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治學的方法

胡適:治學的方法

胡適:治學的方法

編者按:本文原為胡適在廣西南寧的講演,時間為1935年1月13日。由陳翔水、鄭泗水記錄。原稿上有胡適本人刪改的筆跡。收入《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12冊,黃山書社1994年版)。文首略有刪節。

本來做學問,如果得到好的方法,自然容易與學問接近,所得的成績也會比較的多。因此,我時常接得青年朋友的信,殷殷以治學的方法相詢。說胡先生何以不告訴我們做學問的方法,以指導我們如何去做才會更有條理,更有成績,讓我們也好得到做學問的捷徑。對於這問題,我有的或在書信上答覆,有的或在學校講演,計前後已講十七年了。去年三月初八到天津去,也是講這個題目,當時,因為早到了半天,就在旅館中重溫舊稿,看有什麼地方可以增改,但是愈看心裡愈懷疑,到最後才恍然大覺大悟,深覺十七年來所講這無數次的治學的方法,都是錯誤的,於是就把舊稿都撕掉了。

三月初八那日所得的新覺悟,使我明白,治學有無成績,有無結果,不是單靠方法就可以做得到的。在方法之前還須有更重要的先決條件,那些先決條件不具備,即有方法也是沒有用的。《西遊記》的孫大聖,因為上西天取經去,怕路上要遇到許多艱難,所以就求觀世音給他三根救命毫毛,放在身邊,以便解決一切的危急。假如做學問也和唐僧求經一樣要經過九九八十一劫,那麼,難關還有一定的數目,然而做學問這一條路的歷程,卻是無窮盡的,其難關也不止九九八十一。如果我可以借給你們三根毫毛,或者一把百寶寶鑰,以便諸君都能夠深達學問的堂奧,豈不甚妙?無如我去年三月以來的新覺悟,使我知道做學問是無捷徑的,也無小路可走,更無三根毫毛般的百寶寶鑰可求。我們應當在方法之外,先解決做學問的基本條件,依據這種基本條件以建立學問的基礎,以後,治學的方法,自然而然的也就有了。現在我把去年在天津旅館裡所覺悟到的兩個基本條件貢獻給諸位,這或許比三根毫毛還有用呢!

我以為在做學問之前,應先有下列兩個條件:第一是有博大的準備,第二是養成良好的習慣。茲請依序說明之。

一、準備做學問的準備工作,就是先要打個底子,先要積知識經驗,把基礎打好。基礎打好了,學問的初步也就有相當的成功了。做學問的第一步功夫,先在日日探求知識,蒐集材料,不要即談方法,更不要急求成績,知識日深,材料日多,自然有方法,有成績了。即古人所謂開卷有益之意也。所以現在做學問不但要開卷,而且什麼東西都要用,以作做學問的基礎。諸位知道,在科學史上有一段佳話,說牛頓看見蘋果自樹上墜下,後來就依之發現地心吸力的定律。這種希世的發明,不獨當時和現在的學術界受了絕大的影響,即將來影響於學術界亦必無窮盡。但是蘋果的墜地,可以說是我們天天所看得見的,但是為什麼不知道去發明,倒讓牛頓發明了去呢?原來我們所以不及牛頓的地方,就是因為沒有牛頓的博學的基礎。我們都以為蘋果的墜下是當然的,用不著再加懷疑,但是牛頓對蘋果的墜下卻發生了懷疑,他想:蘋為什麼不向空中飛去呢?他的成功是因為牛頓有了精博的學問,對於當時十六十七世紀的新科學有了深切的研究。因此做學問必要先有豐富的知識來做基礎,這是不待言的。所以我們現在可以得到一個結論:做學問的先決條件,不是重在先得方法,而是在先求知識,抱定開卷有益的態度,先造成廣博精深的基礎,然後才來做學問。宋朝的王安石,其道德、學問、功業,都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等人。他有幾句很警惕的話,是值得我們注意的。他的朋友曾子固因為看他做學問方法太雜,就寫信勉戒他。王安石先生因此就作書答他說:

……讀經而已,則不足以知經。故自百家諸子之書,至《難經》、《素問》、《本草》諸小說,無所不讀;農夫女工,無所不問;然後於經為能知其體而無疑。蓋後世之學者與先王之時異矣;不如是,不足以盡聖人故也。……致其知而後讀,以有所去取,故異學不能亂也。

我們現在離王安石先生的年代,雖已有八百餘年之久,但一讀他前面的一段文章,再把“致其知而後讀”的意思仔細體味起來,深覺其言,實大有至理。所以做學問應該以廣博精深的學問來做基礎,不論它是牛溲馬渤,竹頭木屑,都要兼收幷蓄,使對於各種知識,無所不知,無所不曉,然後做學問才能有成績;否則,即有孫大聖的三根救命毫毛,亦無補於事。不過,或許有人對於“致其知而後讀”的意義還有懷疑,現在請再舉例以明之。

我現在要舉例是《墨子》。《墨子》這部書,可以說是中國古代的一部奇書。墨子大家都知道他是講兼愛的,反對儒家和楊朱一派的思想的。因為歷來儒家的思想佔了優勝,所以《墨子》這部書,就久被人所擯棄了。二千年來去注意它的人很少,所以其中遂致有許多殘缺訛誤之處。全書最值得注意的,是《經上》、《經下》、《經說上》、《經說下》、《大取》、《小取》等六篇,這六篇記載著當時墨子學派的各種科學理論,一向因為沒有人看得懂,注意的人就更少了。到了乾隆時代,才有人稍為看得懂,也才知道其中有須橫看的。及至清末中西文化溝通後,中國人從西方學得了幾何學、光學、力學之學,後來又有人懂得了論理學、知識論等,到了這個時候,把《墨子》的書打開來看,才駭然驚喜,原來在《墨子》裡有許多地方是可以用這些新知識來解釋的。不過,在這裡值得我們注意的,就是為什麼以前的人對於《墨子》一書能夠了解的是這麼少,到了後來能瞭解的人反而這麼增多呢?我們的知識越多,我們瞭解《墨子》也越多。這就是“致其知而後讀”的道理。所以從以上的論據看來,可以使我們明白,凡是知道的事物越多,知識就越廣,知識越廣,就越容易做學問。

說到這裡,讓我再引個例證,來說明準備工作對於做學問的重要。大家知道達爾文是一個生物學大家,他一生為了研究生物演進的狀態,費了二十多年的光陰,並且曾經親自乘船遊歷全世界,採集各種動植物的標本和研究其分佈的狀況,積了許多材料,但是總想不出一個原則來統括他的學說。有一天偶然讀起馬爾薩斯(Thomas Robert Malthus,1766—1834)的《人口論》,說糧食的增加是照數學級數,即是依一、二、三以上升。人口的增加卻是照幾何級數,即是依二、四、八以上升,所以人口的增加快於糧食。達爾文看到這裡,豁然開朗地覺悟起來了,因此確定了“生存競爭,優勝劣敗”的原理。我們知道達爾文二三十年所研究的是生物學的學問,但是還要依賴經濟學來補助,才能替他的整個學問找到一個基本的原則,可見學問要廣博,知識要豐富,不應只是注重於方法的問題,還須擴大學問的角度和臺基,以為做學問的基礎,然後學問才有成就的希望。

二、養成良好的習慣。上面我已經詳述做學問的工夫,須要有廣博的知識來做基礎,但是單持有廣博的知識,還是不足用,此外,還要養成二三種良好的習慣才成。通常所謂論理學或方法論,想諸位也知道其中有演繹歸納等的方法。如果以為論理學或方法論可以完全解決做學問的問題,諸位早就可以在教科書裡求得了。正因為做學問的功夫,並不單應在方法上考究,所以每一個人在學問上造就的深淺,都是有賴於良好習慣的養成。試看古今中外的大學問家如王念孫、戴東原、顧亭林、牛頓、達爾文等,那一個不是從良好的習慣中淘練出淵博偉大的學問來?所以在做學問之前,應有的第二條件,就是養成好的習慣。

良好習慣的養成約有三種:

1.勤(要勤快,不要懶,不怕苦。)

2.慎(不苟且,不潦草,不隨便,要負責任。)

3.虛(不要有成見,要虛心。)

現在先從“勤”字講起:

中國今日的新史學家顧頡剛先生,大家都知道他的《古史辨》是對於中國史學上貢獻很大的。他平生治學的功夫,有許多是可以取法的,他的好處就在一個“勤”字。試舉一件事做個例。以前顧先生還在做學生的時候,有人知道他的經濟上很困難,就拿一本《古今偽書考》囑他用標點符號標點出來,以便送到書店賣一筆錢。可是書交他之後,等了一月、兩月、半年、一年,還沒有見到他交還。一天我到他房裡去看他,問起這件事,他就拿出了一大堆的稿子來,已經整理成為一大堆有系統的史料了。我問他:怎麼倒弄成了考據呢?他說:這有什麼辦法,書中不是殘缺不全,就是訛誤百出,怎能不細心來替它整理整理呢?這種不肯偷懶的精神,就是他在學術上成功的秘訣。

現在再讓我介紹顧亭林先生的治學方法。大家知道顧亭林先生平生治學是非常勤謹的,他為了要證明“服”字古音讀做“逼”音,就不憚煩勞,把所有的古書檢出一百六十二條的證據。可見古人做學問所以有成績的緣故,不論在何種條件之下,都少不了一個“勤”字。

其次說到“慎”字。

我們做學問,不論中國字的一點一滴、一筆一畫,外國字小小的一個字母,或是研究自然科學或數學上的一小圈,亦不可輕易把它放過。我看見現在有一班做學問的青年,其所以失敗,就是因為太不慎,換言之,就是太苟且,太撒爛汙了。譬如近人翻譯外國文學書,竟將Oats譯做橡樹,即是將Oats誤當作Oaks;雖只是一小字母的差別,但卻將小麥譯作大橡樹,這不是謬以毫釐,差以千里嗎?又以前曾看到一篇翻譯的小說描寫一個女人生肺炎病,她的女友就拿豬肉給她吃,看到這裡,心裡很納罕,即以普通常識來想,也知道生了肺炎病的人,無論怎樣都不應該給她吃豬肉,後來一查原文,才知道是把Port誤譯作Pork。這不過隨便略舉一二而已,也就可見一班做學問的人太不小心了。但是,我們不能因為錯誤太小,就輕輕把它放過。治學的態度,要像做法官做偵探一樣,絲毫不苟且,雖是極細微的地方,也要一樣的注意。在這裡我願意再舉出幾個例來:

中國的文字中的“於”字和“於”字,以及“維”字,“言”字,都有其獨特用法的,一向大都不十分去注意它。例如“於”字和“於”字的用法,普通以為沒什麼分別。可是有一位瑞典人高本漢(Karlgren)研究《左傳》便發現了“於”和“於”兩字的用法是各有不同的,這是我們所未嘗注意到的。他還把它做出一個詳細的表來。依他就用字法的研究的結果,到現在我們才知道所謂的《左傳》的作者魯君子左丘明的真假實在發生問題,而據高本漢所證明的,此書的作者是山西人而不是山東人。

又我的學生某君,一次曾以“弗”和“不”兩字有什麼不同相問,並舉出不少的例子以相示,我就囑他繼續去研究。後來,研究的結果,才知道“弗”字具有“不之”兩字合起來的意思,就是“半夜鄰有求,無弗給”,等“半夜鄰有求無不之給”。由此可見做學問是要慎重的,研究自然科學的固然尤應該格外小心,即其他事業,如法官偵探亦何嘗不應如此。

最末了說到“虛”字。

“虛”字就是“虛心”的意思。做學問貴能虛心,事先不為成見所入,一如法官的審案,雖蒐集各種證據,都可加人罪名,但於證據中,還須再三慎重的考慮,避絕一切憎愛的成見,然後才不致於枉法。譬如蘋果為什麼會墜地、“弗”與“不”為什麼不同……凡此種種都得虛心去考慮。

綜上所述,我們知道,凡做學問所以能有成績的,不在方法而在勤、慎、虛。換言之,就是要笨幹。所謂科學方法者,亦離不了上述這三種要件。假使具備了這三種要件,科學方法就隨之而來了。如王念孫、顧亭林、戴東原等,他們的學問何嘗不是笨幹出來的?我在西大講演,說到“維”字,它的意義很多,如“維是文王,維是熙熙”,祭文上的“維中華民國某年某月某日”,涵義各有不同。究竟“維”字在經文裡怎樣解說呢?《詩經》裡就有三百幾十個的“維”字。在我們都有些洋脾氣的人,在這裡自應先認為不懂,再去翻古書,把找得到的“維”字,都抄出來,一一拿來比較,然後就容易明白了,這樣終於確定“維”字是一個感嘆詞。老子說:“維之於呵,相去幾何”,也可以證明原來“維”就是“呵”的意思。

最後我有幾句話要忠告諸位,就是做學問並無捷徑小路可走。更沒有一定的方法可受用無窮,如果真有這方法,我為何不樂意奉送給諸位?記得以前有個龜兔賽跑的故事,是希臘最有名的寓言,可以拿出來供諸位做學問的教訓。我覺得世界上有兩派人:一派是烏龜派;一派是兔子派。凡是在學問上有大成就像達爾文、牛頓這一班人,都是既有兔子的天才,又有烏龜的功力,所以能夠成為世界上最堪景仰的人。不過兔子的聰明,不是人人都有的,但烏龜的功力,則人人可學。在這裡我希望諸位在做學問方面努力去學做烏龜,中國就不怕不產生無數像達爾文、牛頓、瓦特這一類的大學問家了。

一月十三日

胡适:治学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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