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十月的一天，浙江省檔案館走進了一位老先生，老先生名叫鄭嘉鈞，他來到檔案館的唯一心願，就是代表全家人將保藏了70多年的一套珍貴的“紅色刊物”——《譯報週刊》捐贈給省檔案館保存。那一天，老人很激動，省檔案局（館）長劉芸對鄭先生及其親屬的捐贈義舉和信任也表示衷心的感謝。就在捐贈儀式完成的那一刻，一位革命烈士的心願終於穿越時空塵埃落定了。
《譯報週刊》捐贈儀式
這位烈士是誰？
他叫鄭文俊，出生在溫州一個城市家庭，家裡有四個兄弟，他排行老三。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初，他家在溫州朔門江邊開設有一家門面頗大經營麻製品的“麻行”，同時在鬧市區開設了溫州第一家“鴻飛車行”，還在上海做生意，可謂家境殷實富有。而文俊上學的初中是溫州中學，1902年清廷推行新政時，由著名的國學大師、教育家孫詒讓創辦。從這所學校走出過“一代詞宗”夏承燾、戲曲史家王季思、生物學家張肇騫、數學家蘇步青和谷超豪、考古學家夏鼐等大量傑出人物；革命年代犧牲的“校友英烈”也有近五十名，如鄭振鐸、金貫真、莊鶴生、蔡其武等，鄭文俊也是其中一位。
鄭文俊簡介
烈士的革命生涯
鄭文俊革命的起點是他在溫州讀初中的時候。1938年，他參加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進行抗日救亡宣傳工作，193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不久毅然休學，專門從事黨的地下工作，1940年初擔任永嘉城區（溫州城區）區委委員，負責做青年工作。當時雖然是國共合作期間，但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共“清剿”緊鑼密鼓，尤其是1942年中共浙江省委機關遭破壞，省委書記劉英被捕犧牲後，為了鬥爭需要，時任區委青年委員的鄭文俊撤退到平陽山區工作。當時，國民黨頑固派妄圖一網打盡浙南黨組織，摧毀基本地區，佈置重兵進行“清剿”分割包圍。1943年4月，國民黨頑固派張寶琛派兵圍剿浙南抗日革命根據地，因叛徒出賣，鄭文俊等十來名同志遭到國民黨軍隊一百餘人圍攻而壯烈犧牲。
《譯報週刊》刊文《給上海青年的一封公開信》
烈士的心願
烈士鄭文俊十幾歲在溫中讀書時就走上革命路，犧牲時只有二十出頭。他生前閱讀了大量書籍和紅色期刊，可以說是從“讀書”走上了革命道路。他剛開始從事抗日鬥爭時，就閱讀並珍藏了一套刊物——《譯報週刊》，這套刊物被他看作指引自己走上革命道路的一盞明燈，因而視若珍寶。他在離開溫州奔赴游擊區時，非常擔心《譯報週刊》等一批紅色書籍的安全，想來想去想了一個法子，就是把它們包裝好秘密藏在老宅溫州市朔門李家村二號的夾牆裡，一心希望這些紅色刊物能永遠留存下去。而在70多年後，鄭家溫州老宅舊房改建時，後人拆牆時從夾牆中意外發現了這套刊物。
《譯報週刊》創刊號封面及插畫
終圓烈士心願
如今翻閱這套刊物，可以看到鄭文俊在多處用紅、黑、藍不一樣顏色的水筆和鉛筆作出的標記。睹物思人，烈士後人悲喜交加，晚輩鄭瑾在回憶中說：“大約在1941年5、6月份，三叔一直未回家，家人到處打聽他的下落，後來聽說他已到平陽山區去了。就這一年的初冬，從平陽山區來了一位與三叔共事的人，得知他已到平陽山區參加游擊隊了，這位同事是三叔叫他來家的，要帶一條棉被回去，說平陽山區冬天會很冷，還需要幾塊銀元作另用。後來，我奶奶叫媽媽縫了一條棉被，把十多元銀元一針一針縫在棉被的角兒裡，疊好裝在麻袋裡，再縫好袋口。過了二天，他的同事來取棉被時，我奶奶很傷心地託附來人說，有機會叫文俊回家一趟，說很想念兒子。大約在第二年的夏秋之交，三叔託人帶口信來家說：他很好，請家裡人放心。聽爺爺說，三叔在山區生活很苦很苦，住的是無定著的破房子，晚上風大肯定連臘燭都點不著。從此以後，我們就再也沒有三叔的信息了，全家人到處打聽，杳無音信。”文俊的晚輩說，當時文俊的父親十分思念兒子，經常以釣魚排除日夜掛在心頭的思念，總是自言自語地說“童子佬（這是一句溫州土話，對子女既親熱又罵一句的話）就是不回來看看”，文俊母親過早去世，也與思念兒子過切有關，老人斷氣前還在喃喃：“老三！老三，見不著了……”
《譯報週刊》特輯
面對這些重見天日的珍貴刊物，烈士的後人在省檔案館工作人員的啟發下，深感只有把刊物保存在檔案館，才能真正圓了烈士生前希望這些刊物能永遠完整保存下去的心願。因為這樣，烈士的侄子鄭嘉鈞老人走進了檔案館；也因為這樣，我們才有機會撰寫這篇文章，把烈士感人事蹟呈現在讀者面前。
鄭文俊烈士，是革命戰爭年代一位平凡而又不平凡的革命志士，他為後人留下的不僅僅是一套珍貴的革命期刊，更是他堅守理想信念，為了革命視死如歸的大無畏英雄氣概。年輕的他，彷彿楓葉飄落悄無聲息，但卻給後人留下了無盡的精神財富！
謹以此文表示對烈士的崇高敬意！
閱讀更多 記憶浙江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