藥房託管模式建立之初為了落實“醫藥分開”，解決“以藥養醫”的弊端。並從2001年開始出現藥房託管，發展出“三九模式”，“蕪湖模式”，“南京模式”等多種託管模式。
但藥房託管的發展一直飽受爭議，也暴露出明顯的侷限性。其並未實現解決藥價虛高的政策初衷，甚至背道而馳滋生腐敗、壟斷等問題。
近期上海、武漢多地紛紛明令喊停藥房託管，“兩票制”逐漸落地，國藥、九州通等藥企也宣佈退出藥房託管進行戰略轉型，捨棄“千億”級別“託管”蛋糕之後，藥企紛紛謀求轉型，而轉型方向和行業發展再次成為關注，藥品流通行業變革成為焦點。
爭議託管
藥房託管演變為藥房承包，成為“貪腐重災區”
原湖北省醫藥行業協會秘書長餘凱雄曾公開表示，對藥房託管產生的藥品利潤，由託管雙方在合同中明確分成比例，違背國家關於新醫改的文件精神。
此外，藥房託管的特殊性使得其壟斷程度高，小型藥企受到擠壓。另外藥品流通中“暗釦變明釦”成為暴露的重要問題，長遠來看不利於市場競爭發展。對於藥企來說藥房託管也逐漸演變為“燙手山芋”，高達20%-30%甚至更多的託管費用成為運營累贅。
針對日漸“妖魔化”的藥房託管，全國各地先後發佈“禁令”。清理藥房託管的大潮顯現。
藥房託管走向政策末路的背景之下，眾多藥企也“棄暗投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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