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比爾·克林頓和詹姆斯·帕特森合著的小說《失蹤的總統》即將下月面世。一位總統和懸疑作家的合作看起來有些奇怪，畢竟他們職業的唯一共同點是關於他們的書總會在機場銷售。但是《失蹤的總統》屬於美國總統對驚悚小說、懸疑小說和偵探故事喜愛這一長期傳統的結果。儘管調查起來並不易，克林頓並不是第一個參與寫書的總統。
總統與懸疑小說之間的紐帶可以追溯到亞伯拉罕·林肯和埃德加·愛倫·坡，兩人都出生於1809年，生日相差不到一個月。像很多19世紀的讀者一樣，這位美國的第16任總統對大眾小說還是持懷疑態度。（詹姆斯·A·加菲爾德，美國第20任總統，曾在日記裡抱怨“譁眾取寵的小說家們只知道關注情節。”）但是林肯對愛倫·坡卻另眼相看，每次他的偵探小說一出版，林肯馬上買來看，他甚至可以整段引用《金甲蟲》等經典作品。
當19世紀退去20世紀來臨時，懸疑小說越來越流行，各位總統們也開始跟上潮流。（西奧多·羅斯福也讀愛倫·坡，以及瑪麗·萊茵哈特等人的作品。）但是他們都是偷偷地看，甚至帶著一種負罪感。“如果是好的作品，我也不介意是偵探小說，” 威廉·霍華德·塔夫脫（美國第27任總統）坦誠道。但是沒有任何一個公眾人物會超出這之外，因為這種類型的小說有著不夠成熟和低俗的名聲。
但到了伍德羅·威爾遜時期，情況有了改變。威爾遜在擔任兩屆美國總統期間，他不光是總統，還是懸疑小說的主要捍衛者。威爾遜生命中大部分時光是作為教授和作者，對歷史和政治學尤為關注。他也喜歡偵探故事，會在床頭放一本，坐火車時也會攜帶。1919年經過一場嚴重的中風後，威爾遜的妻子會大聲讀給他聽。“我讀過太多偵探故事了，以至於有一天我擔心地告訴伍德羅，我突然發現自己用犯罪的方式思考，”她之後寫道。“這逗樂了他，他說為了自己的安全起見，我們還是換個類型吧。”
儘管威爾遜從未解釋這些故事的文學價值，但他很高興在公開場合表露自己對這些故事的喜愛。他的贊成仍然有很大的重要性。當他最喜歡的作者出版新書時，出版商便把他加到廣告裡背書。他的示例讓偵探故事小說成為受尊重的類型。“如今懸疑小說在美國的流行主要歸功於兩個人，”一位評論家曾在19世紀30年代寫道。第一位是阿瑟·柯南·道爾，第二位是伍德羅·威爾遜。
這沒有什麼不好意思的。很多總統都喜歡這個類型的小說原因之一是因為它是一種逃避現實的消遣——把不可能的艱難決定換成溫和方案的承諾。“有時候通過種種形式，我會忘記自己是美國總統，往往這些時候彷彿是神聖的休息時間，”威爾遜曾經說道。“其中一種方式便是看一本好的偵探故事，去滿世界追捕某個虛構的罪犯——最好是除了我們這個大陸之外的任何一個地方。”
奧斯勒問羅斯福是否考慮過親自寫一個不同尋常的故事。“說實話，我經常這樣想，”總統回答說。“事實上，我已經在腦海裡構思一個懸疑小說的情節很多年了。”
那天晚上，羅斯福揭曉了他的想法。他的主人公是一個自己感覺被束縛在中年的富豪，厭倦了十幾年的婚姻，對他周圍膚淺的人也無比懷疑。（可以說，為什麼羅斯福的主人公基本和他本人一樣。）這個故事需要巧妙的逃離，但到這裡總統被難住了。“通過什麼方式，”他問到，“一個人可以帶著五百萬美元以可行的方式消失，並且不被追蹤到？”
奧斯勒照做，充實了下羅斯福的情節設定，召集了六位經驗豐富的作家。1935年的秋天，故事的第一部分出現在《自由》雜誌裡，封面上是總統本人的照片，照片下面的字是：“總統的懸疑故事：情節來自由富蘭克林·D.羅斯福。”
圖書版本接下來也出版了，短期登上了《書評》的暢銷書榜單；電影改編也隨後。儘管說實話，“總統的懸疑故事”遠比故事本身更有噱頭。羅斯福提供了一種新的方式，奧斯勒的作家用華麗的辭藻來實現。（“出租車從遮擋物下面飛躍而出，躍入內布拉斯加州的暴風雨夜。”）他們加入了謀殺犯和偵探，仍然沒有脫離俗套。小說在1967年再版，加入了新的一章，其中有厄爾·斯坦利·加德納創造的最有名的角色佩裡·梅森。但即使梅森也沒有能力拯救這本書。《書評》稱再版為“史上最爛的懸疑小說之一。”這本書從此被遺忘——被懸疑迷、羅斯福的傳記作者和每個人。
然而，這本書裡暗含著洞察力。在每個階段，羅斯福的動機都是在完善他的情節。這對很多總統來說也是如此，在讚譽和批判懸疑小說時，他們總是關注情節的發展，而不是人物、語言或主題。林肯同時期的人形容他和愛倫·坡的關係：“愛倫·坡故事的完整性和邏輯方法”迎合了“他思維的傾向”。
歷史記錄中對胡佛、威爾遜、羅斯福，以及比爾·克林頓的描述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這表明了另一個總統喜歡懸疑類作品的原因：逃離被控制的感覺。懸疑小說對喜歡解決問題的人以及喜歡解決問題所需的權力的人更有吸引力。
這也把我們帶回到克林頓的這本新書。或許這是一位總統利用一本好的懸疑作品獲得快樂的方式，但或許也是一位總統懷念一種不同的權力的方式。
克雷格·費爾曼馬上完成一本書的創作，關於總統和他們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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