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盛唐氣象，走過中唐和晚唐的衰落，中國迎來了又一個統一的朝代——宋代，在經濟史上，乃至整部國史上，王安石變法都是一個轉折點，變法前後是完全不同的兩個中國，可以說變法後，中國從一個充滿自信、開放進取、敢於進攻外敵的國家成為了一個謹小慎微、閉關鎖國的國家，不僅國家的性格發生了巨大變化，國民性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鉅變。
我國史界對宋朝的評價不一，錢穆認為“漢唐宋明清，數宋代最貧最弱，，即使從政治制度上看，也是最沒有建樹的一個朝代。”可是陳寅恪確認為“華夏民族的文化，在宋朝達到了最頂峰。”正是因為宋朝具有如此的複雜性，更值得我們好好看看宋朝的情況。
宋政權能夠長過唐朝，延綿三百年，與治國者的政治思想有關，比方說宋太祖趙匡胤通過“杯酒釋兵權”講軍閥割據的隱患完全解決，使得兵權從藩鎮收歸中央，從此，有宋一代再沒有一起地方政府造反的事件。這在政治上徹底地保證了中央集權的穩定性。然而兵權收歸中央以後，中央養兵的支出驟然劇增，朱熹就說：“自本朝罷了藩鎮，州郡之財多歸於上。財用不足，皆起於養兵。十分有八分的收入是用來養兵，其他二分用來維持其他用度。”
正因為設計了這樣的政治制度，宋朝的經濟制度出現了奇特的兩面性。一方面，宋朝對民間極度寬鬆，在縣以下建立了集市，而這種集市在唐朝就被取締，這也為日後中國的集市模型奠定了基礎；宋朝的工商稅金也很低，而且稅種清晰，且都以明示的方式在城門口告訴百姓應該交何種稅。
另一方面，宋朝的國有專營制度比前代更為嚴酷，它專營的領域更廣，懲罰的制度更嚴。宋代國家專營的範圍包括主要的商品，茶、鹽、酒、醋、礬等等具有資源性、必需性和暴利性的商品，違法經營這些商品的民間資本都遭到了殘酷的對待，從商人私自販運礬超過一兩，私自銷售礬超過三斤者處死的規定即可見一斑。
正因如此，宋朝就出現了”民間生產貿易空前發達，但自有商人都活躍在產業中下游，且財富規模都不大”的奇特景象，也為後來的王安石變法埋下了種子。
閱讀更多 小周談史話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