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期，许多亚非国家终于挣脱了殖民者的统治，而热情高涨的人们在度过最初那段相信自己终于摆脱了外来者的压迫、获得了自由的时间之后，渐渐意识到自己其实与殖民遗产不可分割。
殖民者时代
长期以来，“领土”、“空间”和“土地”等概念都被赋予了特殊意义，那是某种带着滤镜色彩的、关于家乡的、拥有共同历史和未来的象征性记忆。早期的民族主义者们通过对自己“土地”上文化的阐述，以此与他者区分开来，体现“我们”与“他们”（殖民者）的差异。而差异的建构首先需要建立一个具有说服力的身份认同和主体性，很多新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在国家建构中便面临这样的挑战，即无法将领土内不同文化、语言和种族的人凝聚在一个安德森式的想象的共同体内。
不仅如此，还发现自己与想要区分开来的殖民遗产紧密相连。这既否定了空间创造记忆、记忆或延续的历史构建身份认同这被认为是自然存在的关系；还提出了一个更大的问题：当我们试图理解人类体验时，“我们”与“他者”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两者之间的文化差异到底该如何被理解？
苏丹为我们提供了一条思考路径。在历史上，“苏丹”一词并不具有民族主义者赋予它的现代意义，也就是说，它并不指代某一片边境明确的领土或是某一个具体的政治和文化的共同体。
早期的阿拉伯地理学家将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地区称为黑人的土地（Bilad al-Sudan），阿拉伯语中Sudani一词意为“黑色的”。在英埃统治下的苏丹，几个世纪长的奴隶贸易使得“苏丹”一词有了其他社会意义。对于北部说阿拉伯语、自我认同为阿拉伯人的穆斯林们来说，作为“苏丹人”意味着是黑人、奴隶或者说来自奴隶家庭，有更低的社会地位。
苏丹生活图景
1928年，Khidir Hamad赋予了“苏丹人”新的意义。受埃及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毕业于戈登学院（Gordon College，英国人为培养政府官员而创办的学校，大部分学生来自于北方政商界有声望的家庭）的他在申请政府工作被问及其所属部落，答道“苏丹”时，对方坚持询问部落名，他说，“那是你的事，我们不知道什么部落，我们只知道自己是苏丹的儿子”。此举在当时备受争议，来自于同一圈子的人也猛烈地攻击他。
苏丹民族主义自此埋下伏笔。早期的民族主义者们，多家境优渥。从戈登学院毕业后进入殖民政府工作，成为帝国政策正常运作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可作为本土精英，他们在殖民政府中的晋升困难和受到的排挤，以及20世纪初那股刮得强烈的民族主义的风潮，使得他们越来越相信苏丹应该独立，这个国家的命运应该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这一批民族主义者站在抵抗英国殖民统治的最前线。
然而，他们的成长背景和个人身份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其眼中“国家”或“民族”含义的一部分，提倡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将其作为政策制定和构建民族集体认同的基础；不仅如此，英国曾经建立的执政模式和行政机构也遗留了下来，这些都成为了这个种族、文化、宗教和语言都十分多样的国家独立后国家构建过程中的主要障碍。
在这个背景下，苏丹作家塔依卜·萨利赫（Tayeb Salih）的小说《Season of Migration to the North》（中文译名：《风流赛义德》/《移居北方的时期》），讲述了在后殖民时代的苏丹，个人与时代的不可分割性，或者说，被殖民者与殖民者之间互相定义、互相依存的关系；讲述了后殖民时代中历史的矛盾心理和个人身份的复杂性。
《Season of Migration to the North》封面
故事中的“我”从伦敦结束学业后回到自己的村庄，认识了赛义德。由这两人展开交叉叙述，苏丹和伦敦的景象交替出现在读者眼前。“我”得知赛义德早年拿到殖民政府的奖学金先后于开罗和伦敦学习，后回到村庄娶妻生子，慢慢也了解了他的秘密。
赛义德难以安顿、融入于此。在伦敦时，他玩弄女人，操纵着英国女人那东方主义的对于异国情调的幻想和渴望。他将自己展现为来自非洲的狂怒的人，向英国人描述沙漠的落日、燥热的天气、出没于夜晚的野生动物和尼罗河，为女人们读阿巴斯时代的诗歌。用故意满足殖民者对于他的幻想的方式来到达其目的，进行报复。然而回到村庄之后，他溺水而亡。“我”在他死后走进他的书房，里面放着西方学术书籍、英文版的古兰经、维多利亚时代的椅子和丝绸桌布（丝绸—印度—英国殖民的暗示）等。一切都是殖民者的遗产和象征。
“我”走出刚回到家乡时看到的那幅充满希望的后殖民图景，意识到，“我”看到的不是赛义德，而是从镜子中看到了自己”。当两个人都终于回到故土之后，不仅无法再次融入故土，还发现自己身上已经刻满了殖民者的痕迹。
殖民者的魂魄依旧在这片已经独立了的土地上游荡着，搭载人们通往未来的铁路是由英国人修建的，首都政府的独立大厅是在伦敦设计的，多么讽刺啊。赛义德尝试在伦敦重获主体性，国家也终于获得了独立，最终却发现，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关系并非是传统的、僵化的、永远对立的，两者非但不可被一刀割断，还互为对方的一部分，互相定义，互相依存。
“我”的祖父虽年老，却充满活力、头脑清醒，是故土灵魂的缩影，也一直是“我”在故乡安全感和归属感的来源之一。在一次争论时，“我”愤怒离开，祖父叫住“我”，“我”并没有回头。这是对于过去、对于传统的不安和拒绝。不同于政治运动和革命中活动家们“勇敢甩掉过去，拥抱未来”的叙述，小说中的“我”其实摇摆不定，拒绝过去和传统并未被描写为一件易事。“我”无法决绝地一走了之，因为要否定自己生长的土地是打破原有的情感结构的，这当然令人十分不安。
在这惴惴不安的感觉中，穿插着诗歌和景色，作者一次次用对夜晚（黑暗）和白天（光明）的交替来暗示过去与现在、传统与现代、殖民时代与后殖民时代、北方（英国）与南方（苏丹）之间的模糊界限。“我”到底是谁？应该成为谁？家乡还是那个家乡吗？
小说还通过对性与权力、暴力与霸权、女性与婚姻生活的讨论，试图描写后殖民时代、已经独立了的、属于人民的土地上人们面临的不仅是个人的也是结构性的身份困境。在这个充满绝望的故事中，作者在结尾处给了一线希望，当“我”在河流中，处在南方与北方之间，在任由河流淹没和活下去之间，“我”还是选择了向他人呼救，想要活下去。赛义德的命运是死亡，而“我”的选择是继续生活，这展示了一种时代性的选择和变化，先活下去，带着这不适感、恐惧感继续活下去，活下去就还有找到小时候的微风、熟悉的脸庞、祖父身上的味道等等一切曾带来的幸福的希望。
苏丹生活图景
这本书在欧洲出版之后，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无论是文学系的、历史系的还是区域研究系的学生都会在这样或那样的课上读到它。因为它描写的个人生活困境不仅仅是苏丹或是第三世界人民的；也是进入后现代、面临难民潮和民粹主义兴起的西方人民所面临的身份挑战，“我们”与“他者”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真的是一道墙、一条移民政策可以决定的吗？
在中东，阿拉伯与以色列、什叶派与逊尼派的长久对立是绝对历史真相还是权力关系的产物？无论如何，普通的人们都将在这复杂的政治局势中面临时时刻刻的、具体的、实在的生活困境和苦难。
作为局外人，在试图理解他人生活时，也不该再将所谓文化差异作为一个结论来进行思考了，而是应该像小说中的“我”一样，与不安感和陌生感共同生活，将文化和宗教差异作为出发点，在了解世界是紧密相连、国界线也并非天然存在的基础上，通过建立“我们”与“他者”的联系来重新思考差异。
今日主笔 \ 杨茜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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