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金執行院長、金融學教授張春，高金副院長、金融學教授嚴弘，以及德同資本董事長邵俊等也在現場與Hart教授展開了深度對話，共同探討了新產融結合時代下的公司治理與發展。
在主題演講中，Hart教授表示，企業目標與個人及政府的目標之間存在著明確的分離，但只有在可以分割企業賺取利潤和產生損害的活動時，或者在政府通過法律法規完美實現外部效應內部化時，這種想法才是正確的。一般來說，股東福利和市場價值並不完全相同，企業應促使前者最大化，而不是後者。關於管理層產生重大社會後果的決策，企業應該徵詢股東的意見，同樣的思路也適用於資產管理機構。
Hart教授談到：“雖然很多情況下公司代表股東的利益，也就是將股東福利最大化，但實際上並不等同於要將公司股票的市場價值最大化，或者是將公司的利潤最大化。”
Hart教授還列舉了很多現實生活中的實例：例如雖然買電動車比燃油車貴，但還是有很多人會選擇購買電動車，而非燃油車，因為他們關注環保；有人會買散養雞場的雞肉，而不是工廠化養殖場的雞肉。
在此基礎上，Hart教授進一步指出很多人不只關注經濟利益、買最便宜的東西，也會關注其他因素，比如社會利益，以及自己的行為給社會帶來的影響。而這些消費者也可能是某些企業的股東，他們希望自己投資的公司也能夠關注社會效應。因此他們投資的企業就存在“親社會”的行為，而不僅僅是關注利潤、市值。
由此，Hart引出了一個全新的角度，“企業的賺錢行為和他親社會的行為是相互關聯、無法分離的。企業賺錢活動和製造社會效應是不可分割的。個人希望通過自己的行為實現社會效益，把外部效益實現內部化。”
所以Hart教授提出讓廣大小股東對那些涉及社會效應的公司行為進行表決。既然組織的社會行為愈發受到重視，那麼廣大股東就應該被賦予在相關議題上的表決權，最起碼管理層要了解股東在這些問題上的看法。
但公司不可能每做一個選擇都讓全體的股東進行表決，這樣做太耗時耗力，同時成本也太高。從而Hart教授建議：“對於有可能產生較大影響的決策，公司應該讓股東進行表決，就像在政治中一樣。比如在美國或英國，政客是由選民選出的，政客會代表選民做出決策。但在大的行動上，比如英國脫歐就進行了全民公投，這種形式是正確的。”
不過Hart教授提醒人們這其中也存在一個問題，即使每家公司讓股東一年一次或兩年一次進行表決，但由於有很多家公司，普通的股民有可能要進行很多表決，而普通的個股投資者的時間也是有限的。所以可以讓一些機構投資者根據特定的問題代表個股股民進行表決。
最後Hart教授總結道，抱著陳舊觀念的公司管理者和機構投資者應該改變自己的想法，承擔起受託責任。什麼是受託責任？滿足股東的利益訴求就是受託責任。雖然商業世界中唯一的目標是實現利潤最大化，但如果你不能完全依賴政府去實現所有的社會責任，那麼企業的賺錢行為和親社會行為就是不可分割的。
如果你的股東是親社會的股東，他們希望企業的做法也是親社會的；那麼你要滿足的股東利益就不是利潤最大化，而是弄明白他們關心的是什麼，並滿足他們的需求。所以企業管理層通過股東投票的方法來進行決策，而非簡單地追求利潤最大化。
當前，中國經濟已經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在新產融結合的時代，強有效的監管制度和措施對於企業和社會的經濟運行有利有弊，公司管理者應該同時兼顧股東福利最大化和市場價值、利潤最大化，最終助力企業的基業長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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