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武宗——李炎（一）

1、——敬宗文宗异母弟，母为宣懿后韦氏。

唐武宗李炎（814年7月1日―846年4月22日），原名李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县）人。唐朝第十五位皇帝 （840年—846年在位），唐穆宗李恒第五子，唐敬宗李湛和唐文宗李昂异母弟，母为宣懿皇后韦氏。

2、——倚重宰相清吏治，发展经济改积弊。

性情沉毅，雄谋勇断。初封颍王，拜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吏部尚书。开成五年（840年），唐文宗病重，宦官将领仇士良和鱼弘志矫诏废黜皇太子李成美，拥立李瀍为皇太弟。唐文宗去世后，李瀍即位为帝，年号会昌。知人善任，倚重宰相李德裕，澄清吏治，发展经济，改革积弊，削弱宦官、藩镇和僧侣地主的势力。

3、——采纳建议出兵讨，刘稹遇害乱平息。

会昌三年（843年），昭义节度使刘从谏死后，从子刘稹企图袭位割据。唐武宗采纳李德裕的建议，命诸道出兵征讨，最终刘稹遇害，叛乱平息。会昌五年（845年），鉴于寺院经济泛滥，损害国库收入，在道士赵归真的鼓动和李德裕的支持下，下令拆毁佛寺，派出御史分道督察，没收大量寺众土地，成为毁佛运动的“三武一宗”之一，从而扩大了中央政府的税源兵员 。

4、——击藩毁佛败回鹘，加强集权现中兴。

在位期间，对内打击藩镇和毁佛运动，对外击败回鹘，加强了中央集权，一度呈现中兴局面，史称“会昌中兴”。唐武宗信仰道教，服食长生丹药。会昌六年（846年），驾崩于含风殿，享年三十二岁，谥号至道昭肃孝皇帝，庙号武宗，葬于端陵。

生平经历

早年经历

5、——长庆元年封颍王，开成开府仪三司。

唐武宗李炎，是唐穆宗李恒的第五子，814年（元和九年），生于东宫，母为宣懿皇后韦氏，初名李瀍（chán），唐文宗李昂之弟。唐文宗死后即位，是唐代的第十六任皇帝。公元821年（长庆元年），封为颍王。开成年间（公元836年-公元840年），加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吏部尚书。

6、——宠妃不满太子永，谋求废掉没成功。

文宗即位以后，一度想立长兄唐敬宗皇帝之子晋王李普为嗣，可是晋王李普于公元828年（太和二年）六月5岁时夭折，文宗追赐他为皇太子。一直到了太和六年十月，他立了自己的儿子鲁王李永为太子，第二年八月举行了册礼。唐文宗宠妃杨氏不满意太子李永，一直谋求废掉他，鉴于朝廷上阻力重重，没有成功。公元838年（开成三年）十月，李永暴死，使此事划上了句号。

7、——没及册礼文宗病，太子之争由此始。

皇太子知死，使唐文宗很是伤感，认为自己枉为天子却不能保全儿子的性命，他除了追赐儿子为“庄恪太子”外，还把火气发到太子身边的宫人身上，从此文宗抑郁成疾。公元839年（开成四年）十月，文宗没有同意杨妃立弟弟安王李溶的提议，而是立了唐敬宗的第六子陈王李成美为太子，还没有来得及行册礼，唐文宗就患病了，太子之争也由此开始。

幸登帝位

8、——颍王李瀍皇太弟，十六宅迎入宫中。

公元840年（开成五年）正月初二，唐文宗密旨宦官枢密使刘弘逸与宰相李珏等奉太子监国。但是神策军护军中尉仇士良和鱼弘志贪图拥立之功，以太子年幼多病难当重任为由，提出重立皇太子。宰相李珏据理力争，奈何手握神策军的仇士良、鱼弘志假传圣旨，将唐文宗的五弟颍王李瀍立为皇太弟，从十六宅迎入宫中。

9、——会昌三月初一日，下诏改名为李炎。

太子李成美仍然以陈王的爵位退居藩王府邸。唐文宗驾崩之后，颍王柩前即位，是为唐武宗。武宗即位后，将已过世的生母韦氏追册为皇太后。次年，改元“会昌”。会昌二年四月丁亥（二十三日，公元842年6月5日），群臣上尊号曰“仁圣文武至神大孝皇帝”；五年正月初一，群臣上徽号曰“仁圣文武章天成功神德明道皇帝”。会昌六年三月壬寅（初一日，公元846年3月31日），下诏改名为李炎。

知人善任

10、——骑马教坊饮酒乐，与人谐戏席一般。

唐武宗迷信道教，周围经常有一批道士相往来，比起纯粹生长在深宫中的皇子来说，他多了一些观察社会的机会。与唐文宗不喜欢声色歌舞不同，武宗经常骑马游乐，还常常带着他宠爱的那位邯郸舞伎出身的王才人到教坊饮酒作乐，与乐人谐戏，就好像老百姓家的宴席一般。

11、——内忧外患交织时，沉着应付度难关。

但武宗又和敬宗无节制地游乐不同，他并没有沉湎其中，声色自娱过程中他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没有因此耽误了国家大事。他读书虽然不如文宗，但是他更能知人善任，而且也似乎少了一些书生意气和迂腐，能够面对现实，很多时候他敢于向宰相当面认错，尤其是他信任和重用李德裕，使得他们君臣在会昌年间内忧外患交织的时刻，能够沉着应付，度过难关。

加强皇权

12、——文宗举行安葬礼，士良解除权威胁。

唐武宗即位之初，在仇士良等人的劝说下，将唐文宗的妃子杨氏、陈王成美、安王李溶等潜在的政治对手赐死。 在公元840年（开成五年）八月为文宗举行的安葬典礼上，仇士良又把枢密使刘弘逸等杀死，以解除对其权势所造成的威胁。

13、——赦令来自朕意思，宰相德裕无关系。

宰相李珏、杨嗣复被罢相贬往外地，武宗本来已经下令将二人处死，但在李德裕的强烈请求下，赦免了他们的性命。唐武宗重用李德裕，仇士良更加恐惧，于是声称“宰相作赦书，减禁军缣粮刍菽”，想要煽动禁军驱逐李德裕，唐武宗派使者给禁军谕旨说“赦令都是来自朕的意思，与宰相无关。你们敢这样？”。

14、——老病为由提退职，顺水推舟除军权。

禁军都被震慑住了，恢复了平静。仇士良惶惑不自安。公元843年（会昌三年），仇士良以老病为由提出退职，武宗也就顺水推舟，解除了仇士良的军权。仇士良退职不久，就在自己的府邸死去，这样，武宗剪除了宫中的宦官势力，加强了皇权。

会昌中兴

15、——武宗任用李德裕，唐后弊政做改革。

唐武宗在位时，任用李德裕为相，对唐朝后期的弊政做了一些改革。武宗崇信道教，于公元845年（会昌五年）下令拆毁佛寺，没收大量寺院土地。由于毁佛成功，从而扩大了唐朝政府的税源，巩固了中央集权。这段唐朝中后期较为平稳的一段时间，被史学家称为会昌中兴。

因病去世

16、——服食仙丹妙药死，至道昭肃孝皇帝。

公元846年（会昌六年三月二十三日），即改名（原名李瀍）之后的12天，武宗驾崩，享年三十二岁。他的妃子王氏殉节自缢而死。武宗成为太宗、宪宗、穆宗、敬宗之后，又一位因为服食仙丹妙药而死的皇帝，谥号至道昭肃孝皇帝，葬于端陵。

为政举措

政治

削弱宦官势力

17、——宰相削减禁军费，激怒禁军叫闹事。

武宗在位期间，任用宰相李德裕，在执政期间，中书省的职能作用发挥较好，因而宦官的势力被削弱了。在公元842年（会昌二年）四月，大宦官头子仇士良见武宗日益亲重李德裕，仇士良更加恐惧，便散布流言蜚语，称“宰相作赦书，要削减禁军衣粮和马草料等费用”，欲以此激怒禁军闹事。

18、——将士都被震慑住，士良惶惑不自安。

李德裕闻讯后立即向武宗面奏此事。唐武宗遣使者到神策军（禁军）去宣布御旨：“赦令是朕的意思，一切都是朕的安排，无关宰相之事，你们敢这样？”将士们被震慑住了，恢复了平静。仇士良惶惑不自安。

19、——处境不妙退为进，身体有疾提辞职。

仇士良的阴谋被揭穿以后，只好惶恐地向武宗谢罪。在仇士良的阴谋被挫败后，唐武宗没有乘势对他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而是将他提升为观军容使，以领神策左、右二军。名义上得到了升迁，实则却被剥夺了对禁军的控制权。仇士良明白唐武宗对他的态度，知道自己的处境不妙，以退为进，以身体有疾提出了辞职。

20、——游猎频繁离京远，早出晚归废朝政。

唐武宗顺水推舟，同意了他的辞呈，将他改任为内侍监。内侍监没做多久，基于大势已去，无东山再起的希望，仇士良被迫致仕。仇士良退职不久，就在自己的府邸死去。会昌元年唐武宗前往泾阳县围猎。乙卯（二十五日），谏议大夫高少逸、郑朗在紫宸殿劝阻武宗说：“陛下近来游猎逐渐频繁，出离京城也太远，早出晚归，荒废了朝政。”武宗脸色一变，承认错误。

21、——朝廷设置谏官意，直言得失朕愿听。

高少逸等人退出后，武宗对宰相们说：“朝廷设置谏官的本意，就是让他们直言朝政得失，朕愿常常听到。”李德裕等宰相齐声祝贺。己未（二十九日），唐武宗擢拔高少逸为给事中，郑郎为左谏议大夫。 公元843年（会昌三年）唐武宗派人以贪渎罪为由在仇士良家中检查，发现几千件兵器。于是，武宗下诏，削除仇士良的官爵，籍没其家。

严刑峻法

22、——贪污腐化行严惩，会昌冗官行裁减。

唐武宗继位后，在政治上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其最突出的表现是，以严刑峻法为中心，对贪污、腐化等丑恶现象进行严惩，并且在会昌四年对冗官进行了裁减。公元844年（会昌四年），唐武宗听从李德裕之言一下裁掉官吏2000多人，本着“治理乱世，使用重刑”，武宗朝立法极其严峻，尤其对官吏贪赃枉法的惩治，更是从重从严，绝不姑息。

23、——十恶不赦叛国家，故意杀人赃枉法。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贪污纳贿乃官僚队伍腐丵败现象中最为人们痛恨的行为。公元840年（开成五年）正月，唐武宗在即位赦文中宣布：“在开成五年二月八日之前，除了十恶不赦、背叛国家、故意杀人、官员贪赃枉法，这些人不予释放，其他罪犯不管罪行轻重，全部释放。”李德裕入相后，肃贪廉政建设就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内展开了。

24、——朝廷刑罚视同仁，官吏贪赃不殊遇，

公元841年（会昌元年）正月，武宗下诏：“朝廷刑罚，理当一视同仁，官吏贪赃枉法，不应该有特殊待遇，内外文武官如果收入脏物丝绢三十匹，全部处以极刑。”二月二十六日再次下敕，对官吏贪污满千钱的，即处以死刑。这样以诏敕的形式，规定严惩贪污的标准，不难看出武宗君相对廉政建设的决心。

25、——官典犯赃十恶叛，故意杀人罪并列。

考诸史籍，会昌一朝对官吏贪污的惩治，始终没有放松，而是一贯严惩不贷，保持肃贪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公元842年（会昌二年）四月，武宗加尊号后，又宣布大赦，但仍将“官典犯赃”与十恶、叛逆、故意杀人等罪行并列，不在赦宥之限。

26、——官吏犯赃不宽宥，除去恶人进贤士。

公元845年（会昌五年）正月，再次大赦，但对官吏犯赃依然不予宽宥，并说，“除去恶人，进贤纳士，将命令执行起来，惩治贪赃枉法的官吏与罪犯，这好比天降神灵，廉政建设也有所成效”。显然是对会昌年间严惩贪官政策的肯定和自誉。

27、——大办丧事受行贿，堕败政风行限制。

关于会昌时期的廉政建设，举措值得称赞的尚有以下事，公元841年（会昌元年）十一月，御史台奏请调整京城文武百官及庶人丧葬事，以为官员大办丧事，难免借机变相受贿行贿，堕败政风，对此进行限制，无疑有助于政风的廉洁。

28、——繁华之地吏冗多，有些地方缺官吏。

唐代官俸不高，许多官吏的薪俸收入，尚不能养家糊口，还有许多地方薪俸发放不及时，这样就难免心生他念，转而刻剥于民以自奉。另外唐人重内轻外，多个愿到外地为官，特别是不愿到边鄙之乡或气候等条件恶劣之地任职，结果造成了京师及一些繁华之地官吏冗多，而有些地方则缺官少吏。

29、——观察私吞用别处，俸禄不给远方官。

为解决这个问题，开成五年三月，武宗即位不久，就下制调整百官俸料。李德裕入相后，这项工作就具体展开了。会昌元年中书门下上奏：“河东、陇右、鄜坊、邠州等离的较远，给他们多加俸禄。自后听访闻户部所给零碎俸禄，也不及时，观察使私吞部分，都用到别处，加了俸禄，却给不了远方的官吏。

30、——分放不能用别处，违规判官会远贬。

臣等商议，希望今日以后，命令户部以实物仍及时支遣，每个地方都派观察判官专判这项工作，按月分放，不能用在别处，如果有违规，观察判官会被远贬。”保证官员的薪水及其按时发放，乃是稳定官吏队伍至关重要的环节，特别是偏僻之地，这个问题解决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官员能否安心于本职工作。会昌时期严格薪俸发放的管理，就是试图从最基本的问题入手，来加强官僚队伍的建设。

31、——赴京赶考都有债，还债贪赃罔如此。

又据史载，武宗君相面临这样一个问题，“赴京赶考的的官人都有债务，上任是才还债，以至于他们贪赃，罔不如此。……债务的积累，古时便亦是这样，和现在的也都差不多”。单靠严刑峻法，是不能完全解决的。既然贪污的产生与俸禄的产生有密切的联系，那么就必须从他们的实情出发解决其实际的困难。

32、——两月俸料待遇厚，养廉银促奉守法。

如为解决官吏的京债问题，会昌时增加了他们的薪俸，同时国家借款给他们以偿债，“月选官允许借钱，可加给两月俸料，待遇优厚”，给官吏养廉银以促使其奉公守法，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贪赃枉法问题，但一定有其积极的作用，历史上有许多王朝都曾采用过给养廉银以杜绝贪污这个办法，也可以说明这一点。

33、——会昌朝政有可取，吏治整顿断无疑。

会昌年间的吏治建设，虽然没能最终扼制李唐王朝渐近衰落的趋势，但会昌朝局在整个中后期，还算相对景气的一个时期，其间所以能取得对回鹘战争的胜利，并平定了泽潞镇，与此都不无关系。王士禛谓“武宗的时期，几乎恢复开元、元和的盛世”，虽稍嫌溢美，但会昌朝政确有可取之处，尤其是在吏治的整顿与建设方面，则断然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