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末年，朝廷內部宦官專權，先後爆發了兩次官僚士大夫因反對宦官專權而遭禁錮的政治事件，史稱“黨錮之禍”，這個事件發生在桓、靈二帝時期，時間跨度約十年，前後共兩起三波。
“清議”
公元159年，漢桓帝因不滿外戚專權，聯合宦官單超等人合一舉消滅了外戚梁氏。單超等五人同日封侯，從此，宦官獨攬朝政。他們利用手中的政治特權謀取私利，侵佔土地，擴展勢力範圍。這不僅加深了人民的痛苦，激起人民強烈的反抗，而且引起大地主出身的官僚以及一般地主階級知識分子的不滿，他們痛恨宦官阻塞了他們作官的道路，影響了他們的權位。於是，官僚士大夫把抨擊的矛頭對準了宦官。他們評論朝政，褒貶人物，猛烈抨擊宦官集團，史稱“清議”。
第一次“黨錮之禍”
隨著衝突的不斷加深，士大夫與宦官的鬥爭漸漸從一般清議轉為實際鬥爭。公元166年，士大夫李膺捕殺與宦官勾結、教子殺人的方士張成。宦官乘機指使張成弟子牢修（ｘｉｕ）誣告李膺等人蓄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共為部黨，誹訕朝廷。桓帝於是下令郡國逮捕“黨人”，李膺和太僕杜密、御史中丞陳翔等200餘人均被收捕。次年，經過太學生賈彪活動，藉助尚書霍諝（ｘｕ）、外戚竇武之力，“黨人”始得“赦歸鄉里”，但仍“禁錮終身”。這是第一次“黨錮之禍”。
第二次“黨錮之禍”
但是鬥爭並沒有隨著士大夫暫時的失敗而告終，兩方的鬥爭繼續進行。公元172年，宦官又指使司隸校尉段熲（ｊｉｏｎｇ）逐捕“黨人”和太學諸生千餘人。公元176年，宦官更是挾持漢靈帝下詔各州郡，凡“黨人”的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和五服以內的親屬，一律免官禁錮。是為第二次“黨錮之禍”。
“黨錮之禍”全過程大抵如此，雖然事情過去了1800餘年，但這個惡性事件並不是歷史上的孤例。馬克思曾經說過：“一切歷史事實與人物都出現兩次，第一次是悲劇，第二次是喜劇。”可是，黨錮之禍在東漢兩次出現，第一次是悲劇，第二次還是悲劇，或者說是慘劇。類似“黨錮之禍”事件，不僅在中國歷史上時常發生，而且每次都是悲劇，這既令人扼腕嘆息，更值得反省叩問。
官僚士大夫的反宦官鬥爭，在當時有一定的正義性。“黨錮之禍”發生後，宦官勢力增長，政治黑暗，階級矛盾日益尖銳。
嚴格地說，外戚也好，宦官也好，即使在封建專制時代，都不具備掌握國家權力的合法性。但是，由於他們的特殊身份，容易與皇帝親近，故而能竊取權力，把持朝政。即便權力來路不正，只要一朝權在手，也把令來行。尤其是對於宦官來說，一旦掌握本不屬於自己的權力，更是抱著“有權不用過期作廢”的心態，肆意弄權，膽大妄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再說天下是皇帝的，哪怕搞得烏煙瘴氣、洪水滔天，也與我無關；因此，宦官專權的時代都異常黑暗。
所謂濫用權力，當然是隨心所欲，為所欲為。所以，這些人一旦有了權力都不願意接受監督或約束。宦官擅權，本來名不正、言不順，故而面對士大夫與太學生的議論與抨擊，他們會感到壓力很大；尤其是面臨權力被剝奪的時候，他們會趁機找藉口報復，變本加厲地打擊政敵。而最有效的打擊，莫過於讓政敵閉嘴或永遠閉嘴；永遠閉嘴，就是將其人殺害，甚至株連滅族；閉嘴，就是剝奪其人話語權，將他從體制內清除，放逐出去，終身禁錮。
君子（黨人和太學生）何以鬥不過小人（宦官集團）呢？
問題在於，君子講規則守法度，即便是“打黑”，也要走程序，以事實為依據，依法辦事。比如，竇武想解決宦官問題，先徵求太后意見，太后沒有同意，他便猶豫不決；當他決意行動之後，他下令抓捕宦官鄭颯，交給北寺獄審訊，查出宦官曹節、王甫等人的罪行，上奏朝廷予以法辦。這麼做，自然是君子所為，卻因此貽誤時機，給對手反撲的機會。
反觀小人，他們無所顧忌，不守法規，不擇手段。君子試圖依法“打黑”處置小人，而小人卻利用“黑打”收拾君子；“打黑”終究不及“黑打”，君子完敗於小人。
宦官集團如此“黑打”，無非是借恐怖威懾，禁錮人們的頭腦，封閉人們的嘴巴。的確，通過捕殺黨人和太學生，有效地遏制了社會輿論，“群公卿士，杜口吞聲，莫敢有言；州牧郡守，承風順旨，辟召選舉，釋賢取愚”（《資治通鑑·漢紀四十九》）。這種萬馬齊喑、小人得勢的局面，正是宦官所希望看到的。但是，對於東漢王朝來說，黨錮事件嚴重傷及國本，為它的滅亡埋下了大禍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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