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影視形象（1687年——1735）
登基的三個月後，他就火急火燎地追封孔子為先世為王，並解釋說，孔子是天地君親師，持續運用儒家思想的根基不能鬆動，從古至今的讀書人都算是孔子的學生，歷代已經對孔子加封至“大成至聖先師”，因此只能追封孔子五世先祖。
雍正的儒家理論根底非常紮實，從維護政治需要上來看，他坦承說，君主從孔子的學說得到的利益最多，所以必須進一步鞏固孔子政治思想指導地位，在以此會試中，出了一個“士人當有禮義廉恥”，雍正看了試卷，認為這些學生們“皆詞章記誦之常談，未能真知題中之理蘊而實有發明。”指出他們所說的都是表面的細枝末節，根本沒表達出禮義廉恥的內在哲理。
雍正心細，每當殿試在寒冷時期舉行時，怕硯臺結冰，就讓學生們進入太和殿考試，又讓太監多燒爐子以免考生著涼。還有一年，原定在二月開考，結果因極寒天氣延期一個月，雍正擔心學生們路費不夠，特意准許攜帶手爐和厚棉衣入場，並免費提供木炭、薑湯。湖南省的鄉試原設在異地湖北考試，後來擔心學生要經過洞庭湖有翻船溺水危險，於是下令在湖南建立試院。這些暖心的小細節，完整體現了雍正關心愛護孔子思想教育體制下的學生，也讓人看到了雍正的暖心面孔。
孔子影視形象（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
儒家思想的帝王教育注重傳統和私德，中正和平、克己去欲、慎獨修身，恪守儒家原則底線。
老皇帝康熙本身就是推崇儒家文化的帶頭人，從五歲開始，康熙就開始讀書，由於勤奮好學，以至於祖母孝莊擔心影響身體成長，曾勸止說：“貴為天子，豈欲應主司試而勤苦乃爾！”但他依舊手不釋卷，親政後，“聽政之暇，即在宮中批閱典籍，殊覺義理無窮，樂此不疲。”《清聖祖實錄》此後，康熙的周圍，始終圍繞在一群儒家知識分子，如張英、高士奇、李光地等，也恰恰是這些人後來都對康熙的兒子們進行儒家教育。
登基的第六年，雍正忽然心血來潮下令授冉雍後裔世襲五經博士，這個曾被孔子稱讚“雍也可使南面”的學生沒想到，在幾千年後，突然吃到了冷豬肉，連後代也沾光不少。他在舉行臨雍釋奠禮以前，諭告禮部，過去帝王去學宮，稱作“幸學”，以此尊崇帝王巡幸，雍正覺得這種稱謂有失嚴肅說“朕心有所未安”，規定凡是去太學，一應奏章記注，“將幸字改為詣字，以申崇敬。”《清世宗實錄》這年的六月，曲阜孔廟發生火災，燒了大成殿，雍正非常重視命令工部前去維修。不僅如此，又煞費苦心地從文字細節入手對涉及孔廟文化的字和義進行全面避諱。並且親自為之題寫“生民未有“四字匾額懸掛在天下學宮。過去帝王在奠帛獻嚼時，從不行跪拜禮，雍正卻謙卑地下跪，並告訴禮部和太常寺官員說，他不按照儀注所規定的行禮沒有錯誤，因“若立獻於先師之前，朕心有所不安。”《清朝通典》
除此之外，他篤信祥瑞，以至於許多大臣天天報告祥瑞獲得歡心。一個稻穗也要上報，並能讓雍正著實開心，什麼一莖穀子結了四個穗，，什麼“穗長盈尺，珠粒圓堅”田文鏡向雍正彙報有一莖十五穗的，雍正非常開心，說這是田文鏡忠誠任事感召天和的表現。此後不斷接到各地封疆大臣的奏報，從穀子到養蠶到農戶家出生的畸形怪胎動物都被視作祥瑞。
把“祥瑞”視作上天對雍正的認可，卻在一次地震中，雍正的表現卻非常的不再自信。
《李朝實錄》記載雍正八年（1730）發生的一次地震，據記載，地震之前，忽然狂風暴雨，接著發生大面積的破壞性建築物損毀。這時的雍正驚慌失措以至於“乘船幕處，以避崩壓”，先是跑到船上，後來住到臨時搭建的帳篷。朝鮮英宗譏笑他，“以萬乘之主”，作此“舉措”，“可謂駭異矣”。
在孔子面前，在天命思維下，雍正一度表現像一個聽話的學生，恭恭敬敬，半點不敢馬虎。然而除卻朝政尊孔的外衣後，他真正痴迷的恰恰是崇尚佛教，以至於到宮中舉辦法會的地步。
從少年開始，他對佛教典籍發自內心的喜愛，後來許多學者將其研究佛學理論當做避免陷入政治鬥爭的遮掩，這並非盡然，對形而上學的喜愛是發自內心的，這種快感讓他著迷。
雍正在其整個人生思想上來看，他更喜歡追求藏傳喇嘛教的研究和實踐，希翼通過喇嘛教尋找到長生不老的法門，自我編織一個仙佛大夢。
釋迦牟尼影視形象（公元前465——公元前385年）
內蒙王公覲見朝賀，雍正對他說：若蒙古地區因做佛事而人畜興旺，是受我之賜，“朕藝即是釋主。”
不僅如此，雍正十一年（1733）在公眾舉行法會，召集當時資深的僧人們前來參加，雍正親自說法，並將自己重用的親王大臣都納入到自我門下，莊親王允祿為愛月居士，兒子弘曆（乾隆）為長春居士，大學士鄂爾泰為坦然居士，大學士張廷玉為澄懷居士……一時之間大清佛號聲聲，儼然一座地下佛國。他不僅要做皇帝，更要做法王，親自參與當時頂級宗教學術理論批判中來，並且延請當時的僧人參與國家最高機密，“倚之若左右手”。
對於雍正狂熱的宗教情緒，儒家出身的大臣們憂心忡忡，擔心他成為類似梁武帝、嘉靖的那種極端崇佛、崇道的皇帝，於是紛紛上書表達意見：“臣願皇上為堯舜，不願皇上為釋迦。”李紱沒被他冷落時，對雍正說佛教無補於天下國家。有一天，雍正請客，大臣侍坐，為了讓雍正高興，有的人表現得比雍正還要熱愛佛學。這時候雍正看到只有戶部侍郎趙殿最不參與，於是問他說，你也給朕談談。趙回答說，對佛法一無所知。雍正笑著說你不妨試著講一講。趙殿最不想提及佛學，於是用儒家理論加以解釋，弄得雍正哭笑不得。只能對大臣們說：“真鈍根也”。有一天，雍正忽然問翰林院檢討任啟運佛教理論，任啟運冷冰冰地回答說：“臣未之學也”弄得雍正非常尷尬，只好訕訕地說：“朕知卿非堯舜之道不陳耳”《國朝先正事略》
被雍正非常尊崇的闡釋南下，地方官不敢怠慢全力做好接待工作，漕運總督魏廷珍卻不買賬，並給雍正上書說：“臣不能從佛法”以示抗議。
作為成熟的政治家，一個對政治富有責任的雍正雖然極端好佛，並說出“補於人之身心”的理由，同時也清醒地總結說：“然於治天下之道則實無裨益”、“凡體國經邦一應庶務自有古帝王治世大法，佛氏見性明心之學與世無涉。”《上諭內閣》並對自己喜歡佛學是純粹個人愛好，並鄭重表示沒有“密用僧人贊助之理。”之所以公然撒謊，是因為他認識到如果不能獲得儒學出身大臣們的理論思想支持，一味崇佛，必然對其政治大業造成嚴重損害，哪頭輕重，他非常清醒。
雖然日理萬機，卻儘可能抽出時間親自編選和刊印佛教理論，發佈維修廟宇，任免住持等宗教事宜，以權力之手，牢牢把控宗教思想，使得他成為了有清一代的典型法王人物和精神教主。
孔子到如來，都是他裹緊文化專制的外衣的手段，把他當做大清最大的軟實力進行推進。然而以他情商之高，卻終究沒能擺脫希翼長生服食化合物的帝王式俗套。雍正曾給雲南巡撫鄂爾泰既濟丹，也送給另一心腹大臣田文鏡說“性不涉寒熱溫涼，徵其效亦不在攻擊疾病，惟補益元氣，是乃專功。”他還曾把“金雞丹”給靖邊大將軍及蒙古王公，告訴他們“很好的東西，朕親服甚多，有益無損之藥也。”、“好藥，朕多試用，毫無擔憂之處。”登基之前，他已經在王府中煉丹，還曾寫下：“鉛砂和藥物，松柏繞雲壇。爐運陰陽火，功兼內外丹。”
雍正八年（1733）他開始更為迫切尋找煉丹的奇能異士，屢次下發諭旨，命令地方官廣泛尋訪修煉之士，並對如何安排作出規定：“問有此龔倫者，可訪問之。得此人時，著實優禮榮待，作速以安車送至京中。……不必聲張招搖、令多人知之。”雖然迫切，卻也儘量採取低調隱瞞手段，可見他心中還是有著很大的顧慮。
丹藥：鉛汞化合物
雖然雍正的猝然去世留下眾多謎團，不可否認的是，長期服服食所謂的“金丹”被致病、致死的帝王政治家大有人在。如北魏的道武帝、秦朝的秦始皇、漢朝的漢武帝、唐的唐太宗、唐憲宗等，都曾因妄想長生服用這種早期的化學產物。根據相關研究，丹丸的主要成分是硫化汞，這是一種毒性很大的化合物，其中硫的含量為13.0%，汞的含量為60.9%，另有約26.1%的成分目前尚不清楚為何物。有一點可以肯定，此時的明世宗朱厚熜逐步中毒，原本固執、暴躁的性格愈加古怪起來。綜合歷代服食丹藥的病患特徵來看，大多都表現嚴重躁鬱症，敏感、多疑，直至精神系統徹底崩潰，或喘息不定、或行步快慢無節、或言語失措，這些都是典型的中毒症狀。
作為研究雍正的重要材料《活計檔》在此八年起忽然大量記載出圓明園大量使用煤炭、柴薪等燃料，這其中還包括礦砂、黑鉛、硫磺等項目。煉丹最主要的是燃料，這年的夏天，雍正多次從圓明園傳旨，命呈進煤炭，具體為：“一、紅爐炭先後五次，共九百斤。二、紅爐炭餅一次，五百個。三、白炭三次，一千斤。四、渣煤一次，一千斤。五、黑炭一次一百斤。六、好煤一次，二百斤。七、桑木柴一次，一千五百斤。”此後逐漸增加，一直到雍正十三年去世，單炸子煤就耗費四十六萬五千斤、白炭八萬三千九百斤。直到雍正猝死，這些材料才停止進入。雍正猝死後有七竅流血，相關文獻考證與過量服用丹藥有關。
雍正影視劇照
乾隆在雍正駕崩的第三天，就下令把他父親十分信任，供養宮中的道士張太虛、王定乾等人趕出皇宮。與此同時，乾隆發佈諭旨說：“皇考萬幾餘暇，聞外省有爐火修煉之說，聖心雖知其非，聊欲試觀其術，以為遊戲消閒之具。”就是說，雍正日理萬機的片刻閒暇，聽說萬變有延年益壽的煉丹術，明直到都是騙人的，卻抱著好玩看看到底怎麼回事。
“此地無銀三百兩”，這道諭旨，向天下發布了雍正皇帝的真正死因，這個曾經以儒學修身，以佛學修心，又最終敗在了長生不老的帝王式俗套之中。
閱讀更多 閱歷史博士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