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以前读初中，有一篇课文，叫《观巴黎油画记》。
作者为晚清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薛福成。
薛福成出使西欧，有幸参观巴黎油画院，当看到法国名画《普法交战图》时，有感于法国人不忘国耻、奋发图强；故作该文谴责当时腐败的大清帝国屡战屡败、屈服于列强的软弱无能，呼唤同胞要吸取教训，思国耻、雪国恨。
毫无疑问，薛福成是一个极具进步思想的有识之士。
而在薛福成的《庸庵全集》里，收录有一位晚清疆臣的两首海外诗作。
现在读来，让人耸然动容，百味杂陈。
其一云：
镇海楼头月色寒，将星翻作客星单。
纵云一范军中有，怎奈诸君壁上观。
向戍何心求免死，苏卿无恙劝加餐。
任他日把丹青绘，恨态愁容下笔难。
其二云：
零丁洋泊叹无家，雁札犹传节度衙。
海外难寻高士粟，斗边远泛使臣槎。
心惊跃虎笳声急，望断慈乌日影斜。
惟有春光依旧返，隔墙红遍木棉花。
镇海楼，又名望海楼，为明朝洪武十三年永嘉侯朱亮祖所建，高踞于广州越秀山上，俨然雄镇海疆，故称。
“将星翻作客星单”，意指将星落难，成了阶下囚。
“一范”即北宋心忧天下的名臣范仲淹。
“壁上观”语出自《史记.项羽本纪》，巨鹿之战中，项羽一军独战，其余盟军，都龟缩在营盘壁垒中袖手旁观。
向戎是宋国的大夫，曾置生死于度外，亲自劝说晋、楚、齐等十三国聚集在宋国首都开会，努力谋求和平。此举，使列国间十多年无战事。
苏卿，不用多说了，指的就是苏武；有零丁洋之叹的人，自然是南宋文天祥；高士之粟，则是指商朝末年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兄弟俩。
显然，诗人是以苏武、文天祥、伯夷、叔齐等人自况。
实际上，苏武、文天祥、伯夷、叔齐等人的壮烈事迹，该诗人也完全做到了。
但由于对手和“自己人”双方的共同丑化，他并未得到与苏武、文天祥、伯夷、叔齐等人相同的赞誉，反而成为了一个荒诞、古怪、滑稽、愚蠢的漫画式人物，成为了历史笑柄。
对手要将之丑化，这没有什么奇怪的。
“自己人”却也要将之丑化，这就匪夷所思了。
这里说的对手，是指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英军侵略者；“自己人”，即是大清帝国以咸丰帝为代表的清统治阶层。
说到这里，估计很多读者已经猜出来了，写上面两首诗的人，就是后世教科书中称为“六不总督”的叶名琛。
“六不总督”的称号，先出于薛福成《书汉阳叶相广州之变》中所写：“时人读其诗，未尝不哀其志，而憾其玩敌误国之咎也。因为之语曰：‘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盖反言以嘲之云。”《清史稿》又复录于列传一百八十一中，云：“粤人憾其误国，为之语曰：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疆臣抱负；古之所无，今之罕有”。
这么写，明显是讥笑叶名琛身为两广总督，在英军侵略广州时，即不战，又不和；既不守，又不死，既不降，又不走，是个十足昏庸颟顸的小人物。
但是，英国人对这个“小人物”极其重视，称呼他是“中国宰相”，大清“第二号人物”。
叶名琛被俘后，先是关押在停泊在香港的英舰“无畏号”上，据《香港纪事报》载：“总督自始至终也保持了一种凝然的气节。军舰上所有军官很尊敬他。偶然有人上舰，都向叶脱帽致意，他也欠身脱帽还礼。”
英国人最后把叶名琛押往印度的加尔各答进行囚禁。
在英国人的心中，叶名琛俨然就是东方的拿破仑。
话说，英军在1814年首次俘获了拿破仑之后，将之关押在地中海的厄尔巴岛上。结果，拿破仑成功脱逃，重新兴风作浪，搅得天翻地覆。于是，1815年，英军再次捉到了拿破仑，吸取了教训，将之关押在了遥远的大西洋中的一个荒芜人迹的小岛——圣赫勒那岛，这才消除了大患。
基于以上教训，英军不敢把叶名琛囚禁在中国，以及离中国大陆较近的新加坡或者东南亚的某处殖民地。
当时，额尔金在写给葛罗的信中就明确指出：“不少人……对我谈及一个不能掉以轻心的问题……他们都说，叶留在广州会使人心不稳，给重新回复秩序和信心带来困难。”“显然，把他送到海峡殖民地去是不行的，因为这些地区大多数居民都是中国人。”
英国人有这样的顾虑是正常的。
但当时的中国现状是很反常。
在英国人看来，无论是大清政府还是大清民众，都会急切着要拯救这位大清“第二号人物”。
但是，大清政府和大清民众是站在彼此的对立面上的。
不说自大清立国以来一直与之搞对抗的天地会、白莲教，也不说波澜壮阔的太平天国及北方的捻军起义，单说叶名琛在就任两广总督的十年时间里，广东境内的起义就层出不穷。
叶名琛作为大清政府的疆臣，为食君之禄，作忠君之事，对待农民起义军，心狠手辣，毫不留情。
太平军北上后，广州境内出现过“洪兵”举义，广州局势几乎失控。
叶名琛呕心沥血、精心布局，曾以一万五千之众对抗二十万的“洪兵”，勉力支撑南天半壁。
这种情况下，他不得不大批量的杀俘、杀降，以震慑民心。
广州刑场上，经常是“无首之尸，纵横遍地”，“地上之土吸血既饱，皆作赭色”。
从民众的角度上看，叶名琛是一个屠夫、刽子手。
所以，民众对叶名琛是冷漠，对清政府是反感的。
其实，在英法联军进攻广州之时，就有众多小贩摇船前往联军军舰旁出售水果给舰上士兵。
而在1860年的第三次大沽口战役中，香港和广东还有两千五百人应召参加了英法联军的苦力运输队伍……
民众的态度就算了。
最让人寒心的是清朝统治者的表现。
咸丰帝得知叶名琛被俘，不仅没有任何营救想法，反而担心叶名琛会成为英法联军要挟大清国的筹码，飞快地罢免了叶名琛的一切职务，声称“叶名琛业经革职，无足轻重。使该夷无可要挟，自知留之无益。”
就这样，叶名琛成了一只惨遭主人抛弃的破鞋。
如果说，叶名琛为人有什么可笑之处，就是可笑他还不知道清朝主子对他是这样薄情寡义，一门心思地要为大清国尽忠。
在踏上开往加尔各答的军舰前，叶名琛决意效仿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命仆人从家中备足了干粮。
叶名琛之所以在一开始不肯自杀，是以为自己将会被押到英国，那么，他就要留下一条命，向英国君主阐明大中华的和平意愿，并借机去反问英国君主。
他说：“我之所以不死而来者，当时闻夷人欲送我到英国。闻其国王素称明理，意欲得见该国王，当面理论，既经和好，何以无端起衅？究竟孰是孰非？以冀折服其心，而存国家体制。”
但是，叶名琛最终到达的是加尔各答。
在岛上，叶名琛将自己被软禁的地方称为“镇海楼”，每天关注时事新闻，按时作息，清早即要人给他读报。
到后来，得知晋见英国君王无望，不由得恨恨地说：“原欲始终其事，不意日望一日，总不能到他国，淹留此处，要生何为？所带粮食既完，何颜食外国之物！”
他于二月二十九日开始绝食，至三月初七日戌时气绝。
死前无一言语及家事及自身，只说“辜负天恩，死不瞑目”。
已在广州建立了傀儡政府的英国人认为：“叶名琛无疑是英勇、果断的人，广州人一定为有这么一个父母官而骄傲”，为了殖民广州，“必须把叶名琛的名声搞臭”。
于是，英法联军不遗余力地对叶名琛进行诬蔑，把他丑化成一个固步自封兼夜郎自大的昏庸小人。
咸丰皇帝也乐得甩锅，把战争失败的责任推给了叶名琛，讥他是“不战、不和、不守、不走、不降、不死”的“六不”总督。
澳大利亚学者黄宇和利用现存在英国国家档案馆的两广公私档案，结合相关文献，写下了《两广总督叶名琛》一书，对叶名琛的内政外交作了翔实而又条理分明的研讨。他认为叶名琛是有所作为的地方官员，他在对英关系上没有玩忽职守，反而是试图抵抗入侵、恢复和平。他的污名来自于咸丰因为战争失败的情绪宣泄，以及英国人出于他强硬外交的讥讽。
黄宇和专门对“六不”作了逐条回应：“不战”，其实是无兵可战，正规军正在讨伐洪兵，非正规兵由于无薪可支，多数已经解散；“不和”属实；“不守”，有守过，尽力过；“不死”，他最终自杀死了；“不降”属是实；“不走”，是不能走。
想想看，英法联军攻入京师，咸丰帝派出了清帝国最精锐之师——蒙古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率领的、拱卫京师的蒙满八旗军队，其结果，先败于张家湾之役，后败于八里桥。八里桥之战，该师死伤殆尽。
可见，叶名琛是无兵可战，就算有兵，也免不了僧格林沁惨败的下场。
僧格林沁惨败，京师之门洞开。
咸丰帝是“不和、不守、不降、不死”，三十六计，走为上，一路狂奔，鼠窜到热河避暑山庄避祸去了。
咸丰帝是可以走，叶名琛是不可以走的。
根据大清律令，守疆大臣，弃地而走，还不得诛灭九族？！
其实，叶名琛尸首被送运回国时，已有人秉持公道写过一副这样的对联：
公道在人心，虽然十载深思，难禁流涕；
灵魂归海外，想见一腔孤愤，化作洪涛。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在《剑桥中国晚清史》里这样评论叶名琛，“后来人们用一副联语来嘲弄他在这次危机中表现的死顽固态度：‘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可是，鉴于他有他的政绩，这却不是持平之论。”
黄宇和的评论直接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的叶名琛比起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的林则徐，没有丝毫逊色之处，在史籍中应当得到相等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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