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滸傳》在描述方臘行刑後有詩為證：“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果報觀念，可以說是前近代中國民眾的普遍認識。而一部小說，在決定人物命運上，往往體現著創作意圖。讀罷《水滸傳》，掩卷深思，發現眾多角色不得善終，但若干好漢卻享天年。死生事大，其中的擇別與取捨也許隱含著作者的理想寄寓與價值判斷。
《水滸傳》雖由施耐庵定稿，卻是宋元之際眾多說話人與書會才人參與的集體創作。他們附麗在善終好漢身上的理想與價值，折射出普通民眾的思想觀念，構成另類思想史的素材與底色（儘管說到底，有的仍是統治階級的思想）。
在百回本《水滸傳》裡，直到徵方臘前，梁山好漢仍全夥在世，其後與方臘對壘時卻接二連三地損兵折將。及至平了方臘，從杭州準備班師時，除此前回薊州的公孫勝與留用京師的5人，還有36位好漢。在這42名中，宋江喝了御賜藥酒，自知不久人世，唯恐李逵再反，將其騙來同飲，一起鴆死；吳用、花榮尋夢蓼兒窪，在宋江墓前雙雙自縊；盧俊義飲下欽賜毒酒，水銀墜入腎臟，酒醉站腳不穩，淹死在淮河。這類俱非善終的下場，不僅宣告了“替天行道”梁山夢的幻滅，而且反映了小民百姓對汙濁朝政的徹底絕望，同時傳達了統治階級主流思想，即絕不容許造反領袖與骨幹有好下場。
班師前夕，魯智深在六和寺聽到錢塘潮信，應了“聽潮而圓，見信而寂”的偈語，坐化圓寂。武松也隨即出家寺中，他在睦州決戰時斷了左臂，儘管已成廢人，小說卻說他“至八十善終”。作為一種善終的類型，小說表彰於武松與魯智深的，無疑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止殺向善觀念。成為對照，剛要起程，楊雄發背瘡，時遷生攪腸痧，相繼而死。林沖也患風病癱，不能痊癒，留寺由武松照看，“半載而亡”，都未能入善終之列。
剛離杭州，燕青就勸舊主盧俊義“納還原受官誥，私去隱跡埋名，尋個僻淨去處，以終天年”，盧俊義自以為沒有半點異心，執迷於衣錦還鄉與封妻廕子，對昔日小廝“只恐主人此去無結果”的忠告置諸腦後。燕青不告而別，遺書宋江說：“自思命薄身微，不堪國家任用，情願退居山野，為一閒人”。他未雨綢繆，早有李師師代為討得的赦書，終於遂其所願，“灑脫風塵過此生”。燕青之得善終，小說稱讚他“可謂知進退存亡之機”，也寄託了普通民眾對洞達知性的嚮往追求。
到蘇州城外，李俊佯裝中風，請求留下童威、童猛照看，表示一俟痊癒即赴朝覲。獲准以後，他與二童趕往榆柳莊。在徵方臘途中，李俊路過此地，與當地費保等四人太湖小結義，燭見到“太平本是將軍定，不許將軍見太平”的前景，約定“趁此氣數未盡之時,尋個了身達命之處”。這次會合，他們不負舊約，造船出海，“自投化外國去了，後來為暹羅國之主”。
據百回本《水滸傳》，徵遼回京後，公孫勝請宋公明兌現前諾，放他歸山，從師學道，侍養老母，宋江只得讓他回薊州跟羅真人學道去了。小說結末交代，神機軍師朱武與混世魔王樊瑞後來同為全真先生，雲遊江湖，也去投奔公孫勝出家，三人都“以終天年”。這一善終類型旨在弘揚道教，即小說作者借羅真人之口說的“俗緣日短，道行日長”，“遠絕塵俗，正當其理”。
與公孫勝類似的還有戴宗，他夜夢道教神崔府君的勾喚，發了善心，交出官誥，赴泰安州岳廟，陪堂出家，虔誠禮敬。數月之後，與道伴作別，“大笑而終”。公孫勝、戴宗為代表的以道化人式的善終，與魯智深、武松那樣立地成佛式的善終，相輔相成，相得益彰，也可以掂量出佛道兩教在民間的分量。
與他們相似的還有震天雷凌振，他作為炮手出色非凡，仍受火藥局御營任用。民諺向來有所謂“積財千萬，不如薄技在身”，“一招鮮，吃遍天”，只要有獨門技藝，到哪兒都吃香，歸宿也不會差。這一善終類型凸顯的正是一般民眾對專業人才的由衷推重。
《水滸傳》末回說，小遮攔穆春回到揭陽鎮鄉中，“復為良民”。這就構成了善終好漢中的順從良民類型，為數也最多。鐵扇子宋清雖受了官爵,卻只在鄉中務農,奉祀宗親香火，經營宋家莊院，將多餘錢財，散惠給下民。原來出身貴族的柴進也歸入這種類型。他怕有人糾纏自己做過方臘的駙馬，“自識時務”，納還官誥，求閒為農，回滄州橫海郡為民，自在過話，“無疾而終”。撲天雕李應受他啟悟，也繳了官誥，返回故鄉獨龍岡村過活，與杜興一起成為富豪，“俱得善終”。阮小七穿方臘皇袍事發，褫奪官誥，復為庶民，他卻內心自喜，重返石碣村，依舊打魚為生，奉養老母，“壽至六十而亡”，也算得上善終。一枝花蔡慶仍歸北京大名府，未操押獄的老行當，而是“為民”。神算子蔣敬思念故鄉，回潭州“為民”，卻不知是否靠擺弄算子精於計算餬口謀生。獨角龍鄒潤也不願為官，“回登雲山去了”，也是一般平民。
綜觀這類善終的好漢，實際身份大有差異，宋清、柴進、李應與杜興應屬於富民階層，相比之下，穆春、蔡慶、蔣敬與鄒潤的財力地位似乎略遜，但仍明顯優越於漁民身份的阮小七。小說傳達的主流理念十分明確：不管哪個階層，只有做朝廷的順民與良民，才有好果子吃。反過來說，朝廷如能給人一個過安生日子的天下，別說鄉紳富民，即便阮小七那樣的貧窮小民，也決不會揭竿而起的。
報效朝廷是梁山好漢善終的另一類型。美髯公朱仝先在保定府管軍，後來大破金軍，做到太平軍節度使。鎮三山黃信仍做他的青州兵馬都監。病尉遲孫立帶著妻小與兄弟孫新、顧大嫂夫婦，也回登州依舊做兵馬提轄。鐵面孔目裴宣與錦豹子楊林“受職求閒”，仍歸飲馬川。
所謂“求閒”，即只受虛銜，卻不赴任，宋代官制裡確有這樣的特許。如果說這種“受職求閒”還算善終特例，那關勝與呼延灼卻另當別論了。還朝以後，關勝在大名府任兵馬總管，甚得軍心，但小說寫他操練回來，醉酒落馬，得病身亡，仍沒讓他善終。至於呼延灼以御營指揮使領軍抗金，雖大破金兀朮，最後卻陣亡淮西，雖死於抗金大業，也難算善終。
這兩位賺上梁山的朝廷命將，雖受了招安，再歸順朝廷，之所以仍不得善終，書會才人與說書人也許隱然在其中貫徹了忠君報國的價值觀。其原因或是他倆身份遠較前幾位下層武人為高，而覆案朱仝、黃信、孫立與裴宣等上梁山的經歷也多有被逼與裹挾的因素，於是，在君臣綱常層面上，對關勝與呼延灼的道德審判也就來得更嚴峻，更苛刻。這與宋代新儒學砥礪忠義名節之風深入民間，深刻感染到這些俗文化的創作者也許是不無關係的。
總之，《水滸傳》裡得以善終的好漢，大略可分知幾明哲型、佛道化人型、專業人才型、順從良民型與效力朝廷型。前三種類型較多包蘊了下層民眾的思想觀念，後兩種類型則更多摻雜進了統治階級的主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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