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商人家庭出身的桑弘羊，从小就显露出商人、经营家基本的天赋。只是他没有把这样的天赋用在自已家的生意经营上，而是去当了汉武帝的财政大臣。虽然是入朝为官，但做的还是和商人差不多的事情——经营、赚钱，为汉武帝赚了很多的钱。在桑弘羊的参与和主持下，先后实行了盐、铁、酒官营，均输、平准、算缗、告缗，统一铸币等经济政策，大大加强了国家的财政实力。桑弘羊虽然为汉王朝立了很多大功，可最后还是结局很悲惨——被诛杀，灭了族。
洛阳自古就商业发达的地方，商业人才辈出。在前面所说到的商人的祖师爷白圭就是出生在这里。而桑弘羊也是生在这里长在这里。
作为商人，一项最基本的技能就是要善于“算计”。而出身于商人家庭的桑弘羊打小就有这样的才能。然而桑弘羊的父亲并没有因此想把桑弘羊培养成自己的接班人，而是想要他入朝做官。因为当时的商人即使再富有再有钱，都没有社会地位与政治地位，所以桑弘羊的父亲走了一条以商业资本与政治相结合的路子，把年仅十三岁的桑弘羊送入宫中，送到汉武帝身边。
然而进入政治圈的桑弘羊后来既没有成为文官也没有成为武官，而是成了大“商官”。他凭着自己的商业天赋，对商人的了解、对市场的了解，为汉武帝投资理财，当了国家的财政大臣。桑弘羊虽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民间商人，却是一个实打实的“官商”。他苦心经营，为朝庭赚取了大量的真金白银，为汉武帝缓解了社会经济危机。当然桑弘羊也就因此深受汉武帝喜欢与信任，历任大司农中丞、大司农、御史大夫等重要职务。
桑弘羊于任职期间，策划和参于了一系列的国家财政经营活动，如盐、铁、酒官营，均输、平准、算缗、告缗，统一铸币等，大大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史称为“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一般来说，历代的皇帝要钱用了，总是向老百姓征收苛捐杂税，弄得民不聊生。那么桑弘羊又是如何做到“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的呢？原来他要的主要是大商人的钱，尤其是他的算缗、告缗政策，让举国上下凡是有点家产的商人们无不伤筋动骨，甚至是无法生存，变成了穷光蛋。
桑羊弘做的第一件事是发行白鹿皮币和白金币，统一国家货币；是第二件事在发行新币的同时，实行算缗、告缗政策。即向富商、高利贷者，手工业作坊主征收财产税和所得税，以增加国库的收入；第三件事便是实行盐铁业的官营。在汉武帝以前，国家对盐铁经商是不加限制的，所以一些靠煮盐冶铁发家的商人，个个腰缠万贯。桑羊弘认为这极大地影响了国家的经济收入，坚决主张实行盐铁的国有及专卖政策，并提议让专门的盐铁商来负责这件事。盐铁的国家专营，不仅使中央集权统治有所加强，而且大增加了汉朝的财政收入；第四件事是均输。桑弘羊灵活地运用商人从事贩运的经验，创办了均输法。它的具体办法是：各个郡国把应上缴的贡物，连同它的运费加在一起，按照当地的市价，折合为一定数量的当地土特产品，就地交给均输官。均输官再将这些土产，一部分上贡给朝廷，其余的运往缺乏这些东西的地区，进行出售。这一措施，使西汉王朝在土产品的辗转贸易中获得了巨额 的利润，有力地保证了汉武帝对外用兵时的经费开支；第五件事是推行平准，即由大农令设置一个“平准”机构，将国家和长安所有的物
资都储存在这个机构里。当长安市场上某种商品价格过高时，“平准”长就以低
价抛售；如果某种商品价格下降，“平准”长就进行收购。这样物价能够保持在
一个比较稳定的水平上，同时也打击了一部分商人的投机倒把活动。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基本上都是针对商人的。“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本是商人出身的桑弘羊为何会对商人高举屠刀，这恐怕会是个相当复杂的问题。
汉武帝死后的始元六年(前81)，昭帝召集各地贤良文学至长安，围绕盐铁诸如均输、平准、币制、酒榷、算缗和告缗等一系列财政经济政策进行新的商讨。这次大型的、高级别的国家财政大会也许可以算得上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官方与民间共同就国家政策进行正式协商的大会。因为与会者分为两大派：一是朝廷方面的代言人御史大夫桑弘羊；二是下层的代表人物即从郡国推举出来的贤良文学六十多人。贤良是取得功名的儒生，文学是有某种知识专长的名士。而这次会议本质上还是朝廷内部的中的矛盾和斗争。因为那些所谓下层民间人士的后台是朝中大将军霍光和丞相田千秋。会议双方辩论非常激烈，实质内容是对汉武帝“轮台诏”以前各项政策，尤其是经济政策的评估问题。以桑弘羊为代表的一方持全面肯定的态度，并希望继续推行。贤良文学为代表的一方则否定“轮台诏”以前的各项政策，要求加以修改。因为主要是盐铁问题，所以一般称为盐铁会议。后到汉宣帝时，汝南桓宽根据会议记录整理成书，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盐铁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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