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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湖南人周敦颐著《爱莲说》，可谓人人皆知。但您是否知道一代名臣、明朝四川射洪人杨澄著的《爱菜说》？今天，让我们跟随作者第十六代孙杨白华女士，细细品读这篇冶情励志佳作。
爱菜说
〔明〕杨 澄
盈天地间者，皆物也。物各有所取，人各有所爱。古有爱莲者、爱菊者、爱牡丹者，是皆物情相类，玩之以适情焉。谓余独无爱乎？余何爱？爱菜而已。菜之为物也，不择地而生，不借人而茂，不枝不蔓，不妖以艳；其色青以白，非姚黄魏紫之可以动人；其味苦而淡，非牛羊鸡豚之可以适口。然一时王公大人，列九鼎，罗八珍，此物可有而不可无；一箪食，一豆羹，此物可多而不可少，则是一菜也。贱者爱之，贵者亦爱之；贫者爱之，富者亦爱之。
以视周之爱莲，陶之爱菊，世之爱牡丹，不亦异乎？且菊隐逸者也，陶爱之；莲称君子者也，周爱之。而爱莱者，谁与牡丹花之富贵者也，爱之者众，无怪其然。余非恶此而逃之，诚以菜之产也不择地，有似余之苟安不借人；有似余之寡合不枝不蔓;有若余之梗直不妖艳；有若余之朴素色青以白，白而不污，可以励余之廉隅；味苦而淡，淡而不厌，可以助余之清操。是故无贵无贱，无富无贫，食之所存，爱之所存也。非与夫倾国之色，刍豢之味，可贵而不可贱，可富而不可贫，倚于一偏，待人而有者也。故余爱之深，而嗜之笃，朝斯夕斯，接之于日，儆之于心，资之于养生延龄，清神寡欲，无他好焉。
晋王殿下，知余酷好此菜也，命画工图之以示余，余亦爱此图，不忍卷而怀之侈其说，乐与大夫同事者共噫嘻。倘爱同余爱，不可不知此味，不可使民有此色。昔汪信民曰，人常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旨哉斯言。
杨氏族谱（摄影：蓬州闲士）
杨澄（1433～1508），四川省射洪县人，“四世三公”杨彪第五十二代孙，与新都杨慎（杨升庵）同祖。明成化五年（1468）进士，初仕行人，两出使辽东宁夏，绰有贤能声，升迁云南道监察御史，巡盐两淮，于泰州（今属江苏）筑河堤一百二十里，铺设坦道，商舟称便，人称“杨公堤”。张瓒（明正统十三年进士，兵部尚书、左副都御史、漕运总督）为“杨公堤”亲撰“江南扬州府泰州杨公堤碑记”。曰：“士君子，未尝不欲加惠于斯民也，有其心，无其位，不足以惠斯民也。有其位，无其心，亦不足以惠斯民也。然则有其心，居其位，得其时，而民被其惠者，吾于监察御史杨公见之矣。”继而巡抚云贵，秉公理政，使“土夷宾服，边方不扰”。后擢大理寺寺丞，次年迁升大理寺左少卿。时山西白草起义，杨澄奉旨征抚平定，升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山西。在山西发现唐陈伯玉（陈子昂）诗词文章华彩，但所集者无几，恐被湮没，杨澄“密访中秘，抄出板行于山西，使伯玉文章遂遍天下。”任职㕍门，䃼筑关隘口，修补偏头、宁武、雁门三关长城，政绩卓著，三府五州之地鸡犬不惊，虏人畏服，百姓赖以安。后辞官归里。杨澄历官功绩，均在《明史》《明实录》《明史列传》《钦定四库全书·史部·四川通志》《中华杨氏通谱》、历代射洪县志中记载。
明弘治年间，虽然明孝宗朱佑樘是明中叶唯一一个较为励精图治的皇帝，但宦官专权，党争日盛，大小官员人身依附成风，朝纲松驰，官员贪墨日盛，当时社会矛盾已日渐突出，社会思想逐渐偏离正统。在这种背景下，杨澄出任山西巡抚，到任后发现“民喜争，官玩法”，民，不以勤劳节俭为本分，而喜好攀比奢侈，投机取巧走歪道。吏，有其位，无其心，尸位素餐，一心只想着升官发大财，视朝廷律法为儿戏，随心所欲，草菅人命，胆大妄为，官场腐败严重，社会秩序很不稳定。杨澄一方面用儒家思想改变社会风气风俗，移风易俗使之民心向善，改变百姓的思想道德意识；另一方面对山西各级官员，罪大恶极的严惩不贷，制定出各级官员的行为准则，规范官员言行，“出抚治榜文，以惩部内奸弊。”
在这期间，杨澄写下了《爱菜说》，托物言志。全文共478个字，该文通俗易懂，文字优美，结构严谨，言简意赅，比喻贴切，情景交融。他釆用“借影”手法，以白菜自喻，有着深邃的思想内涵和高尚的道德情操。是训诫，但语气上又不乏亲切。居高位，说理娓娓道来，很接地气。通篇融理想信念、人生价值观、忧国忧民情怀、个人情趣爱好于一体，拥有修身、齐家、治国安邦的大格局正道思想。《爱菜说》像一面镜子，读后让人警醒、震撼、感动。
杨澄不爱莲、不爱菊、不爱牡丹，并非“恶此而逃之”，是因为“菊隐逸者也，”故陶渊明爱之，“莲称君子者也”，故周敦颐喜欢，“牡丹花之富贵者也，爱之者众，无怪其然。”“古有爱莲者、爱菊者、爱牡丹者，是皆物情相类，玩之以适情焉。”因为莲，由于长在泥塘里，只可远观而不可亲近，菊莲自视清高，不随俗从众，不愿与世俗人同列，不愿与平凡庸常之辈为伍，这种性格是与为官者应有的精忠报国、为民做主、为民造福的宗旨不相符的。而且菊、莲、牡丹，对生长地都有自己的要求和条件，而且为保全自己而冬藏，这些习性都与杨澄的情怀和价值观相违背，故而他不喜欢。
杨澄爱菜，是因为“诚以菜之产也不择地，有似余之苟安不借人，有似余之寡合不枝不蔓，有若余之梗直不妖艳，有若余之朴素色青以白，白而不污，可以励余之廉隅，味苦而淡，淡而不厌，可以助余之清操。”杨澄认为，为官者，应该服从朝廷安排，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不应该讲条件。在其位，应有为国为民之心，应履行和承担应有的责任和义务，以政绩和百姓口碑来达到升迁，而不应该靠行贿受贿，攀龙附凤，搞人身依附，结党营私，来谋求升官发财。为官者应做中直良臣，秉公办事，直谏时弊，而不应该只考虑个人得失。清廉公允，清白廉政是为官者的必须和本分，应常记民苦，保持清操。
杨澄在《爱菜说》中阐明了自己一个观点，他认为，在天下安定以后，君、臣、民三者的目标诉求和价值取向是一致的，没有分歧。三者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和谐的，而不是冲突的，对立的。为什么会不一致，会不和谐甚至发生冲突？完全是为臣者在具体执行中发生了偏差、失误、乃至贪腐所至。社稷、民、君，不应该分轻重，没有国哪有家，没有民哪有君，没有君哪有国！国家、国家，应先有国才有家，没有贤明的君主，就没有强盛的国家，没有强盛的国家，民怎么可能“贵”，民哪来的家！所以，君需体恤民，民要为国担责，臣要做到“贱者爱之，贵者亦爱之，贫者爱之，富者亦爱之。”臣是君和民之间的纽带，臣者，“践土食毛”，蒙受君恩，就应该精忠报国，忠君爱国，为国为君分忧担责。分忧担责的具体表现，就是造福一方，保一方平，而不是坐而论道，无病呻吟，而缺乏“知行合一”。我们的《家规明训》第一条就是“训宜忠顺”：“天下之定由一尊，天子之尊无二。上故践土食毛，莫非臣也，尚二其心，可谓忠乎？居官者，最上以道事君，次则官守言责之必尽。………故臣有殊分，而忠无二心。”我们家规排序是：“国、君”是第一位，“民”是第二位，第三位才是“孝”。
杨澄爱莱，物我两忘。他以白菜喻人品，喻官德，以菜喻自己的抱负、本心和“三观”。他一生“不为斗米折腰，不为金钱媚骨，不为女色动容。”遵从本心，坚守自己独立的人格，就是“寡合”也“不枝不蔓，不借人而茂”，不哗众取宠，像白菜一样“梗直不妖艳。”即使身处艰难困苦的境地，也“不择地而生”。以白菜自喻杨氏“清白传家”家风，“朝斯夕斯，接之于日，儆之于心。”他认为，为官者，必须廉洁清白，应“朴素色青以白，白而不污。他认为”为官者“清神寡欲，”可以“养生延龄”。他把为官清廉与本人的身体健康连在了一起，应该是历史上官场第一人吧。
“不可使民有菜色”，是杨澄为官的底线和原则，是他作为主政一方的执政纲领，也是他对山西各级官僚的要求和考核标准。他希望同朝官员和属下一样“爱菜”，“乐与大夫同事者共噫嘻”。如果你也是精忠报国之臣，如果你也和我一样忧国忧民，就会“倘爱同余爱”，永远不忘初心，即使寒风凛冽，也要献身社稷百姓，即使孤独寂寞，也不同流合污。杨澄把民情民苦比喻成“味苦而淡”，要求官员要“淡而不厌”，因为这是为官者的职责所在。“人常咬得菜根”，才能不忘百姓之清苦。为官者不可不知民情民苦，不知道自己的责任和担当，“不可不知此（菜）味，不可使民有此（菜）色。”
反复多次细读《爱菜说》，每遍都有不同的理解和收获。不由我又想起1947年毛泽东主席回答黄炎培先生的“历史周期率”时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欲影正者端其表，欲下廉者先之身。”《爱莱说》，具有多么伟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为官者需要有“白菜”的品质、情怀和清操，勤政为民，廉洁奉公，才不会“人亡政息。”
杨白华，女，东汉名臣杨震第六十九代孙，“四世三公”后裔，与新都杨慎（杨升庵）同祖，杨澄第十六代孙，射洪杨氏家谱编纂委员会主任，巴中市政协原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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