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中國社會的變遷，儒家學說又有重新迴歸社會主流的跡象。但儒學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儒學在歷史上的發展演變究竟怎樣，非研究儒學史、經學史的，一般都弄不清楚了。
正像許多研究者所指出的，儒家學說並沒有一個標準的教科書，更沒有一個“欽定的”或公認的歷史定本。儒學不僅在孔子之前沒有一個什麼“道統”，即便在孔子之後，在儒家成為一種不可忽視的勢力之後，儒家學者也是各說各話，最典型的故事就是“儒分為八”。
韓非
“儒分為八”的說法來自韓非。《韓非子·顯學篇》說：
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梁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
很顯然，儒分為八隻是韓非個人的學術觀念。韓非的主要依據與其說是學術史的客觀過程，不如說是其主觀感受。故而韓非既在儒家八派中剔除子夏，使後人費解，又將孔子及門弟子與再傳、三傳弟子並列，使學者不知所從。
事實上，韓非儒學八派的劃分並沒有嚴格的學術界定，它所反映的內容也只是孔子去世後戰國初年或稍後直至韓非子時一般情形。
一、子張之儒
根據韓非子的說法，儒家八派中的第一家為子張之儒。
子張之儒
子張，本名顓孫師，字子張。一說陳人，一說魯人。比較可信的表述大致是：子張出身於魯國下層社會(鄙家)，在少年或青年時代不知何故似乎受到“刑戮”，為刑餘之人 。後來師從孔子，改邪歸正，終成為儒林名士。[1]
在追隨孔子的過程中，子張向孔子學幹祿，問從政，其心思似乎並不在學術本身，故而子張雖終其壽，但其身後並沒有什麼著作傳世。至於子張在孔門究竟學到了什麼東西，史料闕如，不便演繹。但從已知情況看，一來孔子對他似乎並不太滿意，曾經批評其“師也過”，“師也闢”；二是子游、曾參也批評他“未仁”，“難與辨為仁”，似乎其思想品質、精神境界並不高。以至荀子大罵子張是“賤儒”：
弟陀其冠，衶禫其辭，禹行而舜趨：是子張氏之賤儒也。[2]
荀子這話罵得是有點難聽，可見在儒家學術傳承系統中，子張的地位並不是很高。但是進入戰國，子張後學顯然已成為一個很大的學派，擁有巨大影響，否則也不致於引起如此多而強烈的批評。
那麼，是什麼因素促使子張學派在戰國時期迅速崛起呢？郭沫若《儒家八派的批判》在探討這個問題時以為是子張學派更偏向於
“博愛容眾”這一方面，是特別把民眾看得很重要。郭沫若指出，子張在儒家中是站在民眾立場上的極左翼，其思想見解與行為方式與墨家極為相似。
郭沫若的說法當然自有道理，但他這個看法或許正如周予同所批評的那樣：郭沫若未免把子張一派抬得過高。周予同《從孔子到荀子》指出，子張主張尊賢而容眾或許是事實，但“容眾”能不能解釋成“容民眾”，至少在目前還找不到直接的材料依據，因此郭沫若的推測未必可信。但是子張一派究竟為什麼在戰國時期取得那麼大的影響，周予同也沒有給出使人滿意的回答。
材料不足是無法回答這一問題的唯一原因。但從學術史的觀點來觀察，子張一派在孔門之中原本沒有思想貢獻和學術見解可言，可能正是這一特徵使他們在孔子之後對儒家精神闡釋時便相對少有束縛，而作出一些更合乎現實需要的解釋。
因此在嚴謹如韓非看來，子張的那些解釋雖然號稱真孔子，雖然贏得人們的喝彩，但實在說來已嚴重背離孔子的真精神。這既是子張一派在孔子之後不斷坐大的根本原因，也是荀子罵他們為不修邊幅不守規矩之“賤儒”的實際背景。
二、子思之儒
韓非所謂“儒家八派”的第二家為“子思之儒”。然而此子思究竟何所指，韓非並沒有詳加說明。在春秋戰國之際實有兩個子思，一是孔子的學生原憲，一是孔子的孫子子思。他們二人既都與孔子有關，便都有可能成為韓非所指的“子思之儒”。
近代以來，學者多認為此子思為孔子之孫，理由是荀子在《非十二子》中所否定的子思即孔子之孫。荀子說：
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猶然而猶材劇志大，聞見博雜。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案飾其辭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軻和之，世俗之溝猶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傳之，以為仲尼、子游為茲厚於後世。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3]
韓非為荀子的學生，當然要從師說，因此韓非所否定的子思便是荀子所否定的子思，即孔子之孫。
這種傳統說法不能說沒有道理，但是當我們仔細揣摩一下韓非之所以否定儒家八派，主要是他認為這八派雖然號稱為儒學真傳，但實際上則是孔學的變種，並不足以代表孔子的真精神。而孔子之孫子思，曾受業於曾子，也算是得到孔門真傳，他不僅如鄭玄所說以昭明聖祖之德為己任，而且通過著述，系統闡釋和深化了孔子的思想。
其著述，據《漢書·藝文志》記載有二十三篇，流傳後世並能確認無誤的至少有《禮記》中的《中庸》、《表記》和《坊記》等。從這些篇章可以看到，此子思的學說不僅沒有背離孔子遺訓，而且如荀子所說，其
“材劇志大，聞見博雜，案往舊造說”，“案飾其辭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因此即便此子思的學說在客觀上可能與孔子的學說有所不同，但其主觀意圖與效果或許正如馬宗霍《中國經學史》所說是為了發揮孔子的學說，影響在公卿間，仍不脫儒的本色。故而韓非所批評的子思之儒不可能是孔子之孫，而只能是孔子的弟子原憲。
原憲
原憲字子思，也算是孔門中的一個賢者，以安貧樂道著稱。他比孔子少三十六歲，曾當過孔子家的總管，但不貪財，不把物質的東西看得太重。據記載，原憲“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4]孔子死後，原憲逃往衛國草澤中隱居。子貢相衛，而結駟連騎來到原憲居住的窮僻之地，過謝原憲。原憲攝敝衣冠見子貢。
子貢恥之：難道你老夫子病了嗎？原憲曰：“吾聞之：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很顯然，原憲在批評子貢是“學道而不能行”，是真“病”。聽了原憲一席話，子貢不免感到慚愧，不懌而去，終身恥其言之過也。[5]
換言之，原憲不願出仕，甘於貧困，並自認為這種近乎怪異的行為更合乎孔子的真精神。據此，原憲不僅合乎韓非的批評原則，而且完全可以因退隱而獲得大名，成為當時甚有影響力的學術派別。
再者，由於原憲這一派以隱為進，終於淪為遊俠之流，其名聲急劇上升並遭到韓非的抨擊，也就在意料之中了。韓非指出，
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儒俠二者對社會穩定似乎都有問題。正如司馬遷所說，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於世。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閭巷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於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篷戶，褐衣蔬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6]
由此可見，韓非將原憲列為要批判的儒家八派第二派，就是因為他們實際上是在打著孔子的招牌而行“非儒”、遊俠之實。
三、顏氏之儒
韓非儒家八派中的第三派為顏氏之儒。此顏氏之儒何所指，歷來學者也有分歧。據《仲尼弟子列傳》，在孔門弟子中顏氏有八人，即顏無由、顏回、顏幸、顏高、顏之僕、顏噲、顏何和顏祖。如果僅從這幾個人的情況看，當然只有顏回最具資格。故而郭沫若在《儒家八派的批判》中明確指出，
顏氏之儒當指顏回一派。顏回是孔門第一人，他雖然早死，但在他生前已開始向小門人傳播自己的學說，所以顏回儘管英年早逝，但他實際上是有門人的。而且從顏回一派的資料看，顏回是“其心三月不違仁”的人，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回也不改其樂，具有很明顯的避世傾向，並多次得到孔子的高度讚揚。因此說顏氏之儒是指顏回一派似乎也沒有太大的問題。
然而當我們重新檢查顏回的全部資料後，我們發現這一原本沒有問題的問題實在仍有不少漏洞。一是顏回畢竟死得太早，即便他在生前已有門人，那麼在他死後，這些門人也不可能脫離孔門而獨立。因此顏回的門人能否在顏回之後成為一個獨立的學派，是很值得懷疑的。
二是從顏回的學術精神與思想傾向看，雖不能說他是孔子的嫡傳，深得孔子的真精神，但從其內在修養與基本傾向分析，顏回的學術實際上是按照自己的理解儘量秉持孔子的真精神，儘量遵循孔子所制定或所期待的規範。
所以即便顏回有門人秉持其衣缽構成一獨立學派，那麼這個學派也不可能像韓非所批評的那樣是假聖人的旗號而兜售自己的假藥。故而我們相信皮錫瑞在《經學歷史》中的研究，所謂儒家八派中的顏氏之儒，未必就是顏回。
假如儒家八派中的顏氏之儒並不是顏回這一判斷能夠成立的話，那麼這個顏氏之儒何所指呢？而且，我們前面已經相信孔門八顏中只有顏回最具有資格傳學，因此一旦否定了顏回的可能，那麼這個顏氏之儒究竟是誰呢？
其實，如果仔細分析相關資料，我們便不難發現孔子門徒中除了前述的八顏外尚有一顏，即顏濁鄒。根據司馬遷的說法，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如顏濁鄒之徒，頗受業者甚眾。顯而易見，按照司馬遷的意思，顏濁鄒雖不在七十子之列，但似在三千人之內，故而也應列為孔門弟子。
關於顏濁鄒的情況，我們所知也不多。但知他是春秋末年衛國人或齊國人，一說為子路妻兄，一說否。但不管怎樣，可能正是由於這層特殊關係，孔子在周遊列國時曾住在他的家裡[7]，並由此而引起一點風波：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於癰疽，於齊主於瘠環，有諸乎？”
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為之也。於衛主顏讎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者瘠環，是無義無命也。
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厄，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吾聞觀近臣，以其說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者瘠環，何以為孔子？”[8]
據此可知，顏濁鄒可能正是因為這種機緣而得列孔子門牆，而他之所以接待孔子，其目的或許正如彌子所道出的那樣，“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因此我們相信顏濁鄒如果得傳孔學，他一定是像韓非所批評的那樣，不過是假借孔子作為仕途進程中的敲門磚而已。故而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懷疑儒家八派中的顏氏之儒可能就是指顏濁鄒及其後學。
據先秦兩漢可信史料，顏濁鄒又作顏讎由、顏涿聚、顏斫聚、顏喙聚、顏燭趨、顏燭雛等，為梁父之大盜，與子張的境遇比較相似，也因大盜生涯而受刑戮，為“刑餘之人”。後來的際遇也與子張比較相近，追隨孔子，併成為天下名士顯人，以終其壽，王公大人從而禮之。[9]
按照這個說法，顏濁鄒與韓非所批評的儒家八派中的第一家子張氏並列，似乎也可以證明韓非顏氏之儒之所指，應為顏濁鄒一派無疑。
四、 孟氏之儒
如果說顏氏之儒是指顏濁鄒一派的說法還可以相信的話，那麼孟氏之儒究竟指誰則問題更多。郭沫若以為孟氏之儒就是指孟軻，但他並沒有為此提出絲毫的證據，而是以為當然。
從《孟子》一書及關於孟子的其他文獻看，孟子學說雖然存在對孔子學說的修正，但不論是主觀意圖還是客觀效果，孟子似乎都不像韓非所批評的那樣是打著孔子的旗號兜售自己的假藥。
因此有人懷疑此孟氏之儒並不是指孟軻本人，而是指孟子的門人。但是由此而發生的一個連帶問題必然是，韓非將此孟氏與孔門弟子顏氏、子張、漆雕氏等並列，而孟子及其門人的活動時間同“孔子之死”相去很遠，因此又有人懷疑這裡非指孟軻或孟軻的門人，而是指孔子及門弟子中的孟氏。
孔子弟子中姓氏可考者僅有孟氏一人，即孟懿子。孟懿子原姓仲孫，名何忌，懿是諡號。《左傳》昭公七年：
九月，公至自楚。孟懿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
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故其鼎銘雲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餘敢侮。饘於是，鬻於是，以糊餘口。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
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
《史記·孔子世家》記載大體相同。據此，孟懿子為孔子弟子似乎不必懷疑，至少應歸入三千人之中。
問題在於孟懿子是否具有傳學的可能性。關於這一問題，由於史料闕如，我們不便更多推測。但我們由此可以相信的是，作為魯國貴族的孟懿子既然與其弟南宮敬叔師事孔子以學禮，如果真的學有所成，那便有可能開門授徒，建立學派。
或許也正因為如此，他所創建的學派便有可能如韓非所說的那樣，程度不同的背離了孔子的宗旨而淪為俗儒。當然，這一推測尚有待於發現更為直接的證據來加以證明。
五、
漆雕氏之儒
韓非儒家八派的第五家是漆雕氏之儒。由於孔門弟子中有三漆雕，即漆雕開、漆雕哆、漆雕徒父。因此，此派之內含何所指，學者們往往因理解不同而有異。如果將此三漆雕進行比較，似乎只有漆雕開最具傳學資格。其他二人的情況似乎在司馬遷的時代就已模糊不清了。
綜合司馬遷等人的說法，漆雕開字子開，一說字子若；魯國人，一說蔡國人。少孔子十一歲，無罪受刑而致身殘，為人謙和而有自尊。博覽群書，專攻《尚書》，不樂於仕，在孔門弟子中以德行著稱。
有一次，似乎有了一個比較好的機會，孔子勸漆雕開去做官，以為漆雕開的年齡現在正合適，如果再再不踏入仕途，可能將來很難再有機會。[10]漆雕開答稱：我對於仕進之道研究的還很不夠，許多問題還不能自信，所以可能還無法現在就踏入仕途。對於漆雕開的回答，孔子感到非常滿意。[11]這大概就是我們所知道的漆雕開的情況。
至於漆雕哆、漆雕徒父兩漆雕，許多史書僅僅錄其名而略其事，但知漆雕哆字子斂，春秋末年魯國人；漆雕徒父字子文，也是春秋末年魯國人。有的書說他們是孔子弟子，即便如此，他們似乎並在孔子重要弟子之列。
漆雕開具有傳承儒家學術的可能性，其中一個重要的證據是《漢書·藝文志》儒家類著錄有《漆雕子》十三篇，原注說是“孔子弟子漆雕啟後”。於是學者們一般相信所謂漆雕氏之儒便是指漆雕開一派。
對於漆雕氏之儒的學術傾向，韓非在評論先前學術流派時說：
“漆雕之議，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則違於臧獲，行直則怒於諸侯，世主以為廉而禮之。宋榮子之議，設不鬥爭，取不隨仇，不羞囹圄，見侮不辱，世主以為寬而禮之。夫是漆雕之廉，將非宋榮之恕也；是宋榮之寬，將非漆雕之暴也。
今寬廉、恕暴俱在二子，人主兼而禮之。自愚誣之學、雜反之辭爭，而人主俱聽之，故海內之士，言無定術，行無常議。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時而至，雜反之學不兩立而治，今兼聽雜學繆行同異之辭，安得無亂乎？聽行如此，其於治人又必然矣。”[12]
在韓非的心目中，漆雕氏之儒的基本特徵便是以廉、暴而著稱，於是有學者以為漆雕之儒實為遊俠之前身，也即孔門中任俠一派。而《禮記·儒行篇》中盛稱儒者之剛毅特立，或許也就是這一派儒者的典型。果如此，漆雕之儒便不是孔門正宗，可能已吸收了一些墨家的思想要素。
六、仲良氏之儒
如果說漆雕之儒的情況還比較明白的話，那麼仲良氏之儒的情況至少到目前我們幾乎一無所知。不僅已知文獻中孔門弟子無此人，而且非孔門人物中似也沒有此人的任何記載。梁啟超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猜測仲良可能是“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的楚國人陳良。以為仲良可能是陳良的字。
參照孟子等人的說法，陳良或為楚國人，既悅周公、仲尼之道，且有門徒陳相與其弟辛事之數十年，足見其在南方講學甚久，門徒也一定不少。但弟子們並沒有完全忠實師說，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更為嚴重的情形是“師死而遂倍之”。[13]
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如果能夠從文字學上證明仲良氏即陳良，那麼這一派即為儒家八派之一也未可知。可惜這些假說尚無文獻學依據，故而仲良氏之儒的情況仍是一個疑案。
七、孫氏之儒
和仲良氏的情況相類似的是孫氏之儒。在孔門弟子中並無孫氏，故此派學者何所指也一直是人們爭相猜測的問題。梁啟超、郭沫若等人以為指荀卿，因為荀卿又稱孫卿。
但皮錫瑞《經學歷史》則以為是孔門弟子公孫尼子，理由是據文獻記載，《緇衣》、《樂記》均與公孫尼子有關。
還有人認為，由於韓非是荀卿的學生，他的所謂儒家八派的劃分實際上是在詆譭儒者，諒韓非不致詆譭其師，故孫氏之儒不可能是荀子，而只能是公孫尼子。
對這種說法的可靠性，周予同在《從孔子到荀子》一文中表示懷疑，以為韓非的八派劃分只不過是在說一個客觀事實，韓非似乎還沒有墮落到以主觀好惡來歪曲客觀事實的地步，何況荀子是當時著名的儒學大師，韓非即使有心迴護老師，卻又怎能抹殺眾所周知的事實呢？
不過，由於荀子即為孫氏之儒也無文獻學根據，因此即便排除韓非不致如此墮落，但孫氏之儒的實際情況依然有待於繼續研究。
八、樂正氏之儒
儒家八派的最後一派是樂正氏之儒。關於此派的情況，一說乃指曾子的學生樂正子春，一說當指孟子的弟子樂正克。據後說，郭沫若將樂正氏之儒劃為孟子一系，並進而指出這一系就是子游氏之儒。這樣，郭沫若便勾劃出從子游到樂正克的道統和傳經圖式。
但是，對郭說，周予同以為根據不夠牢靠，因為子思之學源於曾子抑或子游尚有疑問，孟子、樂正氏是誰有疑問，《禮運》等篇的作者也有疑問，基於這種種疑問，應該先對三派作分別探討，然後再作綜合研究。
而且，郭沫若將子思、孟氏、樂正歸於一系，這種歸類本身實際上可能有悖於韓非劃分派別的原則。假如三派真的為一系，那麼我們又怎樣理解韓非的“儒分為八”呢？
總之，仔細揣摩韓非的意思，仔細探討先秦儒學源流，便不難發現“儒家八派”的說法並不是指孔子之後儒學分化的全部情況，而是指
那些打著孔子招牌而兜售私貨的“假儒”、“賤儒”或“俗儒”。至於那些比較接近孔子學說真相的儒者，如曾子，如子夏等，韓非並沒有出於派別的原因而肆意攻擊。明於此，我們對孔子之後儒學發展、分化，就比較容易建立一種真切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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