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创造了很多世间并没有的动物，例如：龙、凤、朱雀、玄武，以及麒麟、天禄、獬豸等，都是吸纳其他动物的部分形象元素，从而创造出一个虚拟的新形象。其中最复杂、最经典的应该是中国龙。
关于龙的原型，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归纳起来，有不少于二三十种。如鳄鱼、蛇、蜥蜴、鸟、鱼、马、马、鹿等，虽然中国龙原始形象在不断变化，龙的各种原型差异很大，但笔者以为这些原型都属于拼凑中国龙整体形象所选取的角色形象。
1958年陕西省宝鸡北首岭遗址出土了距今达七千年的鸟龙纹细颈彩陶瓶，现为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
《鸟龙纹细颈彩陶瓶》被搬上了马来西亚于2000年发行的《千禧年·中国龙文物》邮票，这套邮票共十枚，《鸟龙纹细颈彩陶瓶》位列第一枚，可见它在中国龙文物中地位的重要。
鸟龙纹细颈彩陶瓶，属半坡类型。高21.6厘米，口径2.1厘米，泥质红陶，变体磨光，造型异常之精美。
瓶身上用墨彩画了一幅水鸟和鱼的图案；简洁洗练的粗线条勾画了一只不大的水鸟，叼住了一条鳞鳍齐备的大鱼的尾巴，大鱼回首挣扎，水鸟紧咬不放，画面气氛异常紧张、生动。鸟的强悍凶猛，占据着主导地位，因之此瓶被称为“鸟龙纹”。
但是，画面上处于颓势，挣扎着狼狈逃窜的鱼，体形却比水鸟还大，身有大片鳞甲，鱼头两侧有突出的鳍状物尾小分叉，此鱼形象与中原龙山文化彩绘陶器 上的蟠龙纹大致相似。加之对鱼身、鱼鳞、鱼鳃、鱼鳍等器官的强化和夸张，给人以鱼化龙之感觉，所以“鸟龙纹”也可以称为“鱼龙纹”，同样的道理，“鸟龙纹细颈彩陶瓶”，也可以称“鱼鸟纹细颈彩陶瓶”。
闻一多《伏羲考》：“它(龙)是一种图腾，并且是只存在于图腾中而不存在于生物界中的一种虚拟的生物，因为它是由许多不同的图腾糅合成的一种综合体。”
鱼与鸟这两种动物图像双双出现在陶器之上，也是图腾意识的表现。因之，这件彩陶瓶实际反映了以鱼图腾和鸟图腾为代表的两个氏族的争斗与战争。观察这件隐藏有历史秘码的彩陶，我们似乎能感觉到远古人类的激烈争战的残酷。
还有人认为鸟啄鱼纹大致反映了“鲲化为鹏”的过程。据《庄子·逍遥游》：“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鲲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鲲鹏实为龙凤神化的变形，鹏即为凤，鲲为龙。龙凤合体是由争战而演变来的。
无独有偶的是，陕西渭南仰韶文化（庙底沟期）遗址出土了一件断代在公元前四千年（距今六千年）的“鸟龙彩陶盆”，现收藏于郑州市华夏文化艺术博物馆，其“鸟龙”为“鸟首蛇身”。即其身上的纹饰取自于蛇。这是我们目前发现的唯一一条鸟蛇合体的“鸟龙”。因此，这件仰韶文化庙底沟期“鸟龙”纹彩陶盆的发现，对炎黄两大部族由争战到融合后形成华夏主体文明，亦即华夏文明起源历史的研究，其意义之非凡，更在于有了实物依据。
这件仰韶文化庙底沟期“鸟龙彩陶盆”，高二十二厘米，口径三十二厘米，图案口沿下，绘右向“鸟首蛇身”腾空飞动的“四翼鸟龙”一条。紧随其后，又绘腾空飞动“三翼鸟龙”。两条“鸟龙”环绕盆腹上部（口沿下）腹围最大处一周一百厘米，首尾相接，呈飞腾追逐之状。“鸟龙”头前，又各绘与口沿四组图案中圆点大小相若的圆点一个，给人以“鸟龙逐日”的联想。飞腾追逐的两条“鸟龙”下，又绘半厘米宽黑线一周，好像地平线一般。
古人希望自己创造的龙具备风雨雷电那样的力量，高山峻岭那样的雄姿，像鱼一样能在水中游弋，像鸟一样可以在天空飞翔。因此许多动物的特点都集中在龙身上，其中有翅膀者称为应龙，也称鸟龙。
陕西宝鸡北首岭遗址还在1953年出土了距今达六七千年的“彩陶龙纹蒜头壶”，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其龙体、龙纹就取之于鱼，可称“鱼形原龙”。
古人将鱼化石也看作鱼龙。《尔雅翼》中说：“陇西有地名鱼龙，出石鱼，掘鱼龙……遇岸颓塞、久而土凝为石，故中有鱼形耶。”
文物专家、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石兴邦先生在《中华龙的母体和原型是“鱼”》一文中说：“我是主张‘鱼龙说’的，我认为中华龙的母体和原型是‘鱼’，就是仰韶文化的‘鱼’发展演变来的。”
抛开“鸟龙” “鱼龙”之说，出土于陕西的这三件文物所显示的龙的原始形象，说明了处于中华文明的中心地位的陕西，是中国龙形象演变过程中最重要源头。
2015年3月26日于长安龙首苑
朱文杰：1948年生于西安，现任西安市诗书画研究会名誉会长、西北大学中国节庆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西安秦砖汉瓦研究会副会长、西安市文史馆馆员。系中国作协会员、国家一级作家。出版诗集《哭泉》《灵石》《梦石》《朱文杰诗集》（上、下卷）；报告文学《老三届采访手记》；散文集《清平乐》《拾穗集》 《长安回望》《吉祥陕西》（上、下卷），《邮票上的美丽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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