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垚，男，1932年6月生，山西文水人。著名歷史學家，北京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1952年進入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學習，1956年留校任教。1986年至1992年擔任歷史學系主任。2005年被聘為北京大學哲學社會科學資深教授。曾任北京大學學位委員會委員，學術委員會人文學部委員，中國世界中世紀史研究會副理事長，北京歷史學會副會長等職。兼任中國歷史學會理事，中國世界中世紀史研究會名譽理事長，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專家諮詢委員會委員。馬克垚長期從事歷史學系本科生基礎課世界中古史的教學，並講授世界中古史學史和史料學、西歐封建社會經濟史、中西封建社會比較研究等課程。曾出版《西歐封建經濟形態研究》、《英國封建社會研究》、《封建經濟政治概論》等專著，並主編《世界歷史·中古部分》、《中西封建社會比較研究》、《世界文明史》等著作。
《歷史教學》雜誌要我寫一篇文章, 談談培養研究生的經驗, 這叫命題作文, 但我感到實在寫不好這個題目, 心中不免惶恐。我教的是世界中古史, 在我國是一個小學科。直到改革開放之前, 我國搞外字號學科的, 包括外國經濟、外國政治、外國曆史、外國法律, 甚至外國文學的, 都因為長期閉關鎖國, 缺乏圖書資料, 去外國學習、和外國學者交流的機會很少, 所以十分落後, 和外國的差距較大。我是在這樣的環境下學習外國曆史的, 記得畢業後一進世界歷史教研室, 楊人楩先生就對我們說, 在中國, 你最多能搞點中西關係史。他老人家的話我一直銘記在心。不過當時是自己不能選擇專業, 只能硬著頭皮搞下去。自己本身就是半瓶子醋, 沒有多少水平, 後來奉命培養研究生, 更感到力不從心。我教研室 (世界古代史教研室, 包括上古史和中古史) 同仁起初招收碩士生時, 相約每三年招收一次, 這一班畢業後再招新的, 這一方面是因為學科冷僻, 畢業後工作不易對口, 另外也感到自己教學生的能力不強, 自己尚且昏昏, 何能使人昭昭。後來教學、科研都要計算工作量, 我一次也只招一個學生。這樣準備時間比較多一些, 還可以對付。
無論如何, 自己也招收過一些研究生, 他們也都合格畢業了。但檢討下來, 我的培養經驗不多, 教訓不少, 經驗與教訓有時也不易區分, 說出來請大家參考。
我認為, 要做研究生 (這裡就說博士研究生吧) 的老師, 不但要有學術方面的準備, 更要有思想準備。思想準備可分兩點, 第一是要破除九斤老太思想, 第二是要破除崇洋媚外思想。先說第一點。
中國有兩個傳統, 一個是尊敬老師, 尊師重道, 另一個是尊老敬老, 這兩個傳統我認為是很好的。但事物總有兩面性, 它也有副作用, 其顯著的副作用之一就是使人感到老人、老師都比年輕人有學問, 比年輕人強, “薑是老的辣”, “九斤老太, 一代不如一代”。在我國史學界, 就是形成了大師不可逾越的思想, 我們當學生時代的大師是三老, 郭老 (郭沫若) 、範老 (范文瀾) 、翦老 (翦伯贊) , 他們的著作、主張, 可以說都是對的。後來三老不行了, 出現了王國維、陳寅恪、胡適諸老, 這些老的氣勢, 比前面的三老可大多了。許多人可以說對之頂禮膜拜, 特別是陳寅恪, 紛紛爭著以當過其弟子為榮, 他有弟子, 還有再傳弟子, 三傳弟子, 鬧得不亦樂乎。我認為, 這些“老”都對中國歷史學的發展做出過貢獻, 或者可以說是很大的貢獻, 但都有個時代的限度。在他們所處的那個時代, 他們是領先者, 是先知先覺者;他們也都有其過人之處, 或記憶力驚人, 或理解力出眾, 但不能將之說得神乎其神。“江山代有才人出, 各領風騷數百年”, 領億萬年的才人是沒有的, 領數百年的才人也十分難能可貴。
關於崇洋媚外思想, 在我們搞外國史的人這裡也很突出。外國的大師就更多了, 什麼韋伯、皮朗、瓦勒斯坦、布羅代爾、麥克尼爾, 可以說數不勝數。這些人也是值得尊敬的, 他們確實也大都是開創一代新風, 在世界史壇上發生重大影響、形成某種學派的人物。我們應該向他們學習。但是也不能認為他們就是不能逾越的, 只能學習, 不能質疑, 不能批評的。他們的學說有其優長, 也有其不足之處。還有一個怪異之處的, 是我國對西方漢學家的態度。現在的漢學家以美國的居多, 他們的書被大量翻譯過來, 介紹者也都說他們是如何如何了不起, 甚至一些二三流的漢學家也被吹的很高。但是介紹者多, 對話者少, 我國的中國史學者並不, 或者很少和他們進行討論。外國的漢學家從自己的角度出發, 其研究成果可能會提出一些供我們參考的觀點, 當然也不能以為他們有多麼多麼偉大。可是翻譯過這麼多的書, 我們應該讀一下、評論一下吧。也許我孤陋寡聞, 見到的不多。使我奇怪的是, 彭慕蘭寫了《大分流》, 對中國歷史上的資本主義發展提出了問題, 和他討論的是同為漢學家的黃宗智 (當然他是華人) , 他們的討論文章登在我國的《歷史研究》上, 我國的史學家卻似乎沒有怎麼參加。
由於社會崇老敬老, 有些人自己當了老師以後, 會不自覺地受到影響, 覺得自己也就了不起, 或者因為歲數長了幾歲, 也發表了一些研究成果, 就飄飄然起來, 自以為也是大師了, 起碼也是“準大師”, 當然比學生強, 而且一代一代都不如我, 不但現在學生不如我, 將來他們也不能超過。我想, 就拿博士生說, 原則上他定然不如老師, 應該向老師學習, 但是不但他將來很可能超過你, 就是現在也許在某一點上就比你強。他集中精力, 三年、四年寫一篇論文, 他讀的書, 思考的問題, 可能你這個老師也還沒有讀過、思考過。在這一點上他就比你強。應該知道, 如果我們的學生都不如老師, 那一代一代地發展下去, 我們的學術勢必倒退, 如何還能進步呢。
我不敢說自己培養研究生的思想準備十分充分, 當老師的態度十分端正, 不過我可以說, 在培養學生時, 在和年輕人討論問題時, 我是努力批判九斤老太思想的。
我培養研究生時, 首先要給他們上課, 主要是兩門課, 一門是我自己研究的、熟悉的領域, “西歐封建經濟研究”, 這個課程內容比較寬泛, 包括西歐封建時代的各種政治、經濟結構, 以及其發展變化等, 這希望能對學生起一些引導作用。另外一門課是西歐中古史的史料學與史學史, 這是學生進入研究領域的基礎。史料學的介紹包括中古早期、中期和晚期的史料, 只能舉其熒熒大者;史學史課程我認為是十分重要的, 研究者必須掌握你所研究領域內, 前人做過什麼工作, 他們有什麼樣的看法、結論, 這些看法和結論是如何得來的, 有什麼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和有什麼不足之處。外國史學流派紛呈, 相互辯難、爭論者眾多, 要讓學生知道這些流派之所以產生的背景和原因, 要和當時的整個社會思潮變化結合起來考慮。學生掌握了這些相關知識, 就知道自己的研究應該從何處入手, 不會重複別人的工作, 也不會被別人的成果牽著鼻子走。但這門課很難講授, 許多史料我見都沒有見過, 也讀不懂, 只能根據別人寫的史料學, 綜合取其有用者加以利用。史學史同樣困難很大, 各種史學流派觀點錯綜複雜, 它們如何形成與演變有時實難弄清楚, 自己也沒有將各種重要流派著作都閱讀一過的能力, 所以依然是從人家的史學史著作入手, 選擇自己需要的, 從正反兩面綜合分析, 得出一些看法, 教給學生。這樣的課程講授可以說不怎麼合格, 但我可以充分自信地說, 我沒有以崇洋媚外的觀點講授這門課, 而是教給學生對大師們要有一個批判的態度, 不要叫他們嚇倒。
除了我自己上的課外, 我也鼓勵學生聽一些其他老師的課, 特別是中國史老師的專門課和外系老師的課。不過回想起來, 我這方面的引導做得不夠。我自己深知, 學歷史學, 不能侷限於歷史, 還必須有法律、經濟、政治、社會諸學科的基本知識修養。這樣才能有寬廣的學術視野, 對本學科的內容有深入瞭解, 知道研究的深度和廣度在哪裡, 也知道如何綜合運用各門社會科學之相互關係, 使我們的歷史學研究深入發展。
西歐由於歷史的原因, 其中古時期發達的學科是法學, 歷史學中諸制度史的論述, 如政治、經濟等, 無不滲透有法學的基本概念。法學講究定義明確, 概念準確, 在法庭上和別人辯難失敗, 就會輸了官司。所以西歐史中法學的影響很大, 沒有法學基本知識, 有時很難正確瞭解書中的內容。經濟學更是研究歷史應該有一定基礎的輔助學科, 不瞭解經濟基礎, 其他諸上層建築也不容易瞭解。西方經濟學學派眾多, 古典經濟學還比較容易一些, 後來的如什麼制度經濟學、邊際主義經濟學等, 需要有很多數學知識, 文科學生學習就更不容易。我上大學時, 是全盤蘇化, 教學計劃完全以當時蘇聯的樣板安排。各系的課程排得很滿, 基本沒有時間學習一點其他系的課程, 所以缺乏其他社會科學知識。後來進入封建社會史研究的領域時, 感到需要這些方面的知識而努力補課, 可是補課也不容易。法學的名詞、概念弄懂就不易。經濟學則我連初等數學都快忘記了, 高等數學也學不會, 所以這方面的補課也沒有補上多少。
我在課堂上, 倒是讓學生知道研究歷史懂得其他社會科學, 如法學、經濟學等的重要, 也簡單地介紹一些這方面的知識。可是沒有讓同學更自覺地向其他相關係的老師學習, 到那裡聽課、進修, 或者規定應該有一定學分等, 這是自己做得不夠的地方。
社會本來是一個整體, 將其分門別類進行研究, 有其好處, 但也帶來一些問題, 那就是難免機械地割裂其內容, 不能辯證地看問題。而且學科越發展, 就越發現和其他學科有關係, 例如歷史學中有經濟學的內容, 原來歷史學只注意其政治方面, 經濟的內容偶然出現, 也不引起大注意。經濟學發展了, 歷史中的經濟內容就需要深入研究, 歷史學就和經濟學結合緊密, 所以現在大力提倡跨學科研究。需要注意的是, 從文科說, 我認為, 跨學科不是說你將兩個學科放在一起, 成立一個什麼跨學科中心、研究所之類, 就算進行跨學科的研究了。人缺乏跨學科的知識, 這個學科還是跨不過去的, 並不能產生跨學科的研究成果。這就是我前面說的, 要讓學生掌握其他相關學科知識的必要性之所在。
我還有一個做得不夠之處, 就是沒有帶學生一起讀一些經典史料。我知道中國史的先生們有一門課, 就是和學生一起讀史料, 如取《史記》中某些篇, 讓他們仔細閱讀、分析, 一個字一個字地去摳, 這樣有助於學生的分析批判能力。由此學會提出問題, 解決問題的辦法。我也很想做這方面的嘗試。但是我自知此乃力所不逮, 就放棄了。比如, 有名的薩利克法典, 是法蘭克的基本史料。蘇聯學者對之做過十分專門的研究, 從它的版本考證起, 內容則一個字、詞, 都有那麼多的不同解釋, 必須瞭解這些不同解釋之由來, 然後與之商榷, 再做出自己的解釋。我只查到這一法典的部分英譯, 還有全部的俄譯, 如何可能從二手研究原始史料呢。
研究外國古代史, 必須學習外國的古代語言、文字, 如埃及學應該學習象形文字, 亞述學應該學習楔形文字, 西歐中古史則應該讀懂拉丁文。我讓學生向有關學者 (校外或系外) 學習拉丁文, 但時間不多, 他們也只能入門, 知其皮毛, 再靠自己努力加強、深入。學習外國曆史, 外語之重要, 是應該十分強調的, 但當時限於條件, 強調得不夠。現在我們教研室的外語教學條件可好多了, 專門開設古希臘語、拉丁語的教師, 就有好幾個, 可以開出不同程度的這些語言課。有關教師帶著學生讀原始經典史料, 已經成為正式的課程。這樣就十分利於培養學生的古代外語水平。我教研室彭小瑜教授, 還聯合其他系、所, 設立了“外國語言與外國曆史”專業, 從本科生開始, 讓學生加強外語學習, 然後讓他們直接攻讀研究生, 以利於中國的外國史人才培養。
培養研究生很重要的一條, 就是培養他的問題意識。教學要啟發式, 不要注入式, 這已經是老生常談了。我自己在上課中, 或者與學生的討論中, 還能夠注意向他們提出問題, 而不要老是自己回答問題。給本科生上課時, 我的口頭禪是“這個問題搞不清楚”, 將許多史學上的問題或者自己解決不了的問題, 擺給學生, 讓他們思考。所以多年後老學生返校時, 還和我開玩笑, 說起當年的“搞不清楚”先生。我自己寫的一篇論文, 《資本主義起源理論問題的檢討》, 有人說全部都是問題, 是對各種理論問題的分析與批評。我經常說起提出問題的重要性, 要學生學會提出問題;說提出正確的問題, 就是問題解決的一大半。如果根本沒有問題, 或者老是提出不正確的問題, 那就必須找出其發生的原因, 幫助學生糾正。中國古代學者說過, “一物不知, 以為深恥”, 精神是可嘉的。但是哪裡有無所不知的人呢。必須認識到任何人的知識都是有限的, 不要老是想充當問題回答者, 而是要充當問題提出者。
培養學生的問題意識, 第一步是給學生提供一個寬厚的學術環境, 讓他們自己思考, 自己發現問題, 解決問題。研究生應該自己給自己找尋研究的題目, 我不給學生出題目, 只給他們參考書目, 讓他們讀一些書, 自己定下題目, 再和我商量。學生要主動學習, 不要被動學習, 讓學生順著自己的興趣、志願發展。有一個學生, 他想寫的論文我認為有難度, 但他願意嘗試, 就讓他順著自己的思路嘗試一下, 後來他確實感到此路不通, 於是再做調整, 看似費了些時間, 但我認為卻使學生摸索出自己的治學經驗, 很有好處。還有一個學生, 要寫一個婦女問題的論文, 我對婦女史可以說沒有任何知識, 說我指導不了, 但學生願意堅持, 我就同意她做這個題目。我的指導只能從一般方法上去做。但學生很有毅力, 仍然能夠完成論文, 質量也不錯。
培養學生的問題意識, 有一個辦法就是讓學生以比較的方法觀察、思考問題。我沒有專門研究過什麼“比較史學”, 只是以樸素的、直觀的方法運用比較的方法。因為對於外國史, 我們固然是“他者”, 有情況不瞭解的缺點, 但是更有從“他者”的角度看問題的優點。我們思考的問題, 外國學者可能想不到。這也就是和漢學家看中國問題, 其角度和我們不一樣, 有其優點, 也有其缺點同樣的道理。比較當然可以是直接的, 例如我寫過《羅馬與漢代奴隸制比較研究》一文, 指出雙方的奴隸制各有特點, 但也有其驚人的相似之處, 這對破除歐洲特殊論還是有一定說服力的;但也可以做隱性的比較, 我的學生寫的論文, 大都是直接寫西歐的, 但是我希望他們能夠以中國的情況為參照系, 思考為什麼他們是這樣, 而中國不是這樣, 問題於是就出來了。我的比較方法, 被別人稱之為求同法, 因為我依然相信, 歷史的發展千差萬別, 各國家、民族的發展各具特點, 但其基本規律, 應該有其統一性。就是東方主義者主張東方要學習西方, 才能達到西方的水平和狀況, 那同樣是主張東、西方有其統一性的。“東方是東方, 西方是西方, 二者永遠不同”的看法, 現在大概沒有人再堅持了。
培養學生的問題意識, 還有個因材施教的問題。人的稟賦不同, 才能各異, 學習的方法也不盡相同。記得我在上大學時, 學期末必有考試, 考試時必然要記住老師教過的內容, 我們那時盛行背筆記的工作。我是將筆記看得很快, 必須看個七八遍才能記住。我的一個同學卻說, 只要給他足夠的時間, 讓他能看一遍筆記, 就絕對可以考得很好。簡單的一個記憶力, 兩人就有如此大的不同, 其他涉及理解、邏輯能力等, 那各人的差別可能就更大了。所以教師應該注意考查學生學習能力的短長, 發揮他的優點, 幫助他克服缺點, 就能使他較快地成長。我的兩個學生, 一個是外語很好, 所以讀過大量的書, 史料十分豐富, 但是歷史學思維比較差, 寫出的文章有點平鋪直敘, 缺乏深度;另外一個是讀書比較少, 但很善於思考, 可以提出許多問題, 並且根據簡單的史料就做出結論, 不過因為根據不夠, 也有論點難以成立的毛病。對前面的學生, 應該啟發他學會思考, 訓練提出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 後面的學生, 則要他勤奮讀書, 不要匆忙做結論。兩人都糾正了自己的缺點, 特別是前面的學生加強了自己的理論思考能力, 邏輯歸納能力, 在本學科的研究中做出許多成績。
現在流行的說法, 是中國學生不善於思考, 只會死記硬背, 所以我們培養不出大家;歐美的學校, 主要是指美國的學校, 學生學的如何活, 都善於獨立思考, 培養出了好些人才, 得過多少諾貝爾獎等等。現在我們的教育, 學習美國蔚然成風, 一提就是斯坦福如何, 哈佛如何如何, 唯洋人標準是從。我沒有研究過教育, 更沒有在國外長期學習過, 但我根據自己的教學經驗, 可以提點不同意見。歐美的高等學校有長處, 我們應該吸取, 不過不要忘記, 必須適合中國的國情, 生搬硬套一定行不通。現在是什麼小班課、導師制、自由轉系;對教師則有什麼tenure-track (非升即走) , 更有某某名校教師提職稱, 必須外國同行投票通過。我還沒有聽說美國的教師, 退而言之, 美國的漢學家提職稱, 要中國同行投票的事。難道這是國際化嗎?
我們當學生的時代, 確實有順口溜, “上課記筆記, 下課對筆記 (互相對筆記, 怕記錯) , 考試背筆記, 考完丟筆記”。那時教學手段落後, 許多課缺乏教科書、參考書, 只能老師講、學生聽。但那時也絕不是完全要求學生死記硬背的。現在教學手段已大為改觀, 教師上課各有妙招, 啟發學生思考、討論。一般說來, 他們都會讓學生學會主動學習的方法, 介紹他們以學科前沿知識, 讓學生研讀原始史料, 學會從史料中發現問題, 並且以中國情況為參照系, 考慮問題。所以培養的學生獨立研究能力都很強, 怎麼說不如人家呢。
說中國沒有培養出諾貝爾獎得主, 許多人已經說過不要迷信諾貝爾, 何況我們現在也有了諾貝爾獎得主。大家知道, 新中國成立後, 我們研究出的牛胰島素, 也是應該得諾貝爾獎的, 不過因為政治原因沒有得。說我們大學培養不出大師, 也不對。我認為, 起碼我們自己培養出兩個大師, 一個就是陳景潤, 一個就是王選。他們沒有留過洋, 沒有師從過什麼外國的諾貝爾獎得主。再進一步說, 我認為, 大學是培養不出大師的, 只能培養中師, 甚至小師。成為大師有許多條件, 是要大學畢業後自己努力爭取、奮鬥得來的。有的大師不需要大學培養, 愛因斯坦, 沒有人說他畢業的大學如何, 他卻是大師, 大約無人敢反對。人的才智很是不同, 確實有人自學就能成為大師, 有的培養半天也成不了大師。我不是“天才教育論”者, 我只是說不要迷信外國。不宜妄自尊大, 也不宜妄自菲薄。願與觀點相同諸君共勉。
培養學生還有一個應該注意的地方, 就是注意發揮集體的力量。你是導師, 當然你應該主要負責培養學生, 可是一個人的知識總是不如幾個人的多, 所以發揮集體教學力量也是重要的。例如我教學生時教研室有開題論證的環節, 學生將自己的論文題目、主要內容、史料情況等, 向教研室同仁做報告, 大家與之共同討論, 這樣不僅導師幫助學生考慮, 許多老師一起幫助他考慮, 論文可以進一步寫好。這是一個很好的環節。其他的環節還有中期考試, 預答辯等, 都應該好好利用, 使之發揮作用。
以上就是我的一些培養研究生的體驗。拉雜談來, 不成系統。使我欣慰的是, 我這個導師不怎麼樣, 既不是嚴師, 更不是名師, 但我的學生卻十分優秀, 他們早已超過我。他們大部分仍然從事中古史的教學、研究工作, 現在大都掌握兩三門現代外語, 一兩門古代語言, 能深入史料, 分析研究, 寫出文章, 出席各種相關國際會議, 與外國同行相互討論、辯論。他們完全達到和國外同行相對等的水平, 在國際史壇上嶄露頭角。當然還應該爭取超過他們, 提出我們自己的理論體系, 建立我們自己的學派, 這是我們下一步的奮鬥目標。我所以寫此短文的目的, 也就是將這一情況介紹給大家, 用實際例子批駁九斤老太思想。
本文轉載自《歷史教學》（下半月刊）2017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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