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银行的中间业务何时能达到西方水准?

中西方监管政策的差异,以及会计核算制度的不同,使得中西方中间业务失去了可比性。只有站上国情背景这个平台上,是非不言而喻,脉络清晰可鉴。

中国银行的中间业务何时能达到西方水准?

1.一些重要的中间业务市场尚未开放。

金融市场上,许许多多业务板块的处女地在呼喊召唤:一是理财市场刚起步,产品极其有限;二是人民币未国际化,国际市场通道狭窄;三是衍生品市场未开启,基本空白;四是混业经营呼喊跨业服务,功能待突破;五是创新机制受监管约束,期待金融体制改革。未来唯有开放市场才有实践,服务收费是市场最基本的手法,本身不难,学起来快,只待东风。

(1)金融政策画地为牢,限定了银行的经营版图。

西方市场开放度高,混业经营的内容丰富,银行擅长运用金融市场产品与证券化工具,在大市场天高任鸟飞,素质能力更高。中国市场化、金融化程度不足,财富效应基础薄弱,金融需求层次低,金融服务类市场内动力减弱;分业监管对混业经营篱障重重,资产证券化有名无实,衍生品市场尚未开放;加上人民币尚未国际化,阻断了出入国际金融市场的机会,都限制了银行中间业务市场。

(2)务必清醒:中国尚未进入中间业务大发展阶段。

收费业务只能依靠市场机制推动,当初级市场火候欠缺,中间业务必充满纠结。社会一边呼唤银行提高服务性业务比重,一边要求银行减免或不收费;监管一边催促银行加快服务转型,一边并未开启新市场;银行一边强化指标考核全力推动,一边收费事项不断被政策取消。尽管十几年来中间业务发展神速,但总体处在初级状态,基础服务项目收费已进入增长瓶颈期,盲目发展、拔苗助长只会自毁基础。

2.收费自主权与定价机制尚未形成。

(1)廉价市场很难培育优质服务,这是基本市场观。

定价机制是市场灵魂,市场是效益机制,利益是原动力,无利不成买卖。金融服务涉及银行和客户两方,免费必定影响银行机制,服务定会僵化;收费由官方审批,很难调动主动性、积极性。

各家银行的经营策略与定位不同,假如否定产品、服务及收费的差异,否定服务多样性和供求关系,不利于培育创新市场,高品质银行难以脱颖而出。行政限价一定伤及市场,统一价格意味着是优质不优价、低质也同价,改善服务的驱动力自然消损。如今市场上,同样商品在不同商店、不同地段、地区的价格早已不同,人们早已普遍认同,为何不同品牌、不同质地的银行服务必须统一收费呢?不能总顾虑稳定。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市场定价是大势所趋。

(2)市场要开放,收费权、定价权应放开。收不收、收多少、由市场定价还是政府定价,也是中外银行收费权的根本差异。

定价权是最重要的经营权,定价权与选择权是市场交易的基础。享用甲银行高品质服务,却希望支付乙银行的低价收费,或者享用市场化服务却期待政府管制价格,都不是市场的精神。

3.市场的服务价值观尚未形成

在西方但凡服务收费就高,而在中国服务有免费或义务之含义,使收费变得最敏感、最被反感、最受挑剔,因而最纠结。服务付费机制与环境未形成,常有该付的不愿付,该收的收不到,关系变得紧张。例如,某银行为企业成功并购做了大量服务,企业认为银行责无旁贷而不愿付费,充满转型的彷徨与无奈。

(1)收费是配置资源的动力,事关财务,决定经营方向。

服务收费是市场行为,境外银行收费项目更多,但凡过一道流程,或通过了该行,必定扣收一次费,少有免费的;凡涉及信用风险,提供专业服务的收费更高。这是市场逻辑和基本规则。

收费的合理性、必要性毋庸怀疑,早有国际通用方式和收费标准。道理上简单,现实中反反复复,好不容易突破,又一朝退回去。2003年国家颁布了《商业银行服务价格管理暂行办法》,明确了政府定价与银行自行定价的范围与规则,但实施难。近年来经济下行,退回到由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三种形式,受发改委、银监会等多重监管,严格管控收费,要求银行多承担社会责任。

(2)中间业务何时能达到西方水准?

从全球发展的历程看,20世纪 80年代西方银行非利息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日本为 20.4%,美国为 30%,英国为 28.5%;90年代日本为 35.9%,美国为 38.4%,英国为 41.1%,有的银行已达一半;迄今过去了二十年,基本稳定。银行追寻不断增加服务收入,积极拓展咨询、理财和期权、期货等衍生品在内的中间业务,为客户提供多样化的金融服务,其大背景正是西方社会向金融化转型,反映了商业银行对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的应变力。

市场阶段决定一切,银行中间业务再需经历十几年的发展,才能与西方比肩,欲速则不达,没有捷径,期待去加快推进。

中国银行的中间业务何时能达到西方水准?


分享到: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