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弘羊，王莽和王安石新法比较

三次变法分别发生在汉武帝时期、西汉末年和北宋中期，均是影响深远的宏大改革。桑弘羊的经济政策支撑了武帝对外的战事；王莽新政直接导致亡国；王安石变法震荡了北宋社会，一时间变风俗，立法度，却也造成了官僚内部的大分裂。三次变法有很多相似之处，在理财思想上最让人津津乐道，但深究，可以发现三人的改革理念和治国思想又相去甚远。究其根本：桑弘羊的新法主要是经济改革，其目的是给国家创造收入而并非对社会的深入改造；王莽和王安石都试图对社会进行全面的改造，希望通过变法创建出一个新社会。相比之下，王莽新政是典型的书生治国，拘泥于对古制的理想主义崇拜，其新政迂阔而幼稚，搅得天下大乱；王安石的新法则体大思精，亦建立在实践经验与深思熟虑、激烈辩论的基础上，实施效果虽不尽如人意，部分实现了变法的初衷——民不加赋而国用饶。抽象的概括不免晦涩，接下来我将对三次变法逐个进行剖析，随着分析的展开希望三次变革运动的异同能在读者心中逐渐鲜活起来。

一、桑弘羊

汉武帝在位五十四年，外兴兵事内修礼乐，到中后期国力大衰，政府入不敷出。桑弘羊出生于商人家庭，从小就很有经济头脑。他于武帝中期开始参加最高财政工作，官至大司农（最高财政长官）和御史大夫（三公之一）。桑弘羊的理财思想在《盐铁论》中有详细记载，盐铁会议是在汉成帝时期召开的一场桑弘羊和贤良、文学们的大辩论。他最根本的经济理论是高度肯定工商业的地位，将它看做国家经济中必不可少的一环，“故工不出，则农用乏，商不出则宝货绝。农用乏则谷不殖；宝货绝则财用匮。”他已清楚地认识到工商业对农业的补充辅助作用，并反对主流的上本除末，重农抑商的观点，“富国何必用本农，足民何必井田也？”他说那些富冠海内的大都市“非有助之耕其野而田其地者也。”，而是兴盛于商业的繁荣。他呼吁要抛弃刻板的本末之分，农工商并重，“富国非一道……开本末之途，通有无之用。”因此，桑弘羊并未将经济看做一个受人口、土地、自然环境限制的定量，而相信工商业可以给国家带来丰厚的利润，国家可以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在不增加剥削民众的情况下增加政府收入。“是以兵革东西征伐，赋敛不增而而国用足。”“赖均输之畜，仓廪之积，战士以奉，饥民以赈。”

下面来看一下他的具体政策：

盐铁官卖

古代小农经济以男耕女织、自给自足为特点，但只有两样商品是不能独立生产的——盐和铁。盐为百味之首，日常饮食之必需；铁为田农之本，农业生产之必需。盐铁均是刚需商品，因此煮盐冶铁是利润极其丰厚的生意。汉初时盐铁尚可以个人经营，到桑弘羊时期改为官营。盐的官营是民制、官收、官运和官卖。政府允许民间煮盐，但是只有官府有权收购和销售。铁的官营更为严格，从生产到销售由官府全面垄断。武帝榷盐铁始于元狩五年，值得注意的是，山海所有属于私帑，即皇帝私有，盐铁为山海税大宗，本应尽入少府，而武帝移之于司农，补贴国用，足可见武帝置国事先于个人享乐。榷酒酤，是由国家垄断酒的生产和销售，开始较晚，在盐铁专卖后的二十年，其意与榷盐铁同。

算缗

算缗是一种财产税。“诸贾人末作贳贷卖买。居邑贮积诸物，及商以取利者，虽无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缗钱二千而算一，诸作有租及铸，率缗钱四千算一（《汉书·食货志》）。”缗是贯钱用的丝，一贯一千钱，一算一百二十钱。对于有积货的商人，按照积货价值取税，每两千取一百二；“租及铸”指没有积货的手工劳动者，每四千取一百二十。除此外，对舟车也要收税，对于无特权的非商户，轺车一辆收一算，商人的车收二算，船五丈以上收一算。算缗和现在的个人所得税一样，交税数额与交税人的收入成正比，对于积货量大，有船有车的富商们多征税，一方面增加政府收入，另一方面防止社会贫富差距过于悬殊。算缗是明显的与商争利，到后来确实对中产阶层造成比较大的伤害。

均输平准

均输法为桑弘羊独创，此法日后被王安石继承。宫廷是最大的消费者，少府设有诸官为宫廷采购与生产日常所需，如主膳食之官，织室、服官、考工室主器械制造，东园匠主陵内器物，尚方主作禁器物……宫廷需求庞大，诸宫皆市于全国各地，采购过程中没有统一协调，往往会出现供应和需求不对称的情况，货品运到京城后出现抢购一空或滞销的现象，不仅造成大量浪费，也给很多商人提供了囤积货物、投机倒把的机会。于是桑弘羊设立均输官，统计需求情况，调配各地运往京城物品的种类和数量，以徙贵取近、舍远求近的原则进行理性采购。桑弘羊还在在各郡国设置均输官，与中央相呼应，根据京城需求情况在当地收取贡品。均输法后期被平准法所取代，平准法是一种升级版的均输法，在京城设置平准官，其职责一是按照均输法收受各地运往京城的贡品，其二是调查并掌握市场供求情况，试图对全国各地的物价进行调控。平准官取有余而补不足，将一个地方价格低的商品运到需求量大而价格高的地方。还有，当某种商品出现滞销，平准官大量买入，待其市价上涨后再售卖，以达到物价平稳的作用。通过国家干预使市场更理性运转，就是平准法的本质。

铸钱币

货币推行的最大问题在于民间非法私铸。汉武帝早期准许民铸，但后来盗铸猖獗，依律盗铸者处死，但如果犯者众多就很难管制，《平准书》记载，“吏民坐盗铸金钱死者数十万人。”桑弘羊加强中央对铸币的垄断，废天下诸钱，禁各郡国铸钱。久之，民间铸钱者渐少，“惟真工大奸始盗为之矣。”

鬻爵

鬻爵并不是卖官。汉沿用秦商鞅设立的爵位体系，共二十级爵，七大夫（第七爵）以上皆令食邑，七爵以下免徭赋。免徭赋对普通百姓来说是大事，徭为无偿劳动，赋即是税，免税免徭是经济上的特大优惠。因此富裕的农户花钱购买爵位并不在于参政，而是为了减轻负担。除了经济上的优惠，爵位还可以免罪，爵二级以上，有刑罪则贬；爵自一级以下，有刑罪则已。除了花钱，通过送奴婢、牛羊到官府也可以买到爵位。从政府的角度来看，鬻爵的目的即是单纯增加收入。

纵观桑弘羊的财政政策，其根本用意无非是建立起一套经济管理体制来有效地、持续地增加政府收入，其根本手段并非与民争利，而是与商争利，或者由国家直接垄断某产业，如盐铁、铸币，或者提高国家对工商业管理和提取税收的能力，如算缗、均输。他并没有刻意地鼓励工商业的发展，也没有进行政治改革。就从增加财政收入的角度来讲，桑弘羊是功不可没的，没有桑弘羊的理财，武帝的军事宏图很难实现。

二、王莽新政

近人好议王莽新政，或盛赞其新政为超前社会主义，出此言论者盖没有深入史册，又喜欢秉着一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精神来解读历史。王莽新政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一场书生治国的浪漫主义社会实验，其结果是灾难性的。先来说说王莽这个人。王氏家族起于外戚，到王莽这一代时已是如日中天、权倾朝野。成帝时，王凤担任大将军大司马摄政，王凤既卒，其弟当国，弟既卒，凤侄王莽当政。王莽是个品学优良的儒生。其叔伯兄弟“争为奢侈，赂遗珍宝，四面而至。后庭姬妾，各数十人，僮奴以千百数（《元后传》），”王莽却出淤泥而不染，史称“莽独孤贫，因折节为恭俭……勤身博学，被服如儒生（《汉书·王莽传》）。”不但洁身自好，王莽还心怀天下，王莽时期，“官奴婢十余万，游戏亡事，税良民以给之，岁费五六巨万（《汉书·贡禹传》）。”奴婢数如此巨大，可见土地兼并之严重，社会财富两极分化。王莽摄政时就已经展现出抑兼并的志向，哀帝绥和二年下诏提议限制私有土地和奴婢数量。王莽并非一开始就想篡权，哀帝早逝无子，王莽摄政，此时王氏已是天下之主，大势所趋，民心所向，于是王莽便顺势逼迫幼主禅让。

井田制

王莽是个进步青年，也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宏远抱负，但却无法掩盖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致命缺陷——盲目泥古和不通法术。他登基后的第一个政策就如排山倒海一般——禁买卖田地和奴隶，恢复井田制，“今更名天下田为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买卖。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故无田，今当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圣制者，投诸四裔（《汉书.王莽传》）。”井田制是中国封建社会很多文人的梦想，比如，斥责桑弘羊与民争利的文学们就说，“理民之道，在于节用尚本，分土井田而已。”（恒宽，2017：20）说的多么轻松，在文学眼中，管理经济、征讨匈奴、均输平准都是没有意义的，治理一个大国真的就像烹小鲜那样简单，只需要恢复井田制就可以了。这帮文学只是说说，并没有实践的机会，而王莽却真真切切地实施了。结果呢？井田制一立，史称“坐卖田买田宅奴婢，铸钱，自诸侯卿大夫至于庶民，抵罪者不可胜数（《汉书·王莽传》）”仅凭一张纸文，没有“打土豪，分田地”，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支持，没有缜密的政治规划，就妄图恢复井田制，怎能不致灾祸？地主豪强们纷纷抗议甚至举兵造反，三年后，天下已陷于分裂的边缘，王莽于是下令取消井田制，重新允许土地和奴婢买卖，如此重大的政策先是贸然实施，随后狼狈收回，足以见王莽政治才能之浅薄，徒有雄心却不度时势，不讲法术。禁卖土地已经得罪了土豪，今重允买卖又激怒百姓，民心一丧，天下危矣。

币制

币制改革与田制一样是彻彻底底的失败。前文说到发行钱币有重重困难，最大问题就是民间盗铸。王莽的币制最能体现他的泥古和迂阔，他一心想着恢复古代币制，“古者以龟贝为货，今以钱易之，民以故贫。宜可改币（《师丹传》）。”于是王莽就真的拿贝壳布料等等来当货币了，他先废除五株币和刀币（二者皆为铜币），“更作金、银、龟、贝、钱、布之品，名曰“宝货”，五物六名二十八品。”铸铜币已经引得盗铸，龟壳贝壳布料这些东西来当货币怎么可能不引起盗铸和混乱？王莽先后四次币制改革，导致货币不能流通，经济崩溃，“百姓愦乱，其货不行。农商失业，食货俱废。”钱穆先生点评，“不察民间实况，不通社会真情，空依古代文字记载，强为变易，宁有不大扰民之理！”（2015：305）彭信威在《中国货币史》中说到，“中国历代币制的失败，多有别的原因，而不是货币本身的缺点，只有王莽的宝货制的失败完全是制度的失败。”

六筦五均

六筦指的是盐、铁、酒、名山大泽、钱布铜冶和五均赊贷六样产业皆由国家垄断。六筦是早期政策之延续，桑弘羊的榷盐、铁、酒、铸币刚才已经提及，这些垄断对增加政府收入是有利的。五均赊贷又是什么呢？五均和赊贷要分开来看。五均指在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五大都市设均输官，与桑弘羊的平准法一样，均输官的职责一是管理物价，商品一旦超过标准价格，均输官就将官府仓库中的存货按平价出售。职责之二是征收地税，类似于算缗，“凡采矿畜牧坐肆列里区谒舍，工商之就地生利者，五均皆得征其贡。”（钱穆，2015：307）赊贷就是由政府借钱给无钱祭祀父母的穷人，还有贷款给工商户，利息不超过所借数额的百分之一。相比于田制和币制，王莽的六筦五均是为民谋利又切实可行的好政策。

总而言之，王莽较之桑弘羊，志向更为高远，其新政并不以增加财政收入为目的，他的理想是回到那个他认为完美的黄金时代。但问题出现在，像那些斥骂桑弘羊的文学们，他觉得治国安邦只要确立一个本，即一个良好的制度就足够了，至于政策的细节是否经过精心设计、政策的执行是否经过深思熟虑、民间对新政策的反馈该如何回应，等等一系列技术手段问题，都被认为是末的问题而被忽略了。我们看他的政策，无一不是为了抑兼并、均富贵，用心虽善，却不讲方式方法，结果祸国殃民。相比之下，王安石的实践能力要远远超过王莽，同样是以改造整个社会为目标，王安石变法却是体大思精，在他那里，那些末的问题（执行，管理，法度，权谋，利）并没有被嗤之以鼻，而是被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三、王安石变法

关于王安石变法的具体内容和实施效果，我在上一篇文章中已经做过详细的介绍，在这里不再重复。我在这里在深入讨论一下王安石的理财思想和治国理论。

理财

王安石是深受桑弘羊影响的。他说，“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通过扩大生产，发展工商业，而使民不益赋而国用饶。这种观点，桑弘羊时期的文学们和王安石时期的司马光是完全不相信的，在他们看来，君子不言利，“善理财者，不过头会箕敛耳！”与桑弘羊一样，王安石看中工商业创造财富的能力，而且相信国家要积极干预来促进工商业的发展。王安石的均输法就是直接继承桑弘羊。

而王安石高于桑弘羊的地方，就是不只是单纯追求收入，桑弘羊可以说是与商争利，切工商业的蛋糕补贴国用，但王安石没有简单地增加收入，他是通过国家力量将经济整体商业化，通过财政、金融手段发展新兴产业、刺激消费，从而增加财政收入。青苗法和免役法体现的最为显著。免役法，一方面王安石让有特权不交税的人交钱，从权贵集团手上夺取财富；另外一方面准许老百姓花钱免役，募役制的重大意义就在于将劳役商业化产业化，劳役成为了一个新兴产业，不但创造了大量工作，还给政府增加了税收。青苗法亦复如是，常平仓原本只是一个赈灾的粮仓，青苗法将它被变成了一个农业银行，它不仅仅抑制了民间高利贷，扶助农户，还通过发放小额贷款为国家盈利。

治国理政

王安石最突出的地方就是他的务实，他二十岁就当官，执政经验丰富，对基层有深入了解。他不是只谈道德仁义的形而上学家，而是懂得将哲理转化为实际操作手段，又在实践中变通理解哲理的实干者。他推崇孟子，很重视孟子权变的思想，“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孟子·尽心上》）。”但王安石没有对经典盲目崇拜，“臣始读孟子，见孟子言王政之易行，心则以为诚然。”但是当他读到孟子提倡诸侯领土不得超过百里时，“于是疑孟子虽贤，其仁智足以一天下，亦安能毋劫之以兵革，而使数百里之强国，一旦肯损其地之十八九，而比于先王诸侯？……是主父偃之策，令诸侯王地悉得推恩封其子弟……卒以分析弱小。”孟子的政治哲学很重要，但是达成一个政治目标必须要依靠实际手段，没有主父偃的推恩令，孟子的仁智也无法体现。因此，执政之难往往不在于用意是否美善，而在于实际效果，任何政策的执行必须要“虑之以谋，计之以数，为之以渐。”王安石作为一名成熟政治家的老练，与王莽形成鲜明对比。

他提出，对于人才应该教之、养之、取之、任之。

教之，设学校，在教育过程中观察学生是否能为国所用。王安石指出当时的问题是，“学者之所教，讲说章句而已，”学校里学的是不务实的诗赋写作，这些才学不足以让一个学生掌握理政的能力。“故虽白首于庠序，穷日之力以帅上教，即使之从政，则茫然不知其方也。”教育的问题就出现在没有专业化，“夫人之才，成于专而毁于杂。”“应使各专其业而不见异物。”这是相当理性的公共管理的准则，在如今已是常识。

养之，绕之以财，约之以礼，裁之以法。王安石的灼见在于，不止强调传统儒家用礼数道德鞭策官员进行自我调节，他认为这是不足够的，“人之情，不足于财，则贪鄙苟得无所不至。”通过薪酬礼数和规章制度对官员进行约束，这是贴近现实的管理之策。

取之，即选取，选拔。人才要取之有道，有道在于考试，“有天下者，又不可以一二自察也，又不可以偏属于一人，而使之于一日二日之间考试其行能而进退之也……使之取其类以持之试之，而考其能者以告于上，而后以爵命、禄秩予之而已。”

任之，授予官职。首先要按照特长予以授职，“知农者以为后稷，知工者以为共工。”其次，要重复考验能力，“久其任而待之以考绩之法。”，书曰，“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

社会学家韦伯指出现代官僚制的特点就在于高度的工具理性，分工明确、严密有序的科层制，依照规章制度办事的运作机制等等。因此，现代官僚制的权威来源不再依赖于统治者个人的权威和魅力，而是依赖于法律和理性。王安石在公共管理上的理论，与现代人近而与同代人远。

保甲法其实是最能体现王安石政治魄力的政策。保甲法经常只被看为军事政策，然而它的政治意义却更为深远。其根本意义就在于增强国家机器对个人直接控制的能力。中国传统帝国的基本政治形态是双轨制，这是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概念。双轨即两条权力轨道，一为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权的专制体制，轨道的顶端是皇帝。另一条轨道就是基层的自治体制，以乡绅阶层为核心的乡村社会，宗族是士绅进行管制的基础组织。两个轨道的分界点是县，皇权不下县，就是指县以下乡村社会基本独立的状态。任何宏观政策的执行，都是通过国家机器完成的，如果自治组织强国家机器弱，那么损害乡绅阶层利益的政策就很难施行，如王莽井田制的失败。国家机器的强化意味着国家要从乡绅手中夺回管制个体公民的能力。保甲法让家家户户出保丁，建立起一个严密的组织，层层对上负责，将国家权力直接嵌入宗族。保甲战时为民兵，平时则起到警察作用，督管治安，协助执法，保甲听从于衙门而非宗族。随着国家权力深入，国家不再依赖士绅来治理乡村，而是可以直接调动民众，这样一来，地主放高利贷和抵触国家政策的能力就大为削弱，损害地主利益的新法如青苗法、募役法就可以更有效地执行。保甲法大大强化国家执政能力，给王安石的新法提供了组织基础。

总结

我们分析了桑弘羊、王莽、王安石三次变法新政，可以看出三者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苏轼云，“自汉以来，学者耻言商鞅、桑弘羊，而世主独甘心焉，皆阳讳其名而阴用其实，甚者则名实皆宗之。”桑弘羊总是受到主流士大夫的批判，但历代治国之人却免不了用到桑弘羊的奇技淫巧。王莽新政是书生经济学的一次实现，他虽然一心尚古，六筦五均却也是学习了桑弘羊的平准、官卖、算缗；王安石的理财思想也深受桑弘羊影响，发展商业的问题上比桑弘羊更进一步。桑弘羊、王安石是以解决实际困难为目标的实干家，相同地，他们都面对着保守思想的巨大阻力。盐铁论中，文学们要求罢盐铁、酒榷、均输，“所以进本退末，广利农业。”桑弘羊对，匈奴侵扰，如果府库空、执备乏，“使备塞乘城之士饥寒于边，将何以赡之？”文学曰：“王者行仁政，无敌于天下，恶用费哉？”桑弘羊又对，“扰边用，无忧边之心，于其义未便也。”文学曰：“子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桑弘羊说的是实际问题，文学们说的是大道理，你一言我一语，辩论似乎无有终止。不知道当不服的匈奴骑兵打进中原时，文学们的仁政可否退敌？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文学们不当政不知战争之残酷、理财之重要，便可以大谈仁政文德而不顾戍客之饥寒。王政之行，安能劫之以兵革？无其末则无其本，无其器则无其道，开本末之途，通有无之用，度势变通，予民以惠，救民于兵祸饥寒，乃真仁政，真文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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