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昌是唐武宗时期所使用的唯一年号，841年到846年，但是文宗是开成五年（840年）正月就死的，二月初武宗即大位，到了会昌六年（846年）的三月武宗也死了宣宗即位，所以严格地说，武宗执政的时期应该是开成五年到会昌五年，840到845年，前后也是六年的时间。
大多数人熟于唐代前期的历史，而对中晚唐就也知道到个大概轮廓，比较简单化，比如讲起李德裕就知道和牛李党争有关，讲起唐武宗一般也就知道“会昌灭佛”，大规模搞宗教迫害，是历史上著名的“三武一宗”的灭佛之一。
但其实武宗李瀍也是个有着挺多故事的人物，首先武宗和他最喜欢的王才人之间的夫妻生活就很传奇。
我们知道，武宗李瀍（chán)是穆宗的儿子、敬宗和文宗的弟弟，他的前面还有个兄弟安王李溶，比他要大、身体智力各方面也都很正常，按常理不管怎么排，在皇位继承这方面颖王李瀍都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优势。
李德裕是觉得自己这辈子是一定要当宰相的所以从小为了这个目标奋斗积累，而李瀍从没想过自己这辈子会轮到当皇帝，所以也压根就没往这方面花心思，乐呵呵地当自己的亲王去了。
唐玄宗以后，为了防止这些皇家子弟暗藏野心勾结外臣，所以搞了一个十六王宅把他们都集中居住便于监督管理。当然作为李家人，物质生活上都得到有力保障有特供食品。李瀍在没当皇帝之前就一直生活在这个十六王宅里，过着无忧无虑没有妄想的简单日子。
李瀍的大哥就是敬宗李湛，生性好动喜欢骑马打球抓狐狸，而另一位兄长文宗李昂却是典型文科生宅男喜欢看《贞观政要》还多愁善感，李瀍自己也爱动贪玩没事绝对不宅在家里，但是他的玩闹又不会像他大哥那样毫无节制。
在快乐的亲王时代，李瀍还有幸遇到了自己一生的真爱，一位王姓姑娘，由于后来成了武宗的才人，所以一般就称作王才人。有两种说法，一是这位身材高挑、能歌善舞的邯郸籍王姑娘，本来是京城倡伎，和李瀍相识于某次玩耍后被收入了颖王府，也有说是王姑娘13岁就“善歌舞，得入宫中”，此后被穆宗赏赐给了儿子李瀍。
开成五年（840年）正月初二，文宗已经病入膏肓奄奄一息，太监仇士良和鱼弘志决定趁着文宗还有一口气的时候，矫诏自行废立，从文宗的弟弟中拥立一位新君取代原定的太子李成美。
本来按计划是要去找安王李溶的，毕竟李溶年纪更长一些，名分更好说一些，结果去接人的神策军人马到了十六王宅门口，下面的人问是去哪一家接啊，安王府和颖王府都在这里挨着的，他们的领导就训斥手下说“迎大者！迎大者！”。这个时候，其实无论是安王李溶还是颖王李瀍早就听到外面的喧嚣嘈杂，都躲在门后面偷听，但是都摸不清这群太监到底为何而来，不敢轻易露面。
进到王宅院子的太监又问“奉命迎大者，不知安、颖孰为大者？”你们兄弟俩谁大，自己出来吧。还在大家踌躇之时，王才人毕竟是风尘出身，反应和胆量都高人一等，从门后闪出，说“大者颖王也！”我们家李瀍大，“魁梧颀长，皆呼为大王，且与中尉有死生之契”个头大、人家都叫他大王，还跟你们仇中尉有生死之交。
神策军一听吓一跳说那赶紧跟我们回去吧，王才人转身进到自己家，把门后的老公李瀍给推了出来，跟着太监们做皇帝去了。反应慢了一拍或者说没有个这么豪迈气质的老婆，安王李溶只能接受三天以后被赐死的命运。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没有采取这个说法，然后在《考异录》中分析了半天，说“立嗣大事，岂容谬误”，觉得这条史料不能信，司马温公毕竟是保守党的领袖，没有胆量想象出电光火石那一瞬间王才人的风采来。
王才人生性豪迈，武宗李瀍也是“性豪迈”，可以说是一对情投意合的模范夫妻。在当上武宗以后，王才人依旧“宠冠后庭”，两人经常一道出去打猎，由于王才人也是高个美女又喜欢穿飒爽英武的打猎服，所以“观者莫知孰为帝也”，从后面都分不清哪个是皇帝哪个是才人。
会昌五年（845年）九月，武宗正式提出想立王才人为皇后，但是立刻就被名门世家出来的李德裕给劝阻了，“才人寒族，且无子，恐不厌天下之望”，还是出身论老一套。当然武宗也没有继续坚持下去，不把精力浪费在和大臣斗气方面，这也是武宗明智之处。
尽管武宗能够继位当上皇帝，宦官集团是最主要或者说唯一的因素，但是武宗当然还是本能地知道应该尽最大可能抵制宦官集团的控制，然而这种抵制又绝对不应该像哥哥文宗那样傻乎乎、非常冒险地进行，而是要表面上听话实际上抵制，对宦官只能给软钉子吃，否则的话只能白白牺牲。
宦官其实也不容易把握，我们说过，宦官的权力完全依赖皇权，如果一个皇帝的威严很差没有任何威信，那么谁都会看不起他，无论是在朝大臣还是藩镇将领，那样的话权威下坠对宦官本身也不利。
所以对于宦官们来说，当然首先还是得维护住天子的威严，然后再想办法将天子的这种权威转移到自己的手里。唐武宗和李德裕就是利用这样的一种微妙关系，对宦官势力做了最大努力的斗争。
杜悰是宪宗的驸马，自己还是前宰相杜佑的孙子，号称“妻是九重天子女，身为一品令公孙”，不想跟着宦官去干这种没品的事情，就说“监军自受敕，悰不敢预闻”三番五次婉拒了监军的请求，监军很没面子“怒，具表其状”，写信给武宗诬告杜悰。
“上揽表默然”武宗看着监军的告状信，陷入沉思，然后说“选倡女入宫，岂盛天子所为”，这件事情是我的不对，杜悰不但没错相反处理得非常得体，“真宰相才也，朕甚愧之”，很快就将杜悰调回长安当宰相兼度支、盐铁转运使，宦官监军们甚是无趣。
眼见武宗更加信赖的是宰相李德裕，宦官首领仇士良难免十分不舒服，决定找个机会整治整治天子和宰相。会昌二年（842年）四月，武宗将受尊号，按照程序在受尊号的那一天，武宗会亲自登临丹凤楼宣布天下大赦。
正好此时，传出消息说宰相李德裕会同相关部门在谋划军改，主要内容就是削减神策军的经费，仇士良就跑到神策军军部煽动，说“如此，至日，军士必于楼前喧哗”到时候兄弟们就跑到丹凤楼前面闹事要求罢免李德裕，让天子和宰相都下不来台。
李德裕得知消息，赶忙紧急向武宗汇报，武宗很果断立刻派特使前往神策军军部，说“赦书初无此事。且赦书皆出朕意，非由宰相，尔安得此言”，没有这个事情，而且赦书都是出自我的意见，和宰相无关，大家要不信谣不传谣，谁再造谣就追究谁的责任。天子如此担当，愿意替宰相顶住压力，这样的事情在历史上并不多见。所以我们在谈论李德裕的功绩的时候，一定不能忽视他背后的那位力挺他的大老板。
仇士良这样的聪明人很快就意识到了“上虽外尊崇，内实忌恶之”，我们说过太监都是很现实主义的人，他们发现一旦碰到个难对付的主子，一定会主动退后以保护自己。
会昌三年（843年）四月，仇士良以年老病重为由请求辞去神策军职务，武宗也顺势接受辞职请求，六月曾经权倾一时、拥戴武宗上位的头号太监仇士良就光荣退休了。
面对送自己回家的一群老部下、小太监，阅君无数的仇士良讲了一番肺腑之言，说“天子不可令闲，常宜以奢靡娱其耳目，使日新月盛，无暇更及他事，然后吾辈可以得志”，皇帝一定不能让他闲下来，一定要想一些新点子新东西让他沉迷在里面，而没空去过问其他的事情，这样我们这些人才有机会上下其手，特别是不能让天子读书，知识越多越反动，我们这些人就不好操控了。
仇士良这番真言可谓是历朝历代大领导身边的宦官、大秘、办公厅人员的不二法则。但可惜武宗好像不吃这套，玩也照玩，但是又不受制于宦官。当然这里所说的不受制也是和其他几位皇帝相比较而言，后来很多人认为随着武宗和李德裕抑制宦官的倾向越来越明显，特别是当触动到宦官的神策军军权的时候，作为一个整体，宦官集团还是反扑了，武宗的英年早逝和李德裕的失败倒台，或许就和这个有着某种现在已经在史料中看不见了的联系。
武宗性格豪爽，做事情大刀阔斧，又碰上个和自己很投缘政治立场基本一致的李德裕当宰相，所以很多政策实行起来是雷厉风行，其力度之迅猛让社会有种吃勿消的感觉，最明显的莫过于会昌五年（845年）的大规模灭佛。
至于灭佛的原因，历来历史学家总结了很多，有社会原因，有经济原因，有和宣宗李忱的权力争斗原因，也有武宗个人耽溺于道教的原因，种种种种我们就不详细分析了。
会昌五年八月下诏：禁断佛教，长安、洛阳二街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人三十名；大州各留一寺，分为三等，上等留僧人二十名，中等留僧人十名，下等留僧人五名。除此之外，所有寺庙一律拆除，僧尼迫令还俗，寺院财货田产全部充公，拆下来的材料用于修缮公廨、驿站，熔化铜像、钟磬铸钱。
由李德裕督办，中央的命令很快就在全国得以有效施行，天下共毁寺庙四万多所，僧尼还俗二十六万多人，没收田产数千万顷，没收奴婢十五万人。从传入中原以来，历经七八百年的发展，佛教在唐代盛极一时，至此遭受史无前例的重创。
灭佛的武宗崇信道教，祈求长生不老，但是很可惜这个愿望还是落空了，非但落空而且很快就因为误食丹药而毒性发作，身体迅速崩溃，临终前还听信道士们说主要是名字没起好。
李瀍，瀍字里面有水，而唐代是土德，“不可以王气胜君名”所以一定得改名，一改名身体就好了。会昌六年（846）三月下诏改名“李炎”，有火，还不是一般的火，是两个火。改了名十二天之后，武宗李炎还是死了，没火起来，年仅33岁。
最终还是他深爱的和深爱他的那位王才人有情有义，“自经于幄下”，随武宗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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