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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2日，201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之一，哈佛大學教授奧利弗·哈特（Oliver Hart），出席第四屆思想中國論壇並與參會嘉賓暢談現代企業理論與中國國企改革，這是哈特1994年之後第二次到訪北京。
2018年是第三輪國企改革的關鍵之年，而現實中，中國特色現代企業理論尚未真正建立，國企改革所需的指導理論也尚不明晰。什麼是最貼近改革的指導理論？每輪國企改革的根本問題是什麼？如何看待中國新經濟的崛起？初創企業如何才能發展成像阿里巴巴、谷歌這樣的好公司？作為契約理論界的經濟學泰斗，哈特提出的不完全契約和剩餘控制權（incomplete contract and control）對以上問題一一做出解答，併為國企改革、企業融資、企業合併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產權是一個硬幣的兩個方面，對初創公司來說剩餘控制權非常重要
哈特認為，從長期的角度，契約不可能把將來所有可能發生的情況都考慮進去，契約中存在很多不確定因素，這即是不完全契約。
一般情況下，如果契約並沒有規定某一個行為的控制權應該由誰來掌握，控制權往往在那些資產控制（產權）人的手中。剩餘控制權跟很多其他的商品一樣，是非此即彼的，在發生企業兼併時，擁有更多控制權意味著有更多的激勵，而失去產權、控制權的一方則失去了很多激勵，產權是一個硬幣的兩個方面。由於剩餘控制權的稀缺性，其從屬必須進行談判，不能單獨決定。但是，跟所有經濟產品一樣，控制權有最優配置，關鍵在於如何給予相關方足夠的激勵，讓其有意願在關係中進行投資。對初創公司來說，如何使用投資，是企業還是風投來獲得企業的控制權？一個最好的辦法是設計狀態依存的控制權，即債務合同，企業經營情況好的時候企業家說了算，當企業出現財務問題，無法還清債務，就由投資者說了算。
阿里、谷歌等高科技公司的雙重股權結構給公司本身更多控制權
哈特指出，真正的好公司強調公司的獨立性、創造力、和最終控制權，這就是不完全契約理論在現實中的體現。 對上市公司來說，其產權有一股一權和雙重股權的模式。在一些情況下，將股權和投票權掛鉤的一股一權是一種優化的結構，這時貨幣回報是大家對這家公司在唯一重視的回報。另一種情況是部分控制權由公司內部人掌握，部分由市場股東所掌握，即雙重股權結構。公司本身有控制權，而市場持股者對公司控制很有限，紐約時報以及高科技公司阿里、谷歌都是這種結構，公司創始人不止在乎金錢回報，更在乎企業未來的發展和前景，這種結構應該被允許，同時應制定日落機制（sunset provision）定時核准公司負責人是否有能力繼續擁有更多控制權。香港證交所原來只允許一股一權，現在也允許雙重結構的股權結構。
國企改革應分類看待，宜公則公，宜私則私，其實質也在於控制權分配
但他同時指出，現實中私有化過程中也會出錯，用正確方法實現私有化並不容易，因此需要漸進式的改變。在私有化以後，政府也要進行嚴格的監管。
長江商學院經濟學教授許成鋼進一步指出，在中國國企的改革的背景下，哈特理論的核心在於控制權交易。 即在任何的合同、法律等等都沒有說清楚的情況下，誰是這個產權的最終擁有者，誰有對產權有最終決定權。他提出，所謂企業治理問題，就是解決和企業相關的激勵機制問題。“為什麼大量的國有企業改革不能夠獲得成功？如果試圖在不改變所有權的條件下，設計內在的激勵機制，模仿市場運作，實際上是設計、模仿不出來的” 許成鋼表示。在他看來，只有通過市場競爭，產權交易、破產以及兼併小企業，最終才能在市場上形成資源的相對更優的配置以及激勵機制，這是產權理論最核心的內容，中國企業改革要想生效必須落實到控制權的再分配上。
從“管企業”到“管資本” ，去行政化非常關鍵
原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黨組書記陳清泰在主旨演講中指出，中國國有企業改革由“管企業”轉向“管資本”，必須改革既有國有資產管理體制，使之適應市場經濟的要求，建立以財務約束為主線的國有資本委託代理體制。要改革國有資產監管方式，從履行管人、管事、管資產的行政化管理職能，轉向履行法人、出資人職能。 此外，也不能忽視居於政府和市場之間的投資運營機構的屬性和運作機制，國有資本的功能轉換和效率提升將主要通過投資運營機構的有效運營來實現。
對此，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所長黃群慧認為管資本應在中間層面設立國有資本投資公司和國有資本運營公司，把權利交給他們，而國資委制定宏觀政策，處理所有權管理事項。原天津財經大學校長、現南開大學教授李維安則表示，在管資本的條件下，如果管理高管，應把握投資公司層面的高管，而非輻射所有高管。
針對如何管資本，第十二屆全國政協常委、原中國石化集團董事長傅成玉表示，去行政化是非常關鍵的一步，第二就是市場化。目前私有經濟在 GDP的比重約60%至70%，由於國有企業是資產，資產累計財務回報率非常慢，但是資本的財富積累速度遠遠高於資產積累的速度。這種情況下如果要做大國有經濟，一是要投資國家戰略經濟產業。二要投資廣泛的中國經濟，從支持民營企業的角度，讓全體人民來享受民營企業發展帶來的成果，發揮資本的作用。在他看來，當前的改革應著眼於做大國有經濟，做強國有資本，做活國有企業，淡化國有企業（的概念）。國有企業就是企業，與私有企業應同等對待。
注：第四屆思想中國論壇系由當代經濟學基金會和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聯合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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