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17世纪英国革命的导火索之一就是斯图亚特王朝的查理一世与议会之间围绕征税问题而发生的分歧与争端。财政问题为何引发革命？革命中国王与议会双方采取了哪些财政措施？这些措施对后来英国的政治、经济、社会产生了什么影响呢？英国的财政结构在17世纪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最重要的表现是英国从中世纪的国王财政向现代国家财政过渡，或者说从熊彼得所谓的“中世纪领地国家”走向“税收国家”（当代学者一般称之为‘财政—军事国家’）。[1]革命之前，国王为了增加财政收入而采取了多种复杂的财政措施；在革命过程中，国王和议会双方为了战争而采取的财政措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内战爆发（1642年）前，议会控制国王约3/4收入；内战之后，议会控制国王收入90%，到1690年，提高到97%以上。[2] 也正是在17世纪90年代，国王债务完成了向国家债务的转变，其标志是英格兰银行的成立。所以，英国革命的重要后果之一便是它的财政—军事动员能力大大增强；到17世纪90年代，英国开始成为欧洲大国之一，18世纪英国继续全球扩张，巩固了在大西洋的贸易和殖民帝国地位，并且扩张到印度洋。[3]
一、 革命前斯图亚特国王的财政状况众所周知，英国革命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国王的财政问题无法解决，与议会产生了冲突，最终双方发生内战。但国王的财政问题究竟如何引发内战和革命，则需要予以详细说明。
James I of England and VI of Scotland (1621)
1603年，伊丽莎白一世女王去世，苏格兰国王詹姆士六世继承了英国王位，称为“詹姆士一世”（1603—25年在位）。英国进入斯图亚特王朝时期。大多史学家认为，伊丽莎白一世遗留的债务约40万英镑（虽然其中30万可以由1601年议会批准的补助金予以偿还）。[4] 1608年，詹姆士一世的债务达59.7万英镑，到1625年，高达100多万英镑。[5]查理一世（1625—49年在位）继位之后，国王的财政状况不仅没有得到改善，而且进一步恶化。到1630年，他负债已经超过100万英镑，连日常开支都难以支撑。[6]
为什么英国革命前詹姆士一世和查理一世的财政总是入不敷出呢？
第一，16世纪物价飞涨的余波未消。持续一个多世纪的物价普遍飞涨，货币购买力不断下降，国王的开支相应地急剧增加。
第二，议会批准给国王的税收收入不断减少。它们主要就是“1/15和1/10”税和“补助金”。 由于“1/15和1/10”税从中世纪就固定了各地应该缴纳的数量，每次只能征收到3万英镑左右；[7]补助金需要地方官吏评估纳税人的财富，估税结果交到财政署；财政署再委派另一批官吏到各地征收，由于逃税严重，因此补助金的税量也不断下降。如萨福克郡某地，1557年，有66人估税为67英镑土地、454英镑财产；但是到1628年，该地只有37人被估税，其土地价值为54英镑、财产只有23英镑。[8]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1559年，一次“补助金”能带来14万英镑，但是到1601年，它只能带来8万英镑。[9] 詹姆士一世时期，补助金的逃税情况更加严重。1615年，一名年收入1000英镑的乡绅的估税价值只有20英镑。[10]所以，议会批准的税收逐渐变得没有财政价值了。
第三，王室领地不断出售，来自它的收入也随之减少。自从都铎王朝亨利八世（1509—1547年在位）宗教改革没收了大量修道院土地以来，这些土地就变成了王室领地。为了应付财政支出，亨利八世及其后的国王都出售王室领地。1603—1621年，王室领地收入又减少了1/4。詹姆士一世通过变卖土地来缓解财政压力。他在位期间大约平均每年卖土地的收入超过2.7万英镑，卖地所得总共约65万英镑。[11]1649年，查理一世被处死之后，议会拍卖王室领地，价值不足200万英镑。[12]
第四，宫廷开支剧增。国王宫廷的正常开支包括王室成员的日常开支、王廷官吏的俸禄等。詹姆士一世即位之初，就为自己、王后安妮和他们的3个孩子各建立了一个王廷（Royal Household），三个王廷的食物每年就达8万英镑。[13]因此他不仅增加了王廷官吏人数，而且提高了官吏们的俸禄。从为王廷服务的骑士人数即可看出。伊丽莎白一世在位44年里，封骑士878人；斯图亚特王朝早期，封骑士3281人。[14]1603年，财政署支付的王廷官吏俸禄和年金为2.7万英镑，到1608年则上升为6.3万英镑。詹姆士一世的整个王室开支由在位第一年的86720英镑上升到1610年的113099英镑。[15]查理一世统治的30年代，每年除了支付俸禄4.16万英镑外，他还要支付官吏的年金和养老金13.11万英镑。整个17世纪30年代，查理一世支付给官吏们的总开支为35万英镑，而其收入为61.8万英镑。[16] 赏赐宠臣也是王廷开支的重要组成部分。詹姆士一世统治初期，慷慨赏赐宠臣和王廷官吏： 1603年为11741英镑，1611年则达到78971英镑19先令11便士。[17]
Portrait of King Charles I by Anthony van Dyck
二、 革命前斯图亚特国王的财政措施与任何时代任何国王一样，斯图亚特王朝早期的詹姆士一世和查理一世都采取了开源节流的财政措施。
最简单的节流方法就是削减开支。1629年，查理一世的新任国库长理查德·韦斯特（Richard Weston）发动了对海军和法律部门、宫廷开支的调查，结果发现，王廷开支占国王收入的40%左右，节省开支的重要方面是削减食物、饮料和娱乐。[18]但是，这些削减开支的措施都是短期有效的，真正长期有效的削减开支措施应该是减少王廷官吏、领取年金者的人数、官吏和宠臣的人数，因此斯图亚特王朝早期，财政节流措施难以到位。
开源才是最重要的财政措施。国王的财源大致来自两类：一是议会批准的税收，二是国王财政特权带来的收入。如前所述，“1/10和1/15”税、补助金几乎没有增长的余地，所以经过议会批准而国王可以终身征收的关税就成为国王增加收入的重要来源。1608年，詹姆士一世颁布了新的“关税率”（Book of Rates），仔细地修改了一些商品的关税，对新的进口商品征收额外的关税，合计对1400多种进出口商品征收关税，每年可以获得6万多英镑。[19]到30年代末，关税收入每年超过20万英镑。[20]但是1640年，议会废除了国王即位就被授予终生征收关税的权利，而改为每年经过议会批准，国王才可以征收关税。
当这些税收无法满足国王的财政需求时，他们就不得不采用国王的财政特权来增加收入。詹姆士一世和查理一世是英国历史上最后利用财政特权扩大收入的国王。
监护权是给国王带来不少收入的财政特权之一。如1617—22年，詹姆士一世利用监护权获得3.5万英镑；而1638—40年，监护法庭带给查理一世的收入达到8.3万英镑。[21]由于国王的财政特权收入不受议会控制，所以早在1610年，议会就向詹姆士一世提出，如果他放弃监护权和采买权，那么议会每年批准他征收20万英镑正常收入，这就是所谓“大协议”（Great Contract）。但是双方都对此提议表示不满意。国王认为20万英镑太少了，而下议院则认为代价太高，请求国王不仅放弃监护权和采买权，而且放弃征收新关税。最后“大协议”不了了之。
于是詹姆士一世和查理一世继续通过行使封建财政特权而获得收入。第一种方法就是“强封骑士”。从理论上说，所有年收入40英镑以上者必须在新国王加冕典礼上宣誓成为骑士，没有履行该义务的人应该被处以罚金。但是，由于16世纪的物价飞涨，许多人发现年收入40英镑根本成不了骑士。伊丽莎白一世和詹姆士一世都没用过这项特权，但是查理一世任命了一批官吏，让他们鉴别各地的“骑士”人数，对不接受“骑士”封号者予以处罚，结果全国有9000多人被罚，共获得约17万英镑。[22]另一个财源是“王室森林罚金”。王室森林的边界在12世纪亨利二世统治时期（1154—1189年）就已经划定，居住和农牧于王室森林内的人都被认为是非法。大多数违反王室森林法的人都没有意识到，有的人甚至几代都生活于此。在王室森林里圈地、从事农业、开发森林中的自然资源的人都受到处罚。正如强封骑士一样，实施森林法不是为了司法纠错，而是为了给国王筹款。[23]第三种方法是出售商品垄断权。如通过出售“肥皂”垄断权，1636年就给查理一世带来2.9万英镑。1634年，查理一世甚至利用“不服国教”[24]罪而获得罚金7000英镑。[25]
最著名和最有利的国王财政特权收入是“船金”。“船金”是一种非议会税。自英国金雀花王朝（1154—1399年）起，国王要求沿海城镇和郡在战争时期装备船只，这个义务有时被折算成货币。虽然中世纪后期议会多次认为不经过议会同意而征税是非法的，但是征收“船金”的权利从未被国王完全放弃。1629年，查理一世解散了议会，开始了长达11年的“个人统治”。在此期间，查理失去了来自议会批准的税收，被迫把征收“船金”当做权宜之计。1634年，查理一世连续6年发布令状，要求征收“船金”。1635—37年，交纳人数占应交纳人数的97%，每年带来20万英镑。但是，由于查理一世把“船金”征收范围扩大到非沿海地区，因此遭到了激烈反对，其中最著名的是1637年爆发的“约翰·汉普顿案件”：下议院议员约翰·汉普顿因为拒绝交纳“船金”而被法庭审判，他认为“船金”是一种超越议会批准的税收，所以拒绝交纳。虽然12名法官中有7名判决他有罪，但是当时许多人认为汉普顿输了官司，但是赢得了道义上的支持和同情。“汉普顿案件”后，1638年“船金”交纳人数下降到80%，1639年下降到20%。[26]1641年，“长期议会”通过“船金法案”，宣布“船金”为非法税收。
John Hampden
三、英国革命中的税收从内战爆发到复辟（1642—1660年），英国议会和革命派领袖克伦威尔都感到斯图亚特王朝早期的财政措施无法满足实际需要。1643年，为了进行内战，议会开始征收两种新税：消费税（excise）和“月课”（monthly assessment）。由于这两个新税种的引入，英国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希尔甚至认为中世纪英国的财政终止于1643年。[27]
消费税可以分为3类。最重要的是食品税：啤酒、淡啤酒、淀粉和蜂蜜酒。1644年，此类消费税中还增加了肉类和食盐；第二种最有利可图的消费税是对特定的进口商品和出口商品征收的附加税，其中出口消费税带有惩罚性质，目的是切断保王党人的后勤供应。第三类包括对国内制造品征收的消费税：明矾、绿矾、“蒙茅斯帽子”、啤酒花、藏红花、淀粉和丝绸等。1645年，第三类消费税中又增加了以下商品：铅、黄金、白银、铜线、玻璃、亚麻籽、鲸鱼、沙丁鱼、各种油料、丝绸、肥皂、进口呢绒、鳗鱼等。[28] 1653年9月到1660年3月，共计征收消费税2322729英镑，年均387121英镑。[29]消费税从此成为英国财政体系中举足轻重的一部分。[30]
革命时期引入的第二种新税是“月课”。内战和共和国时期，议会批准给国王的“1/10和1/15”税、补助金都被取消，代之以“月课”。因此“月课”是一种多来源的直接税。“月课”是一种以仿照“船金”而征收的土地和财产税，是以“每年地租、年金和官吏俸禄的真实价值”为基础的税收。1643年首次征收。从此“月课”的沉重负担落在商人和小地主身上：英国乡绅阶层首次成为主要的纳税人。1643—46年，地主家庭收入的1/4用于缴纳“月课”，50年代，收入的1/8用于缴纳“月课”。[31]虽然从税收观念和征管方法看，“月课”都没有什么创新之处，但是它预示了英国18世纪的土地税和19世纪的个人所得税。
portrait of Oliver Cromwell
注释[1] D’Maris Coffman, Excise Taxation and the Origins of Public Debt, Macmillan Publishers Limited, 2013, p.1.
[2] Michael J. Braddick, The Nerves of State: Taxation and the Financing of the English State 1558—1714,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6, p.13.
[3] Barry Coward, A Companion to Stuart Britain, Blackwell Publisher Ltd., 2003, p.69.
[4] Angus Stroud, Stuart England, Routledge, 1999, p.12.
[5] Angus Stroud, Stuart England, Routledge, 1999, pp.30—33.
[6] Angus Stroud, Stuart England, Routledge, 1999, p.57.
[7] Angus Stroud, Stuart England, Routledge, 1999, p.13.
[8] Christopher Hill, The Century of Revolution, Routledge, 2002, p.52.
[9] Angus Stroud, Stuart England, Routledge, 1999, p.12.
[10] Christopher Hill, The Century of Revolution, Routledge, 2002, p.52.
[11] B.E.V.Sabine, A Short History of Taxation, London: Lexis Law Publishing, 1980, p.83.
[12] Christopher Hill, The Century of Revolution, Routledge, 2002, p.47.
[13] Linda Levy Peck, Court Patronage and Corruption in Early Stuart England, Academic Division of Unwin Hyman Ltd., 1990, p.36.
[14] Linda Levy Peck, Court Patronage and Corruption in Early Stuart England, Academic Division of Unwin Hyman Ltd., 1990, p.32.
[15] Linda Levy Peck, Court Patronage and Corruption in Early Stuart England, Academic Division of Unwin Hyman Ltd., 1990, p.34.
[16] Linda Levy Peck, Court Patronage and Corruption in Early Stuart England, Academic Division of Unwin Hyman Ltd., 1990, p.36.
[17] Linda Levy Peck, Court Patronage and Corruption in Early Stuart England, Academic Division of Unwin Hyman Ltd., 1990, p.35.
[18] Angus Stroud, Stuart England, Routledge, 1999, p.57.
[19] Angus Stroud, Stuart England, Routledge, 1999, p.31.
[20] Angus Stroud, Stuart England, Routledge, 1999, p.58.
[21] Angus Stroud, Stuart England, Routledge, 1999, p.58.
[22] Angus Stroud, Stuart England, Routledge, 1999, p.58.
[23] Angus Stroud, Stuart England, Routledge, 1999, p.58.
[24] 英国宗教改革后，有句谚语说，“星期五吃鱼的人”就是指天主教徒，或“不服国教者”。
[25] Angus Stroud, Stuart England, Routledge, 1999, p.59.
[26] Angus Stroud, Stuart England, Routledge, 1999, p.59.
[27] Christoper Hill, Reformation to Industry Revolution, New York, Penguin, 1969, p.180.
[28] D’Maris Coffman, Excise Taxation and the Origins of Public Debt, Macmillan Publishers Limited, 2013, pp.8-9.
[29] D’Maris Coffman, Excise Taxation and the Origins of Public Debt, Macmillan Publishers Limited, 2013, p.150.
[30] 约翰·克拉潘：《简明不列颠经济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第398页。
[31] Christopher Hill, The Century of Revolution, Routledge, 2002, pp.157—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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