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哲學史家馮友蘭先生說，中國人最大的理想是追求“內聖外王”之道。“內聖”是追求自我道德的圓滿；“外王”是追求最宏大的權勢，成為普濟蒼生一統天下的君主。一內一外構成了中國人的理想人格。
通俗地說，理想人格就是一個社會中絕大多數人都想成為的那種人。你是個讀書人，你大概最想成為孔子——他創立了儒家學派，影響了中國人的文化性格；你是個商人，你大概最想成為陶朱公，他不僅官做得大生意做得大，還能帶著美女西施泛舟於五湖煙海之間；你要是喜歡軍事，你大概喜歡成為孫子那樣的人，運籌帷幄之間決勝千里之外以智止戈。但在佔據中國主流的儒家文化的影響下，數千年來中國人共同的理想人格就是聖人——既有平治天下的偉大事功，又有崇高的道德境界。
春秋戰國時期是中國思想史上的黃金時代，是諸子百家競相登上歷史舞臺的“軸心”時期。各主要學派都根據自己學說，推出了自己的聖人形象，用今天的話說，就是樹立典型供後人頂禮膜拜，這些聖人的身上，集中體現了各學派的最高理想。
儒家創始人孔子的理想境界是成為堯舜那樣的聖人。孔子在回答弟子子路如何成為一個君子的問題時，詳細闡述了聖人的標準。
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子路是個好學的好青年，他問孔子如何才能做個君子。孔子說：“修養自己，對人和事都要保持嚴肅恭敬的態度。”子路說：“這樣就夠了嗎？”孔子說：“修養自己，使周圍的人們安樂。”子路說：“這樣就夠了嗎？”孔子說：“修養自己，使所有百姓都安樂。修養自己使所有百姓都安樂，堯舜還怕難於做到呢？”
在孔子看來，做君子的起點是先修養好自己的身心道德，就像是遊戲中的打怪升級一樣，先修養好自己的道德，再一步步向聖人靠近。如果道德修養不好，那就成不了聖人，很有可能成為被社會拋棄的“剩人”。在修養道德的基礎上，更要心懷天下，為天下的百姓做貢獻，這樣才能做到像堯舜那樣的聖人。由此可見，孔子眼裡的聖人有兩條標準，一是具有極高的道德修為，二是有平治天下的偉大功績。但這個標準實在太高，把聖人變成了國寶熊貓那樣的稀缺資源。孔子就經常感嘆說，聖人我沒有看到，能看到君子就不錯了。可見，堯舜那樣的聖人，是孔子的最高理想人格。
道家學派表示不服氣。道家強烈反對儒家仁義禮智的價值觀，莊子就曾經“惡毒”地說，“聖人不死，大盜不止”，把儒家樹立的聖人說成是社會動亂的根源。提倡無為而治的道家，他們的聖人和堯舜完全不一樣。老子認為真正的聖人是無為而治與世無爭的，是冷眼觀世間而心靈寧靜，是別人開心他冷笑、別人悲傷他開心的遺世獨立的高士，是擁有高深的智慧，悟透生命之道退隱不爭而全身養性的智者。而莊子就更加玄乎了，他筆下的聖人是遊方之外，拋棄了一切倚待而逍遙於天地之間“獨與天地精神往來”的聖人、至人和神人，而他們“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墨家是個無條件犧牲自己成全天下的學派，他們崇尚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哪怕是摩禿頭頂、走壞腳跟也要兼愛天下。在他們眼裡，儒家聖人不夠博愛，道家聖人不負責任，法家聖人心狠手辣，他們理想的聖人是兼愛天下，從來沒有個人私慾，把身心和靈魂全部奉獻給天下的人。
法家說你們學些學派太天真了。法家認為人性是自私的，大車店老闆希望別人發財，不是他善良，而是希望人們來買他的車；棺材店老闆巴望著每天死人，不是他心懷，而是想多賣棺材。因此人性是自私自利趨利避害的。如果順著人性瘋狂生長而不嚴加管束人性的話，社會將會陷入極度混亂。因此人性需要嚴刑酷法約束，君主和臣子、百姓是互相算計的關係，君主既要心狠手辣又要心機深沉，用法術勢的配合和高超的權謀，才能一統天下。因此法家的聖人是那種能夠一統天下的霸主。
儒、道、墨、法等學派都樹立了自己的理想中的聖人，其目的就是塑造自己學派的理想人格，用現實或虛構中的聖人，為他們的思想代言，讓人們去學習和膜拜，從而推廣自己的思想。相對而言，儒家學派的聖人最具現實意義，因為人生而在世，誰也無法超越功利，你做不到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墨家聖人；也學不來清心寡慾清靜無為甚至是餐風飲露在天上飛來飛去的神仙，即使是列子那樣的人，也只能在天上飛15天，最後還得掉下來；你更無法做到視生命如草芥用嚴刑酷法高超權謀統一天下的霸主，哪怕是齊桓公這樣的霸主，最後也是被活活餓死。所以，儒家樹立的聖人更貼近我們的生活，他們畢竟是活生生的人，他們靠自己高尚的道德和偉大的功業，成為聖人。偉大的功業有時候可遇而不可求，但儒家認為追求道德是操之在己的，你想做就能做，至於偉大的事業，就要看你的努力和後天環境的配合了。前者叫“性”，後者叫“命”。雖然我們可能畢生都無法達到聖人的高度，但他們作為我們的榜樣，讓我們“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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