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唐王朝實際上並不是對於這種顯而易見的後果沒有防備。 首先我們要從這一制度本身入手，唐中期在建立節度使制度時，其最初各節度使均是臨時設置，直到後來由於戰事頻繁，導致其改為常設。
而在之後的盛唐，運行正常的節度使制度令大唐受益匪淺，讓唐王朝的軍隊更為高效精悍，與募兵制一起保證了邊軍的強悍戰鬥力。 先前我們提過，中央政府武備鬆弛，實際上這是唐王朝自己國策的選擇。在邊境保持較大數量的精銳兵力，從而保證中原地區安全，因此削減中原軍力、節省開支、發展經濟這一系列政策鏈條便形成了。
而唐玄宗實際上並未對藩鎮放鬆警惕，天寶年間不同之後，全國藩鎮除安史三鎮外，有防禦南詔的劍南、防備吐蕃與回鶻的河西與河東，以及對付中亞的安西府，均位於邊境險地，雖軍政一體但由於地塊貧瘠，財力只能由中央供給。同時唐玄宗更是使用了制衡策略，即不讓藩鎮之中出現一家獨大局面，後人多指責唐玄宗令安史掌握了三鎮如此多的實力，殊不知當時唐玄宗也加封哥舒翰為河西、河東兩鎮節度使，並令楊國忠親領劍南節度使，而之前更是讓其義子王宗嗣掌握藩鎮中最強的河西鎮，因此如若不出意外，實際上安史之亂即使發生，其危害也不會如此之大。
同時中央軍力，也是因為一系列事件削弱許多。以前從玄甲軍、千騎、萬騎一路發展來的龍武軍，由於邊關戰事與自身的鬆懈，實力大減，而龍武軍大將軍、從平定太平公主時便跟隨唐玄宗的老臣陳玄禮，也早已垂垂老矣、不復當年之勇。這便導致安祿山在最後一次長安覲見時，看到的不再是以前強大精悍的勁旅，而是“武備鬆弛”。
而朝中唐玄宗也安排了能人鎮壓，且不說李林甫是否嫉賢妒能，他自身的才能毋庸置疑，在他坐鎮之下，唐王朝的整個體系還在正常運轉，且安祿山最懼者便是李林甫。而李林甫卻於安史之亂爆發前病逝，換上了無能的楊國忠，這便導致了安祿山的蠢蠢欲動，並且最後一次覲見時楊國忠咄咄逼人、覬覦之色溢於言表，令安祿山害怕權柄被奪，再結合之前得出的武備鬆弛的結論，最終令安祿山暴起食人，安史之亂爆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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