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至今，造反可谓是最严重的罪行之一了，统治者们绝不会容忍动摇自己统治根基的情况出现，因此为了防患于未然，造反者往往会被处以极刑。古人们发明了五花八门的刑罚手段，最残酷的那些往往会用在造反者身上，场面越血腥受刑者死状越惨，刑罚的震慑效果也就越明显。然而凡事都有例外，在这方面，以残暴著称的俄国沙皇就做得非常“窝囊”。
提起沙俄，尤其是在沙皇统治末期，出于对沙皇残酷剥削的不满，国内反对呼声日益高涨，反抗者更是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后来建立起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的那伙人里，列宁、捷尔任斯基等大佬，都是其中的佼佼者，也是享受“流刑”的常客。客观地讲，虽然动机是好的，但对于沙皇来说，这些人可是实打实的“造反者”，然而沙俄判处的刑罚却非常轻，除了“流刑”还是“流刑”。
所谓“流刑”就是流放，即将犯人驱逐到远离俄国政治经济中心的偏远地带，或是任由犯人自生自灭，或是强迫犯人从事劳动，以示惩罚。很显然，“流刑”对于颠覆政权这种行为来说肯定是判轻了，其实一开始，沙俄对这造反者的处罚还是很重的。早在1591年，第一任沙皇伊凡四世的儿子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猝死，王后认为是大臣造反，便煽动百姓掀起暴乱，结果遭到权臣戈杜诺夫的残酷镇压。最终有200多人死于暴乱，60多户被处以流刑。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打断德米特里臣子的“精神脊梁”以永绝后患，其住所乌格里奇城的精神象征——教堂内的一口大钟被锯掉双耳，和居民一同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这一荒谬处罚便是历史上著名的“铜钟流放”。沙俄对造反者的残酷惩罚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期，1907年，在彼得·阿尔卡季耶维奇·斯托雷平的主持下，沙俄展开“六三政变”，解散国家杜马，残酷绞杀民主革命。讽刺的是，就是这样一位权臣，却同时使200多万户农民成为富农，极大地活跃了俄国经济，甚至被后来的俄罗斯人推选为历史上最为大的俄国人。
其实，沙俄末期的改革，很大程度上是沙皇政权向不同政见者妥协的结果；从伟大的彼得一世以来，沙俄就有逐渐减少死刑的征兆，而到了斯托雷平时期，最大限度地减除死刑更是被更多地提及，因此，沙皇认为惩治“造反者”们最好的手段仍然是流放。不过，最初设立流刑时，俄国刚刚征服西伯利亚，统治者们发现这儿寒冷贫瘠，很难生存，便把大量罪犯扔到这儿让他们自生自灭。巅峰时期，每年都有超过5000人惨遭流放。
不过，长年累月的流放使得西伯利亚地区积累下来一定的人口基数，截至19世纪末，西伯利亚人口已超过40万人，约占当时沙俄总人口的0.7%，加上那里资源充足，并且随着交通等基础建设的完善，等到列宁带头闹革命那会儿，西伯利亚流放已经没有传说中的那么残酷了；相反，沙俄政权的妥协和一些客观条件的发展，反而出现了大量荒唐有趣的事情。
首先，进入20世纪之后，统治者们还认为一旦被扔进西伯利亚，受刑者仍会像16世纪那样一去不复返。实际上，当时的交通条件已经相当不错了，加上政府并没有设立专门的监管制度，因此，不少流刑犯人一到达服刑地，立马自己想办法跑了。因此，直到1903年后，沙皇才恍然大悟，设立了专门的监督机构。
这还不算啥，作为被流放的“常客”，列宁同志的遭遇才算有趣。1897年，圣彼得堡法庭判处列宁到西伯利亚流放3年，临刑前，列宁的老母亲向当局提出自己儿子的身体不太好，况且陆上的衣服和食物都没着落，因此要去推迟执行一个星期，以便让列宁“睡得更香，吃得更好”。当局居然批准了这一系列要求，更雷人的是，列宁母亲随后又致信西伯利亚总督，要求将儿子的流放地点选在叶尼辛省南部，因为那边气候比较温和，有利于身体健康；总督在考虑后也批准了这一要求，甚至还友情赞助了2周的“缓刑期”。
这还不算完，根据规定，流刑犯人每月可享受8卢布的津贴，这是啥概念呢？按照卢布在当时的购买力，1卢布最少可以买二三十斤面包，列宁在寄给母亲的信中都忍不住吐槽：在西伯利亚闲得慌，隔三差五就要吃一顿牛羊肉，简直是吃到想吐；吃饱了撑得没事干，就跟其他革命者凑在一起晒晒太阳钓钓鱼顺便聊聊天，探讨一下怎样更有效地推翻沙皇的残酷统治。后来列宁还把妻子也接到西伯利亚，两人吃穿无忧，生活安逸，这在当时的俄国已经是相当难得了。这哪儿是服刑？简直像是在度假。
纵观沙俄末期那段历史，被沙皇处死的革命者实在不多，就连直接去刺杀沙皇的列宁亲哥亚历山大，也是正儿八经地审判了好久，在人证物证充分后被判处绞刑。对于触碰到底线的革命者仍然坚持用“流刑”作为最高刑罚，沙俄政权的忍耐力也实在是令人钦佩。1918年7月16日深夜，当尼古拉二世一家被契卡堵在地下室里，面对枪口的他看着眼前的人，不知这位末代沙皇会不会感觉自己在处理这件事的手段上太过“窝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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