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和胡適可並稱中國新文化的“雙雄”、主將。
“雙雄”與兩位主將，又實在分屬兩個“世界”。
如果把文化看成一個大結構，他們就是中國新文化發生以及蓬勃時期兩個重量級的團塊，都是中國新文化在那一時期大結構的有機組成。
面對中華文化的歷史和現實，魯迅和胡適秉持的不同的立場和價值尺度，在整個文化的場域中，各有其標誌性，也各有其代表性。
他們都有各自的承繼，也有各自的創造。
作為標誌性、代表性人物，他們以及他們的成就也會成為遺產，為後來者承繼。
面對中華文化的歷史和現實，魯迅在每一頁的字縫裡，看到的都是“吃人”，看到了被“吃”的，沒被吃盡剩下的，會繼續被吃的。
胡適看到的是活下來的，要繼續活下去的，且能活得好一點的。
面對中華文化的歷史和現實，魯迅看到的是“死症”，要重建，所以決絕，絕望。
胡適看到的是缺陷，要修補，所以平和，精進。
國家與政黨，政府與民間，大夫與草民，都有他們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以此而論：
如果有“廟堂”與“江湖”，魯迅屬“江湖”中人，胡適則心繫“廟堂”。
如果有“官方”與“民間”，魯迅屬“民間”中人，胡適則意在“官方”。
如果有“多數”與“少數”，魯迅屬“少數”中人，胡適則身在“多數”。
如果有“清流”與“濁世”，魯迅屬“濁世”中人，胡適更鐘意“清流”。
如果有“右傾”與“左傾”，魯迅屬“左傾”中人，胡適更偏向“右傾”。
如果有“保守”與“激進”，魯迅屬“激進”中人，胡適更傾向“保守”。
如果有“傳統”與“現代”，魯迅屬“現代”中人，胡適更在乎“傳統”。
在許多人看來，魯迅有批判，而少有建設，甚至沒有建設。
面對現存秩序，魯迅所做的更多是拆骨揚線，而不是李逵式的造反。
面對中國文化，魯迅看到的是癌與敗血，他主張“換血”。
面對文壇和文場，魯迅所做的更多是砸壇和踢場，砸掉虛偽的文場和文壇，剩下的應該有的文場和文壇。
面對濁世，魯迅所做的更多是撕開所謂清流的皮肉，露出他們的骨頭。他要的是“清白之世”，而不是濁世中的所謂清流。
曾經的中華民國總統蔣介石先生為胡適先生所寫的輓聯是這樣的：
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
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
我以為，蔣先生的輓聯是對胡適精準的評說與估值。
覆蓋在魯迅遺體上的“民族魂”三個字，應該也是被普遍接受的一種對魯迅的評說與估值。比之於蔣先生給胡適的輓聯，則顯得有些籠統，有大而無當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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