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讲，中国人认为人应该在“人群”中做一人。从事实看，没有人不是在人群中做人的，每一人都不能脱离社会。此一事实，似乎是无可怀疑，无可争论。
但如我们今天都要讲独立，试问怎么独立呢？还是脱离人群而独立，抑还是在人群中独立呢？那就有问题了。又如讲自由，是在人群里自由，抑是脱离人群来讲自由呢？又如要讲平等，也是一样。抑是在人群中争取平等？还是怎样般的平等呢？
西方自法国大革命以后，提出了“独立”、“自由”、“平等”这几个口号，人人要争取，好像成为人类最高理想，谁也不能否认。但那些实际上都是要在人群中来争取。我今所讲，则是人要在人群中“做人”，与上述意义有些不同。
在民国六、七年以后，有所谓“新文化”运动，大家认为中国人旧有的一套要不得，只有西方人讲的对。
北欧有一位文学家易卜生，写了一本小说，小说中女主人娜拉，不满意她的丈夫，不满意她的家庭，离家出走，对她丈夫说，从今以后，她再不想在家里做一个妻，要到社会上做一个人。
那时我们把此小说竭尽宣扬，认为娜拉所说，便是最高新人生的指示。
人不能凭空做，脱离家庭，仍不能脱离人群。不做家庭主妇，还是要做看护、教师、书记等，不能摆脱了一切人与人的关系去做人。不能离开人群，一人独立自由地去做人。
只有鲁宾逊漂流荒岛，始是一个人做人，可是他还带了一条狗。他不与人相处，还须与禽兽为伍。那条狗便是他忠实的仆人，与他相依为命。他还得要一把斧头，筑屋而栖。他不仅要与禽兽为伍，还须与草木为伍。鲁宾逊不在社会做人，也得在天地万物间做人。
中国人认清这一事实，认为人一定要跑进人群社会里去做个人，这就是人生大道。而且人要在人群中做人，也即是人的天性。
鲁宾逊在荒岛，又有另一人跑去，他一定很欢喜。他在荒岛上住了几年，还是要回到人群社会中来。
本文选摘自钱穆著《中华文化十二讲》，九州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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