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幾年前，補課的大多是補差。
如今，十個學生九個都在補課，差生補，中等生補課，學霸也在補。
西安中小學學生課外培訓負擔越來越重，家長們也為高昂的培訓費叫苦不迭。
校外培訓機構的魔力在哪裡？
它們野蠻生長的養分是如何汲取的？
“小升初”催生的“奧數熱”
劉生玉的孩子現在讀初一。孩子小學三年級時，班上有學生報了奧數班，他覺得孩子太小，拖著沒報。劉生玉一次在和朋友聊天時，得知這名處長的孩子也在上奧數班。處長說，不上咋辦？雖然升學的學校不愁找，但好學校從培訓班招來學習優秀的孩子，自己孩子進校後差距明顯，會自卑。
孩子上四年級下半學期時，劉生玉給孩子報了奧數班。這個藏身友誼路的奧數班佔據了三層樓10多個教室，以“××英語培訓班”為幌子應付教育部門的檢查。一學期下來，學費花了3200元，孩子排名仍靠後，劉生玉便把孩子轉到另一個奧數培訓班。“教得不錯，關鍵是老師有路子。”一番打探後，劉生玉心動了，儘管一年學費1.6萬多元。五年級結束後，老師問他，有專門針對五大名校的尖子班，費用接近翻番，上不上？看著一上奧數班就蔫不拉幾的孩子，劉生玉拒絕了。
小升初時，48個人的班，考上名校的有18個。熟悉的家長告訴劉生玉，都是奧數班用一套套真卷拼出來的。
“現在只要孩子面臨升學，就要去上培訓班。幼升小，小升初，初升高，直至高考，都有相應的機構存在。”學生家長韓小平說，“存在即合理，說明大家有需求。”
補習學校為名校“中高考”補差
儘管三令五申，但小升初總有暗流湧動的“擇校”，那些通過關係邁過的坎，在中學很可能依然面臨問題。肖鬱金女士的孩子在西安城南一所二類重點中學，一個50人的班，初二上學期測試孩子仍未擺脫全班後10名的名次。
肖鬱金說，老師長期對孩子白眼對待，讓孩子喪失了自信。初二下學期，在其他學生家長的介紹下，她和丈夫聯繫了某補習學校，一學期2.5萬。學校保留學籍，孩子一個月到學校去兩次。
“孩子在那裡確實有進步”。肖鬱金說，補習學校的學習、生活管理很嚴格，老師盯得緊，孩子只能專一學習，“這是原來的學校沒有的，我覺得這是孩子進步的根本。”
“補習學校為重點中學承擔了後進生的培養，但名校升學率跟自己沒關係，他們從中獲取利益。”一家培訓學校的校長楊政勇說。
有補習學校名師月入8萬元
關於培訓老師的來源，陳兆林說，一部分是聘請當地學校的優秀老師兼職；一部分是招聘的大學生，這些老師沒有教師資格證。培訓學校通過人力資源把大學生招聘進來，進行培訓後授課，根據學生及家長反饋進行考核。
陳兆 林還 爆料了很多課外培訓機構招攬生源的“伎倆”：組織免費教學，把學生家長的電話收集起來，給家長打電話；包裝“名師”，以中考、高考押題命中率為宣傳點，派名師講課吸引學生報名，可報名後，名師就不見了，經常給孩子講課的可能是畢業不久的大學生。
前些年，培訓學校的收費都是收據，沒有正規發票。後來有了發票，也只有在家長要求的時候出具。培訓機構涉嫌偷稅漏稅，一直被人詬病。
培訓機構充當擇校熱“經紀人”
西安目前的課外培訓市場，可以用“魚龍混雜，泥沙俱下”來形容。一家培訓機構負責人趙謙坦言，在煤炭不景氣時，一些煤老闆帶著資本也進入到培訓領域。這一階段，辦培訓班的有銀行職員，有做生意的各色人等。政府的社會培訓力量，比如一些青少年活動場所也參與到課外培訓機構。“因為這個行業有利可圖，而且是暴利。”趙謙說。
趙謙說，上世紀90年代末，西安課外培訓市場初步興起時，針對的是班級裡的差生。那時辦培訓班的，基本都是學校退休老教師，屬於教師辦學。當時在學校上一節課1元錢課時費，如果代副課只有7毛錢，但在培訓班代課兩個小時80元。2003年是一個分水嶺，一些交給地方的國企子校、高校附屬學校和民辦學校開始興起。一批從公辦學校退休的名校長、名老師進入民辦學校，成為辦學主力。2008年後，民辦學校開始脫穎而出。這期間，課外培訓市場上的奧數熱逐步升溫，培訓機構開始充當擇校熱的“經紀人”。課外培訓從學校教育的補充成為一種剛需，培訓機構學生分層明顯，有專門接收五大名校學生的超尖班。
目前，國家四部委聯手對校外培訓機構開展專項治理行動，我們期待，校外培訓機構“野蠻生長”的狀態能得到有效遏制。（文中人物均為化名）
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報告中提出要“著力解決中小學生課外負擔重問題”，資深業內專家表示，總理政府工作報告中這樣的提法是“第一次”。
中國基礎教育負擔過重，幾乎成為全民痛點，也成為亟待破解的“民生短板”。是時候好好反思——我們的教育為何走進了“越減越重”的減負怪圈，校外培訓機構為何能與基礎教育互為“掎角之勢”，因補課揹負沉重經濟負擔的家長們為何難以自拔……
面對畸重的教育，除了思考，我們還需要勇氣和方法，卸下不該揹負的重擔，只有這樣，才能讓我們的孩子輕裝上陣，擁有更長遠的未來。
委員熱議
補習教育是“大產業”
有老師年入200萬元
“我發現如今有兩個教育系統：一個是公辦、民辦等學校組成的系統；另一個是補習學校，從補習數學、英語等課程到培訓書法、鋼琴等特長。補習學校如此盛行，我覺得有些不正常。”5日下午，政協無黨派人士討論會上，杭州師範大學校長杜衛委員快人快語。
杜衛說，1日他來北京的路上，隨機問了些人，這些人都說，如果孩子不上補習班，學習就跟不上了。“我一聽以後，更加緊張了。這個情況，光靠一個教育主管部門來改革，肯定是不夠的。因為培訓機構是工商註冊的，這成了市場行為。”杜衛援引浙江當地的報道舉例，一些培訓老師的年收入已達200萬元。
“有些家長為讓孩子不輸在起跑線上，送孩子到補習班。有些家長為了圖省事，把孩子送去補習。但嚴重的情況是，有些老師在課堂上沒有講到位，到另一個課堂，再收一筆錢，才能講到位。所以，就出現了孩子不補習、學習跟不上等情況。”杜衛說。
“孩子從星期一忙到星期日，從早晨忙到晚上。哪怕寒暑假，不少孩子從學校的課堂出來，又進了各色培訓的課堂，孩子接觸社會、家庭溝通、親情培育等問題被忽略，他們的身心健康也受到一定影響。”杜衛說。
“這個問題關係千家萬戶，關係下一代成長，不能迴避。雖然教育部門也下過不少文件來治理，但我認為一定要綜合施策才行。”杜衛說。
“補習教育現在是一個大產業，很多人想分一杯羹。”有委員接話。“如果不允許開補習班，它們會轉變形式，轉到地下或家裡。這問題的根子還是升學標準過於單一。”清華大學教授李稻葵委員說。
“補習熱”的話題，隨即掀起討論高潮……
組數據
我國中小學生寫作業時長每天2.82小時
是全球水平的近3倍
2017年12月19日，中小學人工智能教育平臺“阿凡題”發佈《中國中小學寫作業壓力報告》。報告顯示，近3年時間，我國中小學生日均寫作業時長由3.03小時降低為2.82小時，但2017年的最新數據仍是全球水平的近3倍。同為亞洲國家，我國中小學生寫作業時長是日本的3.7倍、韓國的4.8倍。
就國內不同地區的情況而言，湖北黃岡和上海的學生日均寫作業時間最長，超過3個小時，並列全國第一。然而，三四線城市的學生寫作業時長也正逐漸與北上廣趨於一致。
該報告還顯示，近8成家長每天陪孩子寫作業。學生年級越高，家長陪寫作業的時間越長，有7%的高中生家長每天陪寫作業超過4小時。陪寫作業已成為中國家長幸福感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親子關係的殺手，數據顯示，有3/4家庭曾因寫作業“開戰”。
全國義務教育階段在校學生約1.42億人，家長翻倍，要是算上祖父母、外祖父母，以及老師們，被裹挾進“作業”洪流中的成年人，稱得上浩浩蕩蕩。
此外，還有大量學生及家長掉進課外輔導培訓的“泥沼”。中國教育學會的數據顯示，2016年我國中小學課外輔導行業市場規模超過8000億元，參加學生規模超過1.37億人次。儘管各地存在價格差異，但“補習家教費用”在家庭開支中的份額不斷攀升已成普遍現象。而在此前的媒體報道中，有的家庭教育培訓支出甚至已經佔到家庭年收入的三分之二。
專家觀點
學校和課外補習機構應各司其職
每逢週末全民補課，孩子和家長不在補課，就在去補課的路上。中小學生課外負擔為何重？減負減得越多越好嗎？減負究竟應該怎麼減？
中小學生課業壓力和負擔來自哪裡？教育專家、西安交大韓城基礎教育園區總校長劉鵬認為，由於優質高等教育入學機會存在稀缺性，所以中考、高考明顯是帶有選拔的性質。但選拔性考試，必然帶來應試教育。最常見的就是“雙冷教學法”，即冷慫（陝西方言，意為“不停地”）地上課、冷慫地佈置作業，除了課外作業多，家長還會積極主動地花費大量的金錢和時間，尋找課外補習機構進行超綱、提前、應試強化授課和訓練。
減負喊了很多年，為何減不下去？劉鵬認為，現行的減負措施存在幾個誤區：第一，認為讓學生早點放學就可以減負，事實上縮短在校時間，把學生推給社會、家庭，只能給家長帶來更大的負擔；第二，認為降低課本難度就能減負，事實上難的是試題；據此，有人認為降低考試難度就能減負，但事實上一份缺乏難度的試卷就會失去選拔考試的意義，甚至帶來招生錄取的嚴重混亂。
那麼應該如何幫助學生科學合理地減輕課業負擔呢？劉鵬認為，一刀切式的機械性減負在實踐中都會成為一紙空文，最合理的方法應該是：學校切實承擔學生學習的主導責任，不能缺位；課外補習機構作為補充，承擔學生個性化學習需求，切忌越俎代庖。我們必須形成共同認知的是，民辦補習機構不應承擔教育的主體責任，家長應根據自己的經濟實力和孩子的學習狀況合理選擇，絕不要盲目跟風。追求素質教育與應試效果完美結合，才是大多數家長的理想。
（原題為：《西安課外培訓機構野蠻生長，有補習教師月收入高達8萬！》）
閱讀更多 澎湃新聞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