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给陈明远复信，对他敢于说真话表示赞赏。信中说：“我实在喜欢你，爱你……我告诉你，你的信一点不使我‘烦忧’，而且是非常高兴！”
陈明远认真地思考了一会，回答说，对于的来稿，我准备分为三类来处理：
第一类，象《罪恶的金字塔》和《骆驼》这样的好诗，还有少数合格的，予以发表；
第二类，有可取之处但尚须推敲斟酌的，提出具体意见退还您进行修改，改好后再来看；
第三类，诗味索然，不要分行，当作散文，杂文对待，或者，干脆扔到字纸篓里去，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爱护您的诗名，也对得起广大诗歌爱好者啊。
这期间，郭沫若不仅是文坛大师，还担任众多职务，他任中国科学院首任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首任校长、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第一所所长、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中日友好协会名誉会、中国文联主席等要职，当选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二、第三、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当年，在大跃进运动期间，处处‘放卫星’、‘发喜报’、搞‘献礼’，一哄而起，又一哄而散；浮夸虚假的歪风邪气，泛滥成灾……‘上有好之，下必甚焉’。不仅可笑，而且可厌！假话、套话、空话，是新文艺的大敌，也是新社会的大敌。但有时，也是属于无奈的应景之作。
陈明远，当时毕业于上海科技大学，同年在北京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从事语言声学、信息论和数理语言学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后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旁听研究生课程。1978年任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1982年任北京语言学院（今北京语言大学）讲师。
至於我自己，有时我内心是很悲哀的。我常感到自己生活中缺乏诗意，因此也就不能写出好诗来。我的那些分行的散文，都是应制应景之作，根本就不配称为是什麽‘诗’。别人出于客套应酬，从来不向我指出这个问题，但我是有自知之明的。
后来，他对陈明远说，你跟那些人不一样，你从小敢对我说真话，所以我深深地喜欢你，爱你。我要对你说一句发自内心的真话：希望你将来校正《沫若文集》的时候，把我那些应景应制的分行散文，统统删掉，免得後人耻笑！当然，後人真要耻笑的话，也没有办法。那时我早已不可能听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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