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評選風雲變幻的二十世紀的中國君子，我相信很多人會投胡適一票，前提是你必須對胡適有足夠的瞭解。
胡適溫文爾雅，睿智、有風度，是其強烈的個人氣息，既有西方彬彬有禮的紳士風度，又有中國傳統的寬容和大度。
魯迅因思想觀點不同對胡適成見日深，寫了不少諷刺、批評胡的文章，還延伸到學術領域，其中不乏前後矛盾之處，包括以前奉為"警闢"之作的胡適撰著，後來都指為"也不見得好"了。而胡適對魯迅評價就客觀的多，不搞“黨同伐異”，摒棄了黨派的、政治的、情感的偏見，幾乎把新文化運動短篇小說的創作成績歸於魯迅，涇渭分明，後對於包括魯迅在內的左翼作家的抨擊以至謾罵，作為右翼文化泰斗的胡適不非常大度，以"老僧不見不聞"的淡定，不氣，不急，不理會。迄今為止未見胡適回罵魯迅的文字。當魯迅遭到無端謾罵、人身攻擊時，胡適還為魯迅辯誣、主持公道。著名的“反魯”派蘇雪林致信胡適，對魯迅大肆攻擊，胡適覆信告誡蘇雪林"不必攻擊其私人行為"，批評她用"衣冠敗類"、"奸惡小人"等字句"尤不成話"，"是舊文字的惡腔調，我們應該深戒"，胡適還為魯迅作品被誣指抄襲叫屈。
可見，無論面對政敵還是學敵的非議，無論是否屬實客觀，胡適大都放不下“正人君子”的身份和“縉紳階級”的架子，而總會顯示出其寬厚、持平、講理、公道、彬彬有禮的良好態度和修養。還是上邊和魯迅的恩怨，對於魯迅經常在文章中或明或暗的攻訐譏剌，胡適幾乎是“打不還手，罵不還口”，而對於魯迅在文學創作上的天才，胡適一生都秉持著“最誠意的敬愛”；而胡適和梁漱溟兩人也常為中西文化問題有口頭上或文字上的爭論，有時雙方都不免動了火氣而互相指責，但在胡適的內心深處，對梁漱溟的操守、人格、及其以聖賢自任的氣魄和擔當其實是十分的敬服，有時甚至還會興起自愧不如之嘆；又例如胡適頗為鄙薄郭沫若的“阿諛”和“無行”，但由於郭氏在甲骨文研究的成就，胡適也照樣提名他為第一屆中央研究院的院士。
這符合胡適一貫待人接物的溫良恭儉讓態度：凡論一人，總須持平。愛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方是持平。他有句名言是寬容比自由更重要。
胡適的學生楊杏佛曾大罵胡適的新文化改革，胡適沒有發脾氣，他只是說要改寫 “唐僧第八十一難”，“ 唐僧情願捨身，把他的肉，一塊一塊地割下來，餵給一班取經路上死去的冤魂冤鬼”，楊杏佛聽得臉紅耳赤。
胡適後來的文化改革被人攻擊是“用誣衊中國文化、東方文化的方法，向西方人賣俏”，胡適見到這些文章，連說；“不要去管它，那是小事體，小事體，我捱了40年的罵，從來不生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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