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聊城：傅斯年陳列館（資料）
東西文化之比較
一
近年來歐洲許多消極的舉者，唱著這種論調：西方的物質文明業已破產，東方的精神文明將 要興起。去年我在德國的時候，有一個很淵博的學者和我說：“文化是建築在精神上面。甚至東方人的靈魂得救，都是以道德高下為選擇的標準。輪迴之說，不是如此嗎?”這種言論，雖然是他們戰後一種厭倦的心理；然而對於那些東方文化誇耀者，實足以助長其勢焰。依我個人所見所聞，這種論調，也使西人對於他們自己那日見增長的文化，沒有得著一種正確的觀念。我草此文討論東西之文化，就是想大家對於這兩種文化有一種新的觀念。
二
我是一箇中國人，所以就從孔子講起。依照孔子觀象制器的理論，一切文化之起源是精神的，是從意象而生的。“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鹹用之，謂之神。”孔子舉出許多事實，證明這個理論。我們看見木頭在水上浮，就發明了船；看見另一種木頭可以沉入水內，就發明棺材墳墓以保存父母的遺體；看見雨水落在地下，就發明文字以記載事實，因為恐怕它們也像雨水一樣落下不見了。
柏拉圖與亞理士多德也有道種理論。人類的器具與制度都起源於意象，即亞理士多德所謂“法因”（formal causes），孔子，柏拉圖，亞理士多德等都生於上古時代，那時並無所謂物質與精神的二元論，所以他們能夠認清一切物體的後面都是有思想的。
實際上，沒有任何文化純粹是物質的。一切文化的工具都是利用天然的質與力，加以理智的解析，然後創造成功，以滿足人的慾望、美感、好奇心等。我們不能說一把泥壺比較一首情詩要物質些，也不能說聖保羅禮拜堂比較武爾威斯洋房要精神些。最初鑽木取火的時候，都以為這是一件屬乎精神的事，所以大家都以為是一個偉大的神所發明的。中國太古神話時代的皇帝都是發明家，並不是宗教的領袖。譬如燧人氏發明火，有巢氏發明房屋，神農氏發明耕種與醫藥。
我們的祖先將一切器具歸功於神是很對的。人是一種製造器具的動物，所以器具就構成了文化，火的發明是人類文化史中第一個新紀元，農業的發明是第二個，文字是第三個，印刷是第四個。中古時代世界各大宗教，從中國東海橫行到英國，將世界的文化都淹沒了。直到後來發明瞭望遠鏡、汽機、電氣、無線電等，世界文化才到今日的地步。如果中古時代那些祭司們可稱為“聖”，那麼，伽利略(Galileo)、瓦特、斯蒂芬孫、模司（Morse）、柏爾(Bell)、愛迪生(Edison)、福特等，就可稱為神，而與伯羅米修士（Prometheus）、卡德馬斯（Caddmus）居於同等的地位了。他們可以代表人群中之最神聖者，因為他們能夠利用智力，創造器具，促進文化。
一個民族的文化，可說是他們適應環境勝利的總和。適應環境之成敗，要看他們發明器具的智力如何。文化之進步就基於器具進步。所謂石器時代、銅器時代、鋼鐵時代、機電時代等，都是說明文化發展之各時期。各文化之地域的發展也與歷史的發展差不多。東西文化之區別，就在於所用的器具不同。近二百年來東西方之進步遠勝於東方，其原因就是西方能發明新的工具，增加工作的能力，以戰勝自然。至於東方雖然在古代發明了一些東西，然而沒有繼續努力，以故仍在落後的手工業時代，而西方老早就利用機械與電氣了。
這才是東西文明真正的區別了。東方文明是建築在人力上面的，而西方文明是建築在機械力上面的。有一個美國朋友向我說：“美國每個男女老幼有二十五個以至三十個機械的奴僕替代當差，但是每個中國人只有四分之三的機械奴僕替他服務。”還有一個美國工程師說：“美國每人有三十五個看不見的奴僕替他做事。美國的工人，並不是工資的奴隸，而是許多工人的頭目。”這就是東西文化不同之處。它們原來不過是進步之程度不同，後來時日久遠，就變為兩種根本不同的文化了
三
一九二六年七月我到歐洲去的時候，路過哈爾濱。這城是俄國的租借地，從前不過是一個小小的鎮市，但是現今就成為“中國北部之上海”了。離哈爾濱租界不遠，另有一箇中國的城市，這城市從前是一個村莊。我在這裡遊玩的時候，有一件事令我很注意：中國城裡一切運輸都是用黃包車或是其他用人力的車，但是在租界上這種車子不許通行。現在租界已收回中國，不過一切行政仍照俄國舊的辦理。租界的交通，都是用電車汽車；如有人力車進入租界，就必須退出，而且不給車費。
那些誇耀東方精神文明者，對於這種種事實可以考慮考慮。一種文化容許殘忍的人力車存在，其“精神”何在呢？不知什麼是最低限度的工資，也不知什麼工作時間的限制，一天到晚只知辛苦的工作，這還有什麼精神生活呢？一個美國的工人可以坐他自己的汽車去上工，星期日帶著一家人出去遊山玩水，可以不花錢用無線電機聽極好的音樂，可以送他的兒女到學校去讀書，那學校裡有最好的圖書館試驗室等。我們是否相信一個拖洋車的苦力的生活，比較美國的工人要精神化些道德化些呢？
除非我們真正感到人力車伕的生活是這樣痛苦，這樣有害於他們的身體，我們才會尊敬哈格理佛士（Hargreaves），卡特賴特（Cartwright），瓦特，福爾敦（Fulton），斯蒂芬孫，福特等。他們創造機器，使人類脫離痛苦，如現今東方民族所忍受的。
這種物質文明——機械的進步——才真正是精神的。機械的進步是利用智力創造機器，增加人類工作與生產的能力，以免徒手徒腳的勞苦而求生活。這樣，我們才有閒餘的時間與精力去欣賞較高的文化。如果我們要勞苦工作，才能夠生存；那麼我們就沒有什麼生活了，還有什麼文化可言呢？凡夠得上文化這名詞，必須先有物質的進化為基礎。二千六百年前管仲曾經說過：“衣食足而知榮辱，倉廩實而知禮義。”這並不是什麼經濟史觀，乃是很簡單的常識。我們試想想：一群婦女孩子們，提著竹籃，拿著棍子，圍聚在垃圾堆中尋找一塊破布或是煤屑，這叫做什麼文明呢？在這種環境裡能產生什麼道德的精神的文明麼？
那麼，恐怕有人對於這種物質文明很低的民族，要談到他們的宗教生活了。在此我不必討論東方的各種宗教，它們最高的聖神也不過是些泥塑木雕的菩薩而已。不過我要問問：“譬如一個老年的叫化婆子，貧困得要死了，她死的時候口裡還念著南無阿彌陀佛，深信自己一定能夠到佛爺的西天那裡去的。用一種假的信仰，去欺哄一個貧困的叫化子，使他願意在困苦的生活中生存或死亡，這叫做道德文明精神文明嗎？如果她生在另一種文化裡，會到這種困苦的地步嗎？”
不，絕對不是如此，人老了，不能抵抗自然的力量，才會接受那種催眠式的宗教。他很捻，不願意奮鬥，於是他設法自慰，宣言財富是可鄙的，窮困是榮幸的。這樣的人，正像狐狸吃不著葡萄，而反說葡萄味苦一樣。這種議論，差不多是說現世的生活沒有什麼價值，幸福的生活，還在來生。哲人們既宣傳了這種思想，那些過激派更進而禁慾，自制、甚至自殺。西方的祭司們常常祈禱、禁食，在柱頭上鞭笞自己。中國中古時代也有許多和尚祈禱、禁食，天天吃香油，甚至用油布捆著自己燒死，獻給佛菩薩作為祭品。
世界的文化，就是為中古時代這種自棄的宗教所淹沒了。一千餘年之後，人類才打倒那種以困苦為中心的文化，而建設以生活為中心的新文化。現在我們環顧四周，中古的宗教還存在，巍偉的教堂還存在，一切廟宇也還存在，但是何以我們對於人生的觀念完全改變了呢？這種變遷，是因為人類近二百年來，發明了許多器皿與機器，以駕馭天然的財富與能力。利用這種機器，就可以節省人工，縮短距離，飛行空中，通過山嶺，潛行海底，用電流來拖我們的車子，用“以太”來傳我們的消息。科學與機械可以隨意運用自然。人生逐漸舒適此，快樂些；人類對於自己的信仰心，也加大些。這樣，人就把自己的命運，握在自己的手掌中了。有一個革命的詩人唱著：
我獨戰，獨勝，獨敗；
我自由，毫無依賴；
我思想，終日無懈；
我死亡，何須基督替代？
這樣，現代的新文化就產生了一種新的宗教——自立的宗教——與中古時代自棄的宗教完全相反。
四
我們都是歷史的產兒，所以我們要了解現代各種文化，最好是與它們中古的歷史背景相比較，就更易於明瞭。東西文化之成敗，就是看它們能夠脫離中古時代那種傳統思想制度到什麼程度。照我們上各段所討論的，西方文化解脫中古文化之羈絆，可說是成功最大的；至於現代印度的文化，可說這是中古文化。在此兩極端之中，其他東方各文化，其成功之程度，就各有高下不同了。
我們將日本與中國兩相比較，對於這一點就更易於明瞭。一千二百年前，中國就開始反對佛教了。孔子之人道主義，老子之自然主義，都是極力反對中古之宗教的。八世紀時的大乘佛教變為禪宗，而禪宗不過是中國古代的自然主義而已。九世紀時，禪宗極力反對偶像，差不多與佛教脫離了。到了十一世紀，儒教又復興。自此以後，佛教的勢力，就逐漸消失了。因此，後來新起的儒教，成為學者的哲理，以理智的態度，'致知格物’到了十七世紀中葉，學者對於一切研究考據，純粹用科學的方法。凡文字版本歷史等考據學，都必須以事實為根據。各學者既採用此種方法，以故中國近三百年的學術，極合乎科學的方法；而許多歷史的科學，如文字學、版本學、漢學、古物學等，都極其發達。
中國雖則倡導人文主義，脫離宗教的羈絆，然而今日仍舊在落後的地位。她推翻了中古時代的宗教，但是對於大多人民的生活，仍舊沒有什麼改進。她善於利用科學方法，但是這方法只限於圖籍方面。她的思想得了自由，但是她沒有利用思想戰勝物質的環境，使人民的日常生活也得自由。五百年的哲學思想，不能使中國逃出盜賊饑荒的災害，以故十七世紀的學者，實在是灰心。於是他們不得不棄捨那空洞的哲學，而從事於他們所謂“有用的學識”。但是他們可嘗夢想到這三百年來所用的苦工，雖則是用科學方法，仍不免只限於書本上的學識，而對於普通人民的日常生活，毫無補救呢？
至於日本呢，她很不客氣地接受西方的機械文明，在很短的時期內，就造成了新式的文化。當培理（Perry）到日本的時候，她還是麻醉在中古文化裡。對於西方文化，她起初還表示反抗，但不久就不得不開放門戶而接受了。日人因著外人的凌辱蹂躪，於是奮起直追，製造槍炮，便利交通，極力生產，整頓政治；而對於中古的宗教封建制度等，都置之不理了。在五十年之中，日本不但一躍而為世界列強之一，而且解決了許多困難問題，為印度的佛教或中國的哲學所不能解決的。封建制度取消了，立憲政府起而代之，中古的宗教也立刻倒塌了。人力車是日本發明的，但是現今橫濱東京等處的人力車，日漸減少。人力車之減少，並不是因為什麼宗教的人道主義，也不是因為那些仁慈的太太們所組織的慈善機關， 乃是因為“市內一圓”’的福特車。國家既因著工業而富足興盛，於是國內的文藝天才，乘機而起，產生了一種新的文學，與物質的進步並駕齊驅。日本現在有九十個專門科學的研究社；全國各工程師所組織的會社，共有三千會員。因著這許多人力與工具，東方就建築了一個精神的文明。
這是怎麼一回事，很易於明瞭。最初人類本身是製造器具的動物。發明新的器具，以勝過物質的環境，因而就構成了所謂文化。後來人類感覺得與自然奮鬥的太辛苦了，於是躲避在精神生活之下，而造成中古之黑暗時代。直到後來科學與機械興起，大家繼恢復從前那種自信心，而產生現代西方的新文化。科學與機械傳入日本，於是日本也構成了她的新文化。中國，印度，並其他東方各國，也必因著科學與機構，變為新文化的國家。
以上各節，已將現代西方機械文明之精神方面，詳細說明。機械之所以為精神的，乃因其能解脫人生之困苦，使大眾有享受快樂的機會。無論我們是否善於利用閒暇以尋求快樂，而專就利用機械以解脫困苦一層而論，就可說是精神的享樂。我們不能因為幾個傳教士被逼迫而燒死了，就咒詛上帝。
五
現在我們要討論西方文明其他的精神方面。在此我不必談什麼藝術音樂文學，因為我們大概都可以承認西方的藝術與文學可以與東方的相頡頏，至於西方的音樂，就遠勝於東方了。
我們先談科學吧。無論我們對於精神生活的定義怎樣，尋求知識是人類精神的需要，這是任何人不能否認的。但是古代的文明，都極力壓制這種求知慾。照聖經創世紀所講，人類的墮落，並非因著女人，乃是因著求知的慾望。東方許多宗教。都以為無知則無慾，主張摒棄智識，服從天道。莊子說：“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這些哲人大都回避求知的路，而致力於 內省默坐修養等工夫，以尋求他們所謂深奧的智慧。還有些以為冥想可以與神相通。此外，佛教中所謂“四禪”“六度”，也是如此。
一九二七年正月有一個埃及的僧侶在英格式宣言東方的精神文明要高超些，因為他能夠活埋在地下經過二點五十二分鐘之久，仍舊可以復活。他比較大魔術家胡丁黎（Houdini）多能支持八十二分鐘，但是戲院沒有允許他表演，因為戲院的老闆恐怕觀眾不能忍耐等待三點鐘之久。
其實，這並不是什麼精神文明。現在東方許多苦行僧，也能夠表演這種伎倆。許多下等動物在蟄伏時期不是與這個一樣麼？至於那些科學家，用嚴格研究與實驗的方法，發現自然的秘密，實在是真正精神的快樂。不下一番功夫，不利用觀察，不知一味的偷懶，確實是找不著什麼真理的。科學可以訓練我們的腦力，供給我們好的工具與方法。智識雖然無限，但科學家並不失望，因為不斷的努力，日積月累，就可以對於自然逐漸明瞭。一次的成功，就有一次的進步，也就有一次的精神快樂。阿基米得（Archimedes）去洗澡的時候，忽然解釋了他所疑難的問題，他快樂得不知所措，赤著身子跑到街上四處喊叫。許多科學家，如伽利略、牛頓、巴士特、愛迪生等，每次有什麼新發現的時候，都感覺得無上的精神快樂。至於那些古代冒名的先知們，自己以為用內省的工夫，可以尋求高深的智識，對於這種精神的快樂，完全沒有經驗過。
那些舊式宗教的信徒們所謂精神快樂者，就不外乎自行催眠的法術。十七世紀時中國有一個革命的哲學家顏元（一六三五——一七○五），有一段事實紀載他個人精神的快樂：'甲辰五月夏至前四日，思故人，引僕控 （此處原文為[馬蒙]合為一字，即驢子。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本無此字），被綿褐衣，馱麥裡左。僕垛（，臺北現代文化拓展社版作禾旁[禾朵]），獨至柳下，鋪褐坐息。仰目青天，和風 泠然，白雲散聚，遂朗吟雲淡風輕之句，不覺心泰神逸；覆空載厚，若天地與我外，更無一事物。微閉眸視之，濃葉蔽日，碧綠羅裹，寶珠光耀，在隱露間，蒼繩繞飛， 聞其聲不見其形，如躋虞庭聽九韶奏也。”後來顏元反對空洞的儒教。在北方倡導力行主義，不過他把上面這一段記載，存留在他的集子裡，以證明那種半宗教式的哲學思想，是空虛的，自欺欺人的。
科學之最精神的處所，是抱定懷疑的態度；對於一切事物，都敢於懷疑，凡無真憑確據的，都不相信。這種態度雖然是消極的，然而有很大的功勞，因為這態度可以使我們不為迷信與威權的奴隸。懷疑的態度是建設的，創造的，是尋求真理的惟一途徑。懷疑的目的，是要勝過疑惑，要建立一個新的信仰。它不只是反對舊的信仰、而且引起了許多新的問題，促成了許多新的發明。許多大科學家的傳記，如達爾文、赫胥黎、巴士特、科和（Koch）等，都貫注著這種'創造的懷疑’的精神，足以感悟後人。中古的聖徒基於信仰，現代的科學家則基於懷疑。
六
但是現代西方文明最精神的處所，還是在它的新宗教。這宗教無適當的名稱，暫稱之為'民治的宗教’。現代文明並非始終宗教，但結果造成了一種新的宗教；也無所謂道德，但是產生了一種新的道德標準。老實說，十五六世紀歐洲的列強，可說是強盜式的國家。當時的大英雄如哥倫布、麥哲倫、德瑞克等都是一些大海盜，乘風破浪以求金銀財寶他們的這種冒險事業，都有政府為他們的經濟後盾，而他們在外的榮辱，也與國體相關。他們的宗教，原是講博愛的，他們的道德標準，原是懲責劫掠的，但是這些探險家並不理會這樣的宗教與道德。
這種搶劫的行為，開闢了許多移殖通商的新大陸，增加了歐洲列強的財富與威勢，激動了許多人發明與製造的熱誠。接著就是工業革命，將生產的方法完全改變，各國的生產能力突然倍增。物質的享樂既然增高，就產生了許多中產階級，而同時大家的想像力與心情心也擴大了。這樣，大家都能掌握自己將來的命運，增加對於自己的信仰心，而各種社會意識，社會道德也應運而生了。以上種種，都造成了民治主義的新宗教。我所謂新宗教，就是十八世紀理想的個人主義，以及近百年的社會主義。
十八世紀的新信條是自由、平等、博愛。這新宗教到了十九世紀中葉就變為社會主義。這些新趨勢，都是舊文化時所未曾夢想到的。不錯，東方的宗教也談什麼博愛，什麼土地與財產均分，但這些都不過是紙上談兵，與實際的社會生活或政治組織毫不相關。
西方便不同了。自由平等博愛是法美及一八四入年各國革命的口號；以後的革命，也莫不如此。各新起共和國的憲法，都貫注著這種精神。這口號打倒了君王，帝國，貴族；實現了人群在法律上的平等，思想言論出版信仰的自由；並且解放了婦女，普及了教育。
社會主義可說是補充早期民治主義之個人思想的，是民治運動進程中之一部分。到了十九世紀中葉，經濟的組織逐漸複雜，資本集中，以故從前的放任主義，不能達到平等自由的目的。大家反對義務教育，因其侵犯個人自由； 反對勞資法及工廠法，因其專為某階級的法律。近代經濟組織既已改變，也必須有一種新的社會及政治哲學以適應此種新組織的需要。因此，一切社會主義運動，除掉什麼經濟史觀階級鬥爭的理論之外，不過是用社會群眾或政府的力量，以求大多數最大的幸福。這運動大概可分兩大支流。一就是組織工會，用團體交涉或罷工的方法，以增進勞動階級的利益。一就是用政府的力量，調和階級鬥爭，而同時設法實行社會主義的思想，如收遺產稅及所得稅，強迫工人保險，限制工作時間，制訂最低工資等等。無論是用那種方法，如前許多看為很危險的社會主義思想，現在都實現在各新進國家的法律上或政策上了。我們雖然可以相信財產所有權是神聖的，但是實際上遺產稅與所得稅已成為各政府收入之一大宗了。英國是資本主義的大本營，但是英國的勞工黨曾組織過政府，而且不久仍有登臺的希望。美國是極力主張個人自由的，但是美國政府還是強迫禁酒，現今的世界，已不知不覺的趨於社會主義之途了。
這種民治的宗教，不是專為個人的自由，也不是專為別人的自由，乃是設法使個個男女都能得自由。除了用科學與機械增高個人的快樂之外，還要利用制度與法律使大多數人都能得著幸福的生活——這就是西方最偉大的精神文明。我可以問問：婦女解放，民治政體，普及教育等，是否從東方的精神文明產生出來的呢？焚燒孀婦，容忍階級制度，婦女纏足，凡此種種，是否精神文明呢？
七
現在我們將精神文明（spiritual civilization）物資文明(material civilization)唯物文明（materialistic civilization)作為本篇的結論。物質文明兼有物體與思想兩意義，因為一切器具都是思想的表現。西方的汽車文明固然是物質文明，而東方的獨輪車文明就不能說不是物質文明。現今大都將唯物文明這名詞加在現代西方文明上面，但我 想這名詞加在落後的東方文明上還較為恰當。唯物文明的意思，是為物質所限，不能勝過物質；如東方不能利用智力，戰勝物質環境，改進人群的生活。東方的聖賢，勸人知足，聽天由命，昏天黑地的敬拜菩薩；這種催眠式的哲學，比較他們自己所住的房子，所 吃的食物，所拜的偶像，還要偏於唯物了。
反之，如果某種文化能夠利用智力，征服自然，脫離迷信蒙眛，改進一切社會政治制度，以為人類最多數的幸福——這才是真正的精神文明，這種文化將來還要繼續 增長進步，不過它的進步，不會轉向東方精神文明的途徑，而是照著它已往所走的途徑，繼續進行。
文章源自《胡適文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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