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学渊源，清代帖学的践行者，一代书法大师
乾嘉时期,碑渐兴、帖渐衰。在碑、帖的一兴一衰之间,帖学一脉中,钱塘梁同书久负盛名,名震宇内。梁同书作为清中期帖学的代表书家之一,终其一生实践帖学,未有受碑学之影响。这一现象在清中期书法发展的客观背景下是十分独特的。可以说,梁同书是研究清代帖学,尤其是清中期帖学问题所不容忽视的一位书家。
清代书法在近270年的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着尊崇法帖墨迹和推重碑版刻石两种迥然不同的主张。清初期至中期,帖派书法被董其昌、赵孟頫书风所笼罩,帖学发展进入瓶颈,传统帖学后继无力,而碑学却逐渐受到重视进而与帖学分庭抗礼。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很多的书家都茫然不知所措,不知如何抉择,但是对书法的追求激励他们不懈地探索。
钱塘梁同书(1723-1815)是帖学的坚定支持者和践行者,在周围的帖派书家或者拘泥于董、赵书风而难以进步,或者转而投向碑学以期寻得新途径的大环境下,他的坚持和努力就显得格外独特与珍贵。梁同书的书法具有清代中期的时代特色。梁同书受到家学熏陶,成名甚早,又从董、赵二人书法中取法甚多,但他却并不局限于此,而是继续上溯晋人书法,探寻晋人之韵,以提高自己的书法水平。在学书过程中,梁同书对碑学一直未曾涉及,只是在鉴赏时对金石有所接触。
梁同书一生跨越乾隆嘉庆两朝,正处于帖学由盛转衰的关节点上,身为清代中期四大书法家之一,其书论及书法使其成为清初帖学的代表人物,尤其是其书学思想多有前人未有之创想,作为清代帖学大家,在对历代书法的品评鉴赏上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其书论一般都从自身实践得来,不受前入的观点影响。
在临摹上,梁同书认为如果仅仅停留于原帖的字形结构的刻画,纵然摹写偪真,但终究没有气息。这其实是对书法中求新、求变的一种觉悟,是对董、赵书风笼罩下明清两代书法的一种逆转思考。此外,挑选笔墨器具历来被认为是一位书家的重要能力,特定的笔墨器与书法风格的形成也至关重要。梁同书所用工具因而也颇具讲究。虽然属于帖学代表,但敢于对帖学进行批评,自身也积极探索帖学的出路,从其对临摹层次的界定及对笔墨器具的研究可见一斑。
清代早期，书法家在创作上大都只追求形态上的相似，所以以晋人书法为渊源的帖派书法的发展脱离了原来的轨迹，表现出“骨力”靡弱的趋势。与此同时，碑派书法以“魄力雄强”的面貌出现在清代书坛，引起学碑热潮。两派书法开始交锋，最后，在一边倒的趋势下，碑派书法占据了清代书坛的主位。
但是，在帖派书法退居次位前，清代书坛出现了一次学帖高潮，在这次高潮中涌现出了刘墉、梁同书、王文治、永瑆等众多著名帖派书法家。其中，梁同书寿至九十三岁，其高寿，在当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其书法影响力。
梁同书对书法的思考,是建立在他的实践基础上的,他的“学书次第”、“笔正说”、“用软笔”等观点,以及他对“临摹与创作取舍”的看法,都是他对帖派书法的钻研,是区别于同时代其他书家的创新。在书法实践中,梁同书提出了“尚古而不泥古”、“出己意”等书学思想,在学习古人的过程中,提出自己的书法观点,上升到理论层面并指导自己的书法实践。
梁同书一生交游甚广,更喜欢与友人探讨书法,相互交流观点。在这种交流中,梁同书的书法观点得到了传播,影响了一大批书家,对当时帖派书法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梁同书的书法主张可以归纳为一个体系,它既是继承总结了清代初期至中期的帖学思想,也是对帖派书法的发展,成为当时的代表性书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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