上一位幫工，就可以把全院各家的飯都包起來。這個食堂設在一進大院的南房西頭，後來感覺房子緊張，就撤了餐廳，各家打了飯回各家吃。
院子裡雖然做過一些施工改動，但也一直沒有如現在大雜院裡星羅棋佈般加蓋的小廚房、儲藏室等物。前後兩個大院子都是一水的方磚漫地。前院規整寬大，我上小學期間學騎自行車，就是在前院繞圈學會的。中院有兩棵極大的海棠樹，秋後海棠果成熟，那收穫時節是全院孩子們的節日一般，膽大的孩子爬上樹，其他人在樹下用竹竿打，落果撒滿一地，大家收攏起來，然後用臉盆為量器和工具分送各家，可以樂和兩三天的光景呢。
令人遺憾的是，煤渣衚衕2號院在1964年就遭遇了拆遷的命運，只一年的時間，院落原址上立起了一座五層的樓房。新房建成，我們家仍搬回來住，但已難尋覓四合院特有和獨有的韻味了。
（文：李平 畫：周永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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