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无论是哈耶克还凯恩斯都主张政府应该不同程度地干预市场。哈耶克相信，国家有道义上的责任介入，只要自由企业不受影响，国家介入是可以接受的，“毫无疑问，一些最低限度的食物、装、服装足以维持人的健康和工作能力，能让所有人感到宽心。”但是哈耶克与凯恩斯之间的争论还是不可调和，某种程度上，这不但是两代不同风格的知识分子之间的争论，也是古典自由主义与现实的凯恩斯主义之间的智慧交锋。韦普肖特提醒我们注意到凯恩斯人生与哈耶克人生之间有着最大的不同点：哈耶克单纯地沉浸在经济理论当中，刻意地与政治保持着距离；而凯恩斯感兴趣的却是应用经济学，改善他人的生活。
1931年1月，哈耶克从奥地利抵达伦敦后，首先在剑桥凯恩斯信徒的大本营举办了四次讲座，对政府干预市场的凯恩斯主义进行了有条不紊的反驳。哈耶克认为，在已经到来的世界经济大萧条中，用借来的钱投资，解决经济不景气的症状只能让局面变得更糟。与此相反，他提出了自己的补救办法：让时间解决一切。而凯恩斯认为，哈耶克是想靠对他的《货币论》的批判文章在英国经济学界站稳脚跟，他开始不屑于回复，但天生善辩，从不认输的凯恩斯还是被哈耶克的蔑视激怒了，他的反驳更为毒辣，他对哈耶克“时间能解决一切”的回答充满了嘲讽：“长期而言，我们都会死”。
说实话，开始的这段争论并不值得炫耀，这两位大牌的经济学家你来我往之间，词锋犀利，但是纠缠来纠缠去，就是在基本的经济学术语的误读上互相指责，最后干脆诉诸于胡搅蛮缠：“他的理论全是垃圾”，“胡言乱语的大杂烩”如此等等。乃至后来有经济学家总结这场1931年到1932年的争论时说，哈耶克与凯恩斯之间的辩论，一点也不像大论战，双方都想极力攻击对方，仅此而已，并没有持续的、深思熟虑的、富有洞见的观念之间的交流。有人甚至说他们除了发泄别无亮点：就像两个顽童之间的无知对打。
当时的人们还无法察觉到哈耶克与凯恩斯之争对历史与经济学具有什么样的意义。1936年，凯恩斯的《通论》出版，人们期待哈耶克的评论再也没有出现，而一场凯恩斯主义的革命正在美国兴起，1929年的股市崩溃和随后的大萧条，为凯恩斯主义的观点提供了机遇，罗斯福新政，再加上战争的刺激，这些不同的尝试缓解了大萧条的痛苦。而此刻，哈耶克正忙于撰写他的杰作《通往奴役之路》，他在书中认为，主张用计划经济取代自由市场的人，不管多么用心良苦，必定会踏上一条通往暴政之路。这本著作1944年上市后，出乎哈耶克的意料，成为了他最为畅销与经典的著作。此书出版之前，哈耶克只不过刚在英国的站稳脚跟的小圈子人物，此书出版后，他一举扭转了在凯恩斯论战中的颓势，成为了大受欢迎的经济学家与政治思想家。
哈耶克的传记作家阿兰·艾伯斯坦认为，《通往奴役之路》的伟大不仅在于结论，而且在于其内在价值，“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是从政治学和伦理学对社会主义经济计算的深化，它不仅仅是从经济生产效率的角度来考察传统社会主义的必然结果，更侧重于从政权与社会类型角度来研究这一点。”哈耶克研究思路的这种转变，是他研究经济政策的一种内在转变，但是正是这种思路的转变，让他转型为一个政治思想家，跨领域的学者。我们现如今已经能感觉这种转变的意义。
凯恩斯与哈耶克的争论影响了二十世纪的经济发展的轨迹，迄今为止我们还在为市场与国家职能的调控争论不休，为政府在市场领域的界限如何纠缠不清。在经济政策的制定上，我们会在哈耶克与凯恩斯之间取舍不定——正如同2008年和2012年爆发的经济危机中，这两位的争论重新被提起，如何选择的问题又一次摆放在了面前一样——但是在政治思想领域，哈耶克的自由主义理论永远都不会过时，他对个人主义的推崇，对国家暴政的警惕，对计划经济的鄙弃，对自由主义观念与民主制度的向往，已经成为了指引我们寻找观念力量的灯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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