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是隋朝为实现全国统一和加强对全国的政治统治，确保江南税赋顺利运抵京师，倾全国之力而修建的漕运通道。大运河的开凿，促进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强化了时人对全国统一文化的精神认同。通济渠是隋唐大运河其中一段，在唐代又称汴河，自河南荥阳的板渚出黄河沟通了江苏盱眙境内的淮河，全长650公里，把黄河与淮河有效连接起来。大运河的开通，带动一批沿线城市的兴起，包括提升沿线城市的区位优势，带动商贸往来和经济发展，促进文化传播。唐代宋州位于运河沿线，宋州也因此得以发展与兴盛。
宋州，别名睢阳郡，即今河南省商丘市。隋朝开皇十六年(596年)，设立宋州，治所在睢阳郡(今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唐朝时期，睢阳郡又改称为宋州，共下辖宋城县(今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梁园区)、砀山县(今商丘市夏邑县、安徽省宿州市砀山县)、虞城县(今商丘市虞城县北部)、楚丘县(今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北部、山东省菏泽市曹县南部)、柘城县(今商丘市柘城县)、谷熟县(今商丘市虞城县南部)、下邑县(今商丘市夏邑县)、单父县(今山东省菏泽市单县)、襄邑县(今商丘市睢县)、宁陵县(今商丘市宁陵县)10县。
一、大运河通济渠段流经宋州境内五县
唐武德四年(621)讨平王世充，得宋州。天宝元年(742)改为睢阳郡。乾元元年(758)复为宋州。管县十：“宋城，砀山，虞城，楚丘，柘城，谷熟，夏邑，单父，襄邑，宁陵。”
通济渠在宋州境内，主要是于谷熟以上利用了古睢水，以下利用古蕲水进行开凿。其在宋州境内流经襄邑(睢县)、宁陵、宋城(今商丘睢阳区)、谷熟(今虞城)、下邑(今夏邑)，向东南流入时隶属亳州的永城。
唐代谷熟位于古睢水分出古蕲水之处。据《水经注》记载：“古代蕲水，由睢水在宋城东南谷熟处分出，流经下邑、永城南、宿州、虹县，最后东南入淮。”“古代睢水，自开封县出，东流经雍丘、襄邑、宁陵、宋城(宋城东南五十里处分出蕲水)，折向东北流经下邑、永城东、宿州(东北二十里)，又向东流入泗水，谓之睢口。”《元和郡县图志》卷七宋州条载：“汉梁孝王广睢阳城七十里，开汴河，后汴水经州城南。”
阎文儒先生著“隋唐汴河考”，认为通济渠自谷熟(今河南省商丘县东南四十里，即谷熟故城)以下分南、北二道：南道即由蕲水至盱眙对岸的临淮入淮；北道东北行，至彭城(今江苏省铜山县)入泗。邹逸麟先生著“隋唐汴河考”一文，基本认同阎文儒先生提出的南、北二道之说。岑仲勉先生认为，隋、唐通济渠下游与古汴水分流，设计者为减少迂回之难，在宋城附近将汴水通过睢水而接入蕲水，沿蕲水道入淮，同时，结合隋炀帝的好大喜功，特改通济的新名。马正林先生亦认为，通济渠就是利用了蕲水河道而开成的。同史念海先生一样认为，徐州以下的泗水河道坡降较大，而宋州以下的古蕲水坡降较小，有利于行船。
综上，唐代通济渠在宋州境内，主要是在谷熟以上利用了古睢水，以下利用古蕲水进行开凿。主要流经襄邑(睢县)、宁陵、宋城(今商丘睢阳区)、谷熟(今虞城)、下邑(今夏邑)五县，向东南流入时隶属亳州的永城。
二、大运河提升唐代宋州战略地位
大运河开通之后，宋州位于交通要道之上，日渐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宋州西邻被称为“四战之地”的汴州相距仅三百里，唐人曾这样评论汴州，“大梁当天下之要，总舟车之繁，控河朔之咽喉，通淮湖之漕运”。既然是“当四会五达之通庄”，也就“杂燕赵悲歌之人，迩吴楚剽轻之俗”。唐代中叶以后，汴州更成为“危帮”，且这样的“危帮”还是“积年”都不易有所改变的。宋、汴两地是唇齿相依，互为股肱，若论当地形势，则梁、宋并举。陆贽曾论述：“梁、宋之间，地当要害，镇压齐鲁，控引江淮。”时漕运关乎朝廷的富足与安稳，特别是梁宋之间尤为重要。唐德宗所颁布诏书中曾特别指出：“梁宋之地，水路冲要，运路咽喉，王室屏藩。”
宋州东临徐州和兖州。北邻曹州，再向北过滑州或濮州均可达河北魏州，魏州当时是一个水路交凑的中心所在，也应是河北重要都会城市。宋州之南为亳州，再往南可达颍州，颍州内的颍水是唐后期沟通南北的另外一条漕运通道。大历十一年(776)八月丙寅，因李灵耀据汴州叛，朝廷开颍、蔡运河一线。“(李)勉署(李)芃兼亳州防御使，练达军事，兵备甚肃；又开陈、颍运路，以通漕挽”唐建中二年(781)杜佑改漕运路线时，把它与蔡河通连起来。颍州境内的颍水，上接陈州境内的蔡水，最后入汴水抵东都一线就成为沟通南北的主要漕运通道。颍、蔡二水流经汴、宋、陈、蔡，宛如一条纽带，将汴河水系与淮河水系便捷的沟通起来。由上可见，唐代宋州位于要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1. 平安史之乱，宋州居功至伟
安史之乱时，张巡坚守睢阳，有效阻止了叛军南下，保住江南富庶地区免受其害，也为唐朝廷平叛祸患保留实力。最为艰难之时，曾有人建议弃城突围东走，张巡和许远认为：“睢阳，江、淮之保障，若弃之去，贼必乘胜长驱，是无江淮也。且我众饥羸，走必不远，古者战国诸侯，尚相救恤，况密迩群帅乎？不如坚守以待之。”
张巡坚守睢阳，既足以挫贼之锋，使不敢席卷东下，有效阻止了叛军南侵江淮，又即以分贼之势，使不得并力西侵，终使江淮地区免受叛军的侵扰，且江淮地区的物资又通过运河输送到朝廷控制地区。为此唐朝廷方能依靠江淮地区的物资供给，最终平定安史之乱。故张巡、许远的死守睢阳，对朝廷最终平定叛乱作出极大贡献。唐人李吉甫曾评价说：“然使贼锋挫衂，不至江、淮，巡、远之力也。”
宝应元年(762)五月，史朝义自围宋州数月，城中食尽，将陷，刺史李岑不知所为。遂城果毅开封刘昌为之谋曰：“今河阳有李光弼制胜，且江、淮足兵，此廪中有数千斤麴，可以屑食。计援兵不二十日当至。东南隅之敌，众以为危，昌请守之。”刘昌遂被铠持盾登上城头，向叛军陈述利害关系，贼众畏服。后十五日，副元帅李光弼救军至，贼乃溃败。
安史之乱被平定后，唐朝国势日衰，藩镇节度使权力过大，致使朝廷不能有效节制地方。在历次朝廷与地方冲突中，宋州因战略地位的重要，均称为双方争夺的重点。关键时期，宋州军民力挺朝廷，帮助朝廷平定叛乱。
2. 平李灵曜之乱，宋州举足轻重
大历十一年(776)八月丙寅，李灵耀据汴州叛。汴宋兵马使、摄节度副使李僧惠，李灵曜的主要谋士。宋州牙门将刘昌遣僧神表潜说僧惠；僧惠召问有何计策，“(刘)昌为之泣陈逆顺。僧惠乃与汴宋牙将高凭、石隐金遣神表奉表诣京师，请讨灵曜”。九月，壬戌，以李僧惠为宋州刺史。壬申，李僧惠败(李)灵曜兵于雍丘。
3. 平李希烈叛乱，宋州力挺汴州
建中四年(783)十二月，李希烈攻李勉于汴州，李勉守城数月，救兵不至，于是帅其众一万多人奔宋州。宋州刺史刘洽遣其将高翼帅五千兵保襄邑(时为宋州属县)，李希烈攻下城池，高翼投水殉国。希烈乘胜攻宁陵(宋州属县)。
李希烈反叛后，率先攻陷汴州，随后向东攻下襄邑，又进攻宁陵，无疑是为了占领宋州，实现掌控连通江淮的汴水漕运线。若能实现，李希烈等于是拥有了江淮的财富，这对于其反叛无疑是如虎添翼。宋州的坚持抵抗，打破了李希烈的战略意图。东进宋州不成，李希烈又进围陈州，其目的是通过陈州再拿下颍州，而颍、蔡运河一线。时宋亳节度使刘洽遣将率兵驰援陈州，生擒李希烈陈州守将。李希烈担心汴州被围，急忙逃归蔡州。李希烈希望打通南北的意图被宋州将兵所破坏。可知在唐朝廷平定李希烈反叛中，宋州起到极为关键的作用。
4. 平庞勋之乱，宋州功不可没
咸通九年(868)，庞勋率兵起义，时汴河一路已为叛军所占，江、淮往来皆出寿州，即自寿州泝淮即入颍、汴路。朝廷为平定叛乱调集各镇兵力镇压，时诸道兵大集于宋州，对据徐州的庞勋造成极大压力，致其不能控制局面。咸通十年九月，庞勋袭宋州，曾攻陷其南城，《读史方舆纪要》载：“唐建中时为宣武军城，城有三。”“刺史郑处冲守其北城，贼探知其防备甚严，最终放弃攻打宋州，渡过汴水，转而南掠亳州。”
乾符四年(877)七月庚申，王仙芝、黄巢攻宋州，朝廷令平卢、宣武、忠武三道兵与战，结果是不利与朝廷，贼遂围宋威于宋州。甲寅，“左威卫上将军张自勉将忠武兵七千救宋州，杀贼二千余人，贼解围遁去”。解宋州之围，方能使江、淮漕运流通，保证江淮财富不落入叛军之手，确保供给朝廷平叛需要。宋州能够坚守，对于朝廷最终平定叛乱起关键作用。
在唐代安史之乱及藩镇割据期间，宋州一直是拱卫京师、支持国家统一的重要力量，体现出宋州人精忠爱国的精神，为唐朝廷的安危存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大运河带动唐代宋州经济发展
宋州不仅位居要冲，而且也相当富庶，具有较强的经济基础。唐代宋州人民风淳厚，习惯节俭，勤于耕种，农业发达，生活富足。宋州户数和口数居全国前列，天宝年间口数居全国第三。《汉书》曾云：“犹有先王遗风，厚重多君子，好稼穑，恶衣食，以致蓄藏。”《太康地记》亦云：“豫州之分，其人得中和之气，性安舒，其俗阜，其人和，今俗多宽慢。”
唐代杜甫曾咏诗赞宋州之富饶景象，其诗云：“昔我游宋中，惟梁孝王都。名今亚陈留，剧则贝魏俱，邑中九万家，高楼照通衢，舟车半天下，主客多欢娱。”杜甫诗未免有些夸张，但也足以说明当时宋州的繁荣富饶之景象。宋州的富足繁荣也因其有特殊的物产，其地所产绢以质量优异而著名。唐代产绢之地甚多，但列为一等的就只有宋、亳两州。时亳州的永城频临汴河，故其绢大都通过宋州沿大运河卖往外地，或是输送京师。宋、亳两州的丝绢带动运河沿线的宋州繁荣起来。
四、大运河促进唐代宋州文化传播
宋人张方平说：“……汴河之于京师，乃是建国之本，非可与区区沟通水利同言也。大众之命，惟汴河是赖。”刘士林认为，隋唐大运河的开凿，除具有重要的政治经济意义外，还有不可忽视的文化价值。大运河的开凿与修整，不仅只为粮食、茶叶、丝织品等物品提供便捷的流通渠道，由于“物”的背后是“人”，有着特殊的感性需要、精神内涵及文化形式，因此，大运河本身也是南北乃至古代中国与世界发生联系的重要桥梁。在大运河的深处，还潜藏着一条文化的河流，它不仅直接串联起南北，也沟通了黄河与长江，从而间接地连接起更为广阔的空间，对中华文化大格局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西汉时期的梁国因其国富力强，人才济济，具有人才施展抱负的宽松环境。大运河开通后，唐代文人多喜欢到宋州游历，尤其是怀才不遇之人，通过寻访昔日梁孝王刘武与著名文士司马相如、枚乘、邹阳等君臣相知的历史遗风，主要是为释放自己理想无法实现的郁闷心情。因此，唐代的文人对宋州也就有着异乎寻常的“梁宋情结”，形成客游梁宋之地的风气亦不足为奇。
如唐代诗人高适于天宝三年(公元744年)写下《东征赋》，其“东征”从睢阳郡(今商丘)起，依次经行谯郡之酇县(今永城酂城乡)、彭城郡之符离县(今宿县)、临淮郡之灵璧驿、虹县(今泗县)、临淮县(今盱眙对岸)，流入淮河。唐人李翱《来南录》载：“元和四年(809)，正月庚子(廿三日)，出洛，下河，止汴梁口，遂泛汴流，通河于淮。辛丑(廿四日)，次汴州(今开封市)。……二月丁未(初一)朔，宿陈留。戊申(初二)，宿雍(今杞县)，己酉(初三)，次宋州(今商丘县)……壬子(初六)，至永城……丙辰(初十)，次泗州，见刺史，假舟转淮，上河如扬州。庚申(十四日)，下汴渠入淮，风帆及盱眙。”
在唐代著名诗人中，游历宋州或歌咏宋州的有高适、李白、杜甫、王昌龄、李贺、杜牧、张谓、韦应物、刘长卿、孟云卿、岑参、储光羲、李嘉佑、钱起等，并形成大量文学作品为后人传颂。
交通是国家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位居重要交通要道也是提升沿线城市发展的关键条件。唐代宋州因位于大运河这一漕运通道沿岸，其战略重要性也因此与日俱增，并为唐朝的安危存续做出重要贡献。尤其在安史乱后，唐朝形势急转直下，自此陷入长期的藩镇割据、叛乱迭出的衰落局势。虽经过肃宗、代宗、德宗几朝的努力，于宪宗朝时曾取得所谓的“中兴”，但潜在的危机依然威胁着朝廷。在唐朝廷危难之际，宋州以其具有战略意义的地理位置，富庶的经济基础，宋州人以其忠厚的民风，忠于朝廷的精神与叛军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在朝廷平定多次叛乱时，维护屏障王室的宣武重镇之稳定中，宋州担当起屏障王室的重任。安史之乱后的唐朝能延续上百年，得益于宣武重镇为朝廷保证了沟通江淮的漕运通道，而作为宣武辖区的宋州位居大运河沿岸，其所起到的作用无可替代。除此之外，宋州也实现自身经济文化的发展，特别是因为其交通便利，加之曾盛极一时的三百里梁园文化，当时文人墨客争相前往，把宋州的文化得以在更大范围内传播，并通过优秀文化作品把宋州文化传承于后世。
(本文为“大运河沿线八省市社科联+北京市网信办”联合主办的“我身边的运河故事”征集发布活动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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