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1811年11月26日－1872年3月12日），初名子城，字伯涵，號滌生，宗聖曾子七十世孫，中國近代政治家、戰略家、理學家、文學家，湘軍的創立者和統帥。
道光十八年（1838年），曾國藩中進士，入翰林院，為軍機大臣穆彰阿門生，累遷內閣學士，禮部侍郎，署兵、工、刑、吏部侍郎，與大學士倭仁、徽寧道何桂珍等為密友，以“實學”相砥礪。太平天國運動時，組建湘軍，經過多年鏖戰後攻滅太平天國。
曾國藩主張凡事要勤儉廉勞，不可為官自傲。他修身律己，以德求官，禮治為先，以忠謀政，在官場上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在他的倡議下，建造中國第一艘輪船，建立第一所兵工學堂，印刷翻譯第一批西方書籍，安排第一批赴美留學生。曾國藩的崛起，對清王朝的政治、軍事、文化、經濟等方面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他是中國近代化建設的開拓者。
曾國藩與胡林翼並稱“曾胡”，與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並稱“晚清中興四大名臣”。官至兩江總督、直隸總督、武英殿大學士，封一等毅勇侯，諡號“文正”，後世稱“曾文正”。
早年經歷
嘉慶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1811年11月26日），曾國藩出生於湖南長沙府湘鄉荷葉塘白楊坪（今湖南省婁底市雙峰縣荷葉鎮大坪村）的一個普通耕讀家庭。兄妹九人，曾國藩為長子。祖輩以務農為主，生活較為寬裕。祖父曾玉屏雖少文化，但閱歷豐富；父親曾麟書身為塾師秀才，作為長子長孫的曾國藩，自然得到二位先輩的倫理教育了。曾國藩五歲啟蒙，六歲入家塾“利見齋”。
道光六年（1826年）春，曾國藩應長沙府童子試，名列第
曾國藩居住過的 歐陽故宅(16)
七名。
道光十年（1830年），曾國藩前往衡陽唐氏宗祠讀書，一年後轉入湘鄉漣濱書院。
道光十二年（1832年），曾國藩考取了秀才。
道光十四年（1834年），曾國藩進入長沙嶽麓書院演習，同年參加湖南鄉試，中試第三十六名舉人，並動身入北京準備來年的會試。
道光十五年（1835年），曾國藩會試未中，寓居北京長沙會館讀書。次年恩科會試再次落第，於是返回長沙，於同鄉劉蓉、郭嵩燾等居於湘鄉會館。
十年七遷
道光十八年（1838年），曾國藩再次參加會試，終於成功登第，殿試位列三甲第四十二名，賜同進士出身，自此，他一步一步地踏上仕途之路，併成為軍機大臣穆彰阿的得意門生。朝考列一等第三名，道光帝親拔為第二，選為翰林院庶吉士。
道光二十年（1840年），散館考試，名列二等十九名，授翰林院檢討。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7月，欽命曾國藩為四川鄉試正考官。8月，補授翰林院侍講。12月，曾國藩充文淵閣校理。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轉侍讀。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3月，任會試同考官。5月，升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9月，轉左庶子，不久升侍講學士。12月，充日講起居注官。
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充文淵閣直閣事。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大考二等，6月，升任內閣學士加禮部侍郎銜。
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稽察中書科事務。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正月，授禮部右侍郎。8月，署兵部左侍郎。次年6月，署工部左侍郎。在京十多年間，曾國藩就是這樣堅韌不拔地沿著這條仕途之道，步步升遷到二品官位。十年七遷，連躍十級。
組建湘軍
咸豐元年（1851年）1月，洪秀全在廣西桂平金田村組織起事。咸豐帝詔群臣言得失，曾國藩進言“今日急務，首在用人”，又推薦李棠階、吳廷棟、王慶雲、嚴正基、江忠源五人，再上書《敬陳聖德三端預防流弊疏》直指咸豐帝的過失，咸豐帝“怒擲其折於地”，數日後複閱，才心服而納諫，並對其加以褒答。5月，署刑部右侍郎。10月，充順天武鄉試正考官。
咸豐二年（1852年）正月，署吏部左侍郎。6月，充
與太平軍激戰的湘軍
江西鄉試正考官，途中因母喪歸家。這時太平天國運動已席捲半個中國，儘管清政府從全國各地調集大量八旗軍、綠營官兵來對付太平軍，可是這支腐朽的武裝已不堪一戰。因此，清政府屢次頒發獎勵團練的命令，力圖利用各地的地主武裝來遏制太平軍勢力的發展，這就為曾國藩的湘軍的出現，提供了一個機會。11月，清政府命令曾國藩和湖南巡撫張亮基辦理團練。
咸豐三年（1853年），藉著清政府急於尋求力量鎮壓太平天國的時機，他因勢在其家鄉湖南一帶，依靠師徒、親戚、好友等複雜的人際關係，建立了一支地方團練，稱為湘勇，並清廷上書徵用了還只是都司的塔齊布。八月，曾國藩獲准在衡州練兵，“凡槍炮刀錨之模式，帆檣槳櫓之位置，無不躬自演試，殫竭思力”，並派人赴廣東購買西洋火炮，籌建水師。
在團練湘勇期間，他嚴肅軍紀，開闢新的軍隊，他先後將5000人的湘勇分為塔、羅、王、李等十營，並將團練地點由長沙遷至湘潭，避免與長沙的綠營發生直接矛盾。
鎮壓叛匪
咸豐四年（1854年）2月，湘軍傾巢出動，曾國藩發表了《討粵匪檄》。在這篇檄文裡，他聲稱太平天國運動是“荼毒生靈”，“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此豈獨我大清之奇變，乃開闢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九泉”，接著號召“凡讀書識字者，又烏可袖手安坐，不思一為之所也”，其站在了道德的制高點，故動員了當時廣大的知識分子參與到對太平軍的鬥爭當中，為日後的勝利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曾國藩命褚汝航為水軍統領，塔齊布為陸軍咸豐，率大小船艦240艘，水陸大軍17000人，揮師東下。3月，嶽州戰事不利。4月，在靖港水戰中又被太平軍石祥貞部擊敗，曾國藩憤而投水自盡，幸被幕僚章壽麟所救。因戰事不利，曾國藩得旨革職。
此時，塔齊布與守備楊載福、知縣彭玉麟帶領陸軍攻克湘潭。七月二
曾國藩立像
十五日，曾國藩重整水陸各軍後，出師攻陷嶽州，擊殺太平軍曾天養，並攻克城陵磯，因功賞三品頂戴。10月14日取武昌、漢陽，因功賞二品頂戴，署湖北巡撫，賞戴花翎。因曾國藩努力推辭，而賞兵部侍郎銜。12月2日，曾國藩攻陷田家鎮，殺敵數萬，焚舟五千，進圍九江。曾國藩因調度有方，賞穿黃馬褂。
咸豐五年（1855年）2月12日夜，石達開總攻湘軍水營於湖口，燒燬湘軍戰船100餘艘。曾國藩跳船得免，座船被俘，“文卷冊牘俱失”。曾國藩憤怒至極，打算策馬赴敵以死，羅澤南、劉蓉力勸乃止。曾國藩派李孟群、彭玉麟、胡林翼支援武昌，而自己親自到江西招兵造船。7月，塔齊布卒于軍營，曾國藩趕往九江，統帥他的部隊。8月，收復湖口。9月，補授兵部右侍郎。
咸豐六年（1856年），石達開進攻江西，曾國藩坐困南昌，這時羅澤南卒于軍營中，彭玉麟走千里殺入重圍至南昌助守。9月2日，洪秀全與楊秀清內訌，史稱天京事變，南昌解圍。10月，曾國藩在長募勇組建吉字營入援江西。
咸豐七年（1857年）2月20日，其父去世，曾國藩偕弟曾國華回籍奔喪。7月，兩次上疏，請求在家終制，獲咸豐帝准許。在當年建“思雲館”。
咸豐八年（1858年）5月19日，李續賓、楊嶽斌率水陸兩軍攻陷九江。7月13日，曾國藩接咸豐諭出辦浙江軍務，救援福建。十二月，作《愛民歌》以訓湘軍。
攻佔南京
咸豐九年（1859年）11月，曾國藩擬四路進兵之策，曾國藩攻取安慶，多隆阿、鮑超攻取桐城，胡林翼攻取舒城，李續宜攻取廬州。
咸豐十年（1860年）2月，曾國藩破陳玉成於太湖。由於兩江總督何桂清放棄常州而奔上海，導致蘇州、常州失陷。4月，清廷命曾國藩馬上趕赴江蘇，並先行賞加兵部尚書銜，署兩江總督。6月，實授兩江總督，以欽差大臣身份督辦江南軍務。7月，命皖南軍務歸曾國藩督辦。
咸豐十一年（1861年）9月5日，湘軍攻陷安慶。9月25日，曾國藩移住安慶。12月20日，加太子太保銜，奉旨督辦四省（蘇、皖、浙、贛）軍務，其巡撫、提鎮以下悉歸節制。同月，在安慶創辦內軍械所。年底，定三路軍進軍之策：“以圍攻金陵屬之國荃，而以浙事屬左宗棠，蘇事屬李鴻章，於是東南肅清之局定矣。”
曾國藩
同治元年（1862年）1月31日，曾國藩奉旨任兩江總督協辦大學士，曾國荃補授浙江按察使。二月十四日，左宗棠率軍由江西入浙江。四月，李鴻章率軍抵上海。五月，曾國荃率軍進駐雨花臺，會同彭玉麟的水師圍攻天京。六月，洪秀全命令各地太平軍回援天京，太平軍集結二十萬人兵力，十月起大戰湘軍四十多天，未能取勝。
同治三年（1864年）正月，攻克鐘山，合圍天京。7月，湘軍攻破天京，對無辜平民展開屠殺與搶掠。當時的南京城被燒燬，平民死傷無數，南京人稱曾國藩、曾國荃兄弟為“曾剃頭”、“曾屠戶”。同月，朝廷加曾國藩太子太保、一等侯爵，世襲罔替，並賞戴雙眼花翎。八月，奏準裁撤湘軍25000人。
追剿捻軍
同治四年（1865年）1月，選漢唐以來各臣奏疏17首，編《鳴原堂論文》。3月，主持修葺種山、尊經兩書院。收養八百孤寒子弟，並從自己養廉銀中捐款課獎。5月26日，曾國藩率軍赴山東剿捻。6月，主持整理《王船山遣書》完稿，共320卷，交金陵書局出版。
六月十八日，北上剿捻之策：重鎮設防，劃河圈圍，清野查圩，馬隊追蹤。9月，經楊州、清江浦抵徐州。一路調兵佈防堵圍，沿途又張榜招員。10月，將金陵製造局上遷海虹口，和李鴻章原設的炮局及購自美國人的鐵廠合併，再加容閎購回的百多部機器建成江南製造總局。12月，核定長江水師永遠章程及營制營規。
同治五年（1866年），曾國藩奉旨進駐周家口，以欽差大臣的重權身份，督師剿捻。曾國藩根據捻軍行蹤不定、流動作戰的特點，採用了“重點防務、堅壁清野和畫河圈圍”的對策，但最終全部失敗。後來，他在周口西至漯河建立起“沙河百里防線”，希望藉此天塹消滅捻軍。
主辦洋務
同治六年（1867年）3月，在江南製造總局下設造船所試製船艦。同時擬設譯書館。5月，會同李鴻章將江南製造總局由虹口遷高昌廟，徵地擴遷，規制大增。六月，補授體仁閣大學士。
同治七年（1868年）4月，奉上諭改授為武英殿大學士。5月31日，至上海視察江南製造成總局。8月，奉命調任直隸總督。9月，江南造船廠試製的第一艘輪船駛至江寧，曾登船試航，取名“恬吉”。12月，曾國藩抵達北京，拜見慈禧太后與同治皇帝。
天津教案
同治七年（1868年），曾國藩改任直隸總督。曾國藩奉命前往天津，辦理天津教案，考量當時局勢，沒有與法國開戰，“但冀和局之速成，不問情罪之一當否”，在法國的要求下，商議決定最後處死為首殺人的8人，充軍流放25人，並將天津知府張光藻、知縣劉傑被革職充軍發配到黑龍江，賠償外國人的損失46萬兩銀，並由崇厚派使團至法國道歉。
這個交涉結果，朝廷人士及民眾輿論均甚為不滿，省館所書楹帖被毀，曾國藩深知其中和戰利害，自引其咎，得到丁日昌的同情。曾國藩揹負罵名，病情加重，於是召來李鴻章處理案情。
回任兩江
曾國藩
同治九年（1870年），兩江總督馬新貽被平民張汶祥刺殺於後，朝廷命曾國藩再任兩江總督，前往南京審理該案。
同治十年（1871年）8月19日，挈李鴻章聯銜會奏《擬選子第出洋學藝折》。九月，視察水陸各營防務、訓練情況。十一月抵達上海。
同治十一年（1872年）2月27日，曾國藩領銜上奏，促請對“派遣留學生一事”儘快落實。並提出在美國設立“中國留學生事務所”，推薦陳蘭彬、容閎為正副委員常駐美國管理。在上海設立幼童出洋肄業局，薦舉劉翰清“總理滬局選送事宜”。此後，曾國藩時髮腳麻之症，舌蹇不能語。
同年二月初四日（1872年3月12日），曾國藩午後在南京西花圃散步，突發腳麻，曾紀澤扶掖回書房，端坐三刻逝世。百姓巷哭，繪像祀之。朝廷聞訊，輟朝三日。追贈太傅，諡號“文正”，祀京師昭忠、賢良祠，各省建立專祠。6月25日，靈柩運抵長沙。7月19日，葬於長沙南門外之金盆嶺。
同治十二年（1873年）12月13日，改葬於善化縣（今望城區）湘西平塘伏龍山。與夫人歐陽氏合葬。
2
主要成就
政治
曾國藩作為近代著名的政治家，對“康乾盛世”後清王朝的腐敗衰落，洞若觀火，他說：“國貧不足患，惟民心渙散，則為患甚大。”對於“士大夫習於憂容苟安”，“昌為一種不白不黑、不痛不癢之風”，“痛恨次骨”。他認為，“吏治之壞，由於群幕，求吏才以剔幕弊，誠為探源之論”。基於此，曾國藩提出，“行政之要，首在得人”，危急之時需用德器兼備之人，要倡廉正之風，行禮治之仁政，反對暴政、擾民，對於那些貪贓枉法、漁民肥己的官吏，一定要予以嚴懲。至於關係國運民生的財政經濟，曾國藩認為，理財之道，全在酌盈劑虛，腳踏實地，潔己奉公，“漸求整頓，不在於求取速效”。曾國藩將農業提到國家經濟中基礎性的戰略地位，他認為，“民生以穡事為先，國計以豐年為瑞”。他要求“今日之州縣，以重農為第一要務”。
受兩次鴉片戰爭的衝擊，曾國藩對中西邦交有自己的看法，一方面他十分痛恨西方人侵略中國，認為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鼾睡，並反對借師助剿，以藉助外國為深愧”；另一方面又不盲目排外，主張向西方學習其先進的科學技術，如他說過購買外洋器物……訪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習，繼而試造，可以剿發捻，可以勤遠略。
軍事
曾國藩提倡忠君衛道、以儒家學說治軍的這一宗旨還貫徹在選將、募兵、軍隊管理以及協調軍內外關係等方面。曾國藩的軍事思想內涵極豐，集顯過人之處。他認為，兵不在多而在於精
曾國藩
，“兵少而國強”，“兵愈多，則力愈弱；餉愈多，則國愈貧”。主張軍政分理，扣負其責。他購買洋槍、洋炮、洋船，推進中國軍隊武器的近代。
曾國藩治軍把選將作為第一要務，他說，“行軍之道，擇將為先。”他的選將標準是德才兼備，智勇雙全，而把德放在首位，並把德的內涵概括為“忠義血性”。他提出，“帶勇之人，該求我黨血性男子，有忠義之氣而兼嫻韜鈐之秘者，與之共謀。”又說“帶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計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大抵有忠義血性，則相從以俱至，無忠義血性，則貌似四者，終不可恃。”曾國藩認為，“忠義血性”的將領主要應從既受封建禮教薰陶又少官場惡習的儒生士子中去選擇。羅爾綱在《湘軍兵制》中統計，凡姓名、籍貫、出身、職務可查的湘軍將領179人中，儒生出身的104人，佔58%。以如此眾多的儒生為將，這在歷代軍事史上都是罕見的。
將清朝的世兵制改革為募兵制，也是曾國藩建立湘軍的首要一著。他說，“數年來痛恨軍營習氣，武弁自守備以上無一人不喪盡天良。故決計不用營兵，不用鎮將。”因此，他組建湘軍時，主張不在市民而在鄉農中招募兵員。其用意就是鄉農中招募的兵員樸實壯健，有利於灌輸封建的忠義倫理思想和便於適應艱苦殘酷的戰爭環境。曾國藩還規定，“招募兵勇，須取具保結，造具府縣、里居、父母、兄弟、妻子名姓、箕斗清冊。各結附冊，以便清查。”凡無保者，概不招募。曾國藩的這一做法，完全是承襲了明末抗倭名將戚繼光的募兵思想。曾國藩對綠營的編制方面也進行了改弦更張。湘軍的編制以營為基本作戰單位，營以下設哨，哨以下陸師為隊，水師為船，馬隊為棚。湘軍之始，營以上不再設官，各營全轄於曾國藩一人。其後營數增多，才有統領和分統的稱謂。曾國藩要求以將必親選、兵必自找、層層節制的原則組建軍隊，自統領至兵勇都是逐級進行募選，改變了綠營中“兵與兵不相知，兵與將不相習”的弊病，但也明顯暴露了建立私家軍隊的用心，並從此就開創了近代中國“兵為將有”的先例，軍閥擁兵割據的局面也就初顯端倪了。
曾國藩在治軍方略上苦費心機，主張用儒家學說治軍，即用封建倫理綱常去教育官兵，以仁禮忠信作為治軍之本去陶冶官兵，他的目的就是要以此來維繫軍心，培植出一支完全絕對服從於自己的私家軍隊。所以他認為，“用兵者必先自治，而後制敵。”
曾國藩的軍事思想好影響了幾代人，且不說其同時代的湘、淮將領以曾國藩為楷模，就是其後的黃興、蔡鍔等資產階級軍事家對曾國藩治軍方略也推崇備至，張之洞、袁世凱等在甲午戰後採用西法編練新軍時，還採納了曾國藩治軍的許多做法。民國軍事家蔣方震在他的《國防論》中讚賞曾國藩是近代史上“一個軍事天才家”，還說凡領軍者都應該效法曾國藩。蔣介石則明確表示要師承曾國藩，要求國民黨軍隊中的將領必須“認清歷史，效法曾胡”。曾國藩治軍最重視精神教育，毛澤東一生很注意這點，曾國藩的“愛民為治兵第一要義”，毛澤東建立紅軍之初便制定了《三大紀律，八項注意》。
文化
學術
曾國藩一生奉行程朱理學，但對於程朱之學並未盲目崇拜，事實上，他
曾國藩銅像
對於宋明儒學其他支派的思想亦多所汲取。宋明理學實際上分為氣學、理學和心學三個學術派別。
曾國藩在政治實踐和軍事鬥爭中也漸漸地看到了程朱理學“指示之語，或失於隘”、或“病於瑣”、或“偏於靜”的侷限。在這種情形下，曾國藩對心學表現出了寬容的學術姿態。對於程朱理學與陸王心學之學術爭辯，他認為對於兩家之爭應取其同，避其異，揚其長，兼收幷蓄，揚長避短，推進儒學的發展。
曾國藩還以氣學在生成論方面的資源來彌補理學之侷限，謂“張子之《正蒙》，醇厚正大，邈焉寡儔”。依著氣學的思路，曾國藩認為，天地萬物均因稟氣而生，氣是構成天地萬物的最終基元。在稟氣而生這個意義上，天地萬物是“同體”的。
不過，曾國藩同時認為，雖太和絪縕之氣流行不止，天地萬物最初所得之氣“均耳”，但人與物、聖人與常人實所稟有之氣並不相同。就人與物相對而言，人得氣之全，物卻僅得氣之偏；故人有知性，而物僅得物性。就人類而言，聖人所稟之氣清且厚，常人所稟之氣卻濁而薄。
文學
曾國藩繼承桐城派方苞、姚鼐而自立風格，創立晚清古文的“湘鄉派”，乃湖湘文化的重要代表。他論古文，講求聲調鏗鏘，以包蘊不盡為能事；所為古文，深宏駿邁，能運以漢賦氣象，故有一種雄奇瑰瑋的意境，能一振桐城派枯淡之弊，為後世所贊。曾氏宗法桐城，但有所變革、發展，又選編了一部《經史百家雜鈔》以作為文的典範，非桐城所可囿，世稱為湘鄉派。清末及民初嚴復、林紓，以至譚嗣同、梁啟超等均受他文風影響。所著有《求闕齋文集》、《詩集》、《讀書錄》、《日記》、《奏議》、《家書》、《家訓》及《經史百家雜鈔》、《十八家詩鈔》等。不下百數十卷，名曰《曾文正公全集》，傳於世。另著有《為學之道》、《五箴》等著作。
書法
曾國藩的書法
曾國藩在書法上的突出成就一直為他歷史上的重大影響所掩蓋。曾國藩對於書法理論的闡述見其《日記》、《家書》及一此文章中。他首先對當時阮元拋出的南北書派論有獨到的認識，他既贊成又提出批評，主張南北兼而有之。他對書法的本源，提出乾坤大源之說。從乾道——陽剛美——著力——雄奇——大氣，從坤道——陰柔美——不著力——淡遠——韻勝，形成了他一個系統的書法理論觀。曾國藩一生勤勉於書法創作，走過了一條由泛而專，由繼承古典到創新時尚的曲折探索道路。他留下了近130萬字的《日記》是中國古代罕見的一部巨型書法作品。他的楷書勁健剛拔，豎起了一面承唐繼宋明而剛柔相濟的正書旗幟。他的行書勁健遒俊而華美。他的小楷與小行書是整個清代的典範。他應是與同代包世臣、何紹基齊名的大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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