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末年爆發的“奢安之亂”,無疑更加速了明朝的滅亡!

從熹宗天啟元年(1621年)九月奢崇明部在重慶叛變,到崇禎三年(1630年)春安位投降,“奢安之亂”前後經歷了八年多時間。這是一次由彝、苗族農奴主發動的叛亂性的戰爭。它之所以能鼓動如此眾多的人們參加,這和明朝政府的腐朽統治有關。

明朝末年爆發的“奢安之亂”,無疑更加速了明朝的滅亡!

(1)明朝統治腐朽,苛捐雜稅沉重

明朝政府的所謂“流官”和明軍官兵,不僅對當地少數族人民的剝削壓迫“既極殘酷”,甚至對彝、苗各族上層人物的“土司”也肆意“腹削”。《黔南十集》記載了這種狀況,官兵漁肉黔人,既極殘酷,有過苗仲寨者,苗仲具雞黍,稱主人甚謹,臨行,輒動算器,加楚折焉……賊未反時,流官之胺削土司,真可痛恨……流官之縱衙隸膠土司者十人而九,弱怒色,強怒言之矣。奢、安等土司頭目對當地彝苗少數族人民的剝削和壓迫也是極其殘酷的。“水西有四十八土目,安氏而外,沙、楊、潘、陸,皆倮羅裔也。其次為黑種。又其次仲家、仡佬、花苗、白苗、蔡家子、龍家子、六額子。皆役於土目,佃其田者皆日佃戶”。上面所稱的四十八土目及黑種屬於農奴主階級,其餘大都是被壓迫被剝削的農奴階級,他們是“皆役於土目,佃其田者”的佃戶。他們向農奴主領種土地,忍受沉重的剝削,除了交納地租外,還有所謂“年例年租”,“歲上牛羊豬雞”。遇到農奴主家有婚喪時,“又是納銀錢食物,俗謂之紅白扯手”。農奴“不堪其累”。

(2)歷史遺留問題

明朝末年爆發的“奢安之亂”,無疑更加速了明朝的滅亡!

從漢朝到唐宋。西南地區(尤其是貴州)長期處於中原封建王朝的羈縻制度的統治之下。羈縻制度下的少數民族政權和勢力向中央政府稱臣歸順,但擁有完全的自治權,只是官名職位由中央政府設定,世襲的首領由中央政府授予稱號。但是明王朝與水西、永寧二土司的關係,從一開始就顯得異常微妙,合作、猜忌與防範並存,自從朱元璋開始,就一直想加強中央政府對少數民族的控制,到了明朝中後期,在西南,明統治者與土司階層以及廣大少數民族百姓的矛盾日趨複雜化與尖銳化,萬曆年問,奢氏首領奢效忠死後,奢氏陷入了效忠親弟奢崇明與效忠庶子奢崇周的土司位置爭奪戰中。永寧總兵郭成、馬呈文竟然利用雙方混戰之機,派兵兵趕火打劫,將奢氏積財搜掠一空。而在奢崇明成為代永寧宣撫使後,當地流官卻以“行堪未定”為由,拒絕承認。長期高壓的政治,使奢崇明日益滋生叛意。

萬曆末,永寧土司的職號已由奢效忠的侄兒奢崇明襲替。奢崇明是一個頗有政治野心的人。由於他出身微賤,以旁支承襲,表面上對明朝官吏恭敬,而實際上是暗地裡另有圖謀。一次,奢崇明被召入藩府,他見藩府雄麗,即密遣工匠圖繪,被川貴參將周敦吉發現,周當場叱之日:“汝犬羊,便敢乃爾!恐不禁我老虎嚼也!”奢崇明忍氣遜謝,一直等待時機反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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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應對北部危機,強行徵兵,構直接成導火索

恰逢這時,遼東戰局日益緊迫,明王朝的遼陽總兵劉鋌曾參加平播之役,因而極力主張徵調彝族土兵馳援遼東。奢崇明立刻上書,表示願意提兵3萬赴援。天啟元年(1621),明朝下詔檄調,正中其謀。於是,他藉機日夜製造軍器,立馬上路。九月六日,奢崇明從永寧發兵祭旗。十七日,四川巡撫徐可求前來點兵,奢崇明部將樊龍對其無禮,徐可求說:“朝廷處汝如腐鼠耳,汝得無慾反乎?”樊龍應聲日:“不反何待!吾來殺汝,豈來赴援!”於是,突然發動了反明的武裝叛亂。在樊龍、張彤的率領下,聲稱援遼的2萬部隊乘機進佔重慶。殺巡撫徐可求及其他官員20多人,並分兵攻佔了合江、納溪、遵義等重鎮,後來還圍攻成都達100多天。之後,奢崇明建立大梁國,自稱大梁王。

明朝末年爆發的“奢安之亂”,無疑更加速了明朝的滅亡!

此時,水西安氏首領安堯臣剛死,其子安位年幼,堯臣妻奢社輝(奢崇明的親妹妹)攝事,水西大權掌握在奢社輝與安堯臣之弟貴州宣慰司同知安邦彥手中。奢社輝和安邦彥聽到奢崇明起事的消息後.也舉起了反旗,並迅速佔領了畢節、安順、沾益等地。

“奢安之亂”終於爆發了,為了平息“奢安之亂”,明政府付出的代價是異常慘重的。14年戰事龐大的軍費開支。對於已疲於應付北方戰事及各地農民起義的明政府來說,無疑是雪上加霜。原本溫馴的西南土司們,在大明帝國最危難時刻群集而起,向大明帝國投去了最後一塊落井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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