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连闪
我是萨沙，我来回答。
很简单，他不符合美国大学的要求。
在美国，任何行业都有自己的游戏规则，也会有不断的考核。
以美军招收新兵为例，想要进入部队，就必须进行一个考试。然后，根据分数的高地，给你区分具体的岗位。以海军为例，核动力舱的维修士兵分数最高，炊事兵、理发兵分数最低。
同时，和美军签订4年合同以后，定期就有严格的考核，无论男女老幼都必须参加，上到五星上将，下到普通大兵。如果考核不及格，就是降级甚至赶出军队，一切应该享受的退伍福利也就没了。
这种制度，让美军大兵时刻保持一定的斗志和水平。
军队如此，大学当然也是这样。
对于大学教授来说，有最低程度的三项要求：论文数量、出版数量、学生对老师的评价或者选修课的数量。
但黄仁宇写书是不错，学术方面就差了，教课更是不行。
从提交博士论文《明代的漕运》以后，黄仁宇常年没有什么高质量论文出版。
就出版来说，必须是学术性著作，而不是小说或者通俗著作，所以黄仁宇出的书都不算。
更倒霉的是，黄仁宇讲课能力不强，学生上课感觉枯燥乏味，对他评价不高。
于是，根据美国大学的考核标准，黄仁宇就被取消了纽约州立大学纽普兹分校（三流大学）终身教授的职务。
美国不是中国，不会开个后门，送个礼就有办法，人家管你是谁，考核不达标就完蛋。
最后送一个小故事，给大家乐一乐。
金庸原本被剑桥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但是他想要申请攻读一个真正的博士学位。校方告诉他不用了，因为荣誉博士排名在一般教授和院士之上，地位比校长还要高，不需要如此大费周章读博士。但是金庸不同意，还是坚持攻读一个博士学位。既然如此，校方就组成了一个委员会，由二十多位教授审核他的论文题目。
金庸最初打算从匈奴问题入手，因为中国学者认为在汉朝时，卫青、霍去病跟匈奴打仗，匈奴兵败，就远走欧洲。但西方学者不同意这种说法，他们认为匈奴实在东亚、西亚和中亚独立发展出来的一个民族。二十多位教授当中有一位正是这方面的专家。他用匈牙利语发言，金庸只好说自己不懂匈牙利语。教授说这些资料已经翻译成法文和英文了：“如果你去匈牙利，我可以推荐你。你可以念三年匈牙利文再来研究这个问题。”金庸说自己因为年龄问题，恐怕有心无力，只好放弃这个题目。
金庸又想到写一篇有关大理怎样成为一个国家的论文，读过《天龙八部》的人估计都有这种印象，觉得金庸是这方面的专家，而且他还是大理的荣誉市民，他觉得西方学者对大理方面的研究应该了解不多。但是二十多位教授听完金庸报题后，其中一位叽里咕噜说了很多话。
金庸又说听不懂，教授说自己讲的是藏文：“本来南诏立国是靠西藏的力量来扶持的，所以大理等于是西藏的附属国。后来唐朝的势力扩张过去，才归附唐朝。大理跟西藏的关系是很深的。”金庸既然不能用藏文来查阅资料，只好打消研究大理国的念头。
选来选去，金庸的博士论文选定了写安禄山造反，导师选定的是研究唐史的专家麦大维——貌似这个题目不用再去学一门语言才算完事。他论文的基本论点是中国的皇位从来不讲传统，按照传统讲皇帝的皇位应该传给嫡长子的，实际上是哪个有兵权，哪个会打仗，就传给哪个。说白了就是枪杆子里出政权，谁兵权在手，就是谁能做皇帝。麦大维赞同他的基本论点，说你这个意见可以写，尽量找点历史根据。外国论文好像跟中国论文没有关系的，不像中国大学这样糊弄了事，他们写论文，一定要有历史根据，不能主观臆断，需要钻故纸堆，阅读整理大量的文献资料，寻找论据。所以金庸的论文写的很辛苦，闭门写了两年多时间才完成。
李怀宇访问金庸，问了这个问题：“大家都觉得奇怪，你已经过了八十岁，为什么还要到剑桥大学去读书？”金庸回答：“因为剑桥大学有学问的人多，教授虽然只研究一种学问，但是一门功课很复杂的问题他都了解。”写小说只是玩玩，想要做学问，问题就很多了。
萨沙
由一本书的畅销所引发的思考
《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在中国可算是家喻户晓了，对于不少中国人来说，这本书“卡夫卡式”的梦幻笔法，既让他们读来颇感轻松惬意，也满足了他们对明代历史的好奇心。
（《万历十五年》稳居当当网历史类畅销书榜首）
而伴随着这本书的畅销，本书的作者——黄仁宇也走进了人们的视线当中。
俗话说，每一个人光鲜亮丽的背后，总有一些不为人知的隐情。黄公也没能例外，因为就在《万历十五年》这部书于1976年问世的前夕，黄公被他所任教的纽约大学分校辞退了。
而更让他感到苦恼的是，当他试图询问原因时，对方含糊其辞的加以回绝。那么黄公为什么会被美国大学辞退呢？
有人认为，这是因为当时的美国受到了“石油危机”的影响，国内经济不景气，所以才要进行裁员。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可是笔者认为，黄公之所以会遭遇教育生涯的“滑铁卢”，与他个人也有很大的关系。而通过其回忆录《黄河青山》与葛兆光等大师的解读，我们逐渐找到了答案。
（葛兆光先生）
考核不过关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美国大学，对任教教师多采取一种较严格的考核制度，在这项考核制度中，既有对教师的科研成果作出一定硬性要求的内容（例如在一定时间内要发表几篇论文，写几本书等），也有定期调查学生对教师的评价来作出黜用抉择的相关规定，而黄公毫无例外中招了。
因为，自经余英时先生等指点撰成博士论文《明代的漕运》后，黄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未发表过有影响力的学术研究成果，而黄也隐约感到了这样一种危险。但命运似乎又为他打开了一扇门，机会来了。
事情的转机发生在他与费正清的相识之后，当他结识了中国史研究学者费正清教授后，经过一段时期的交往，费决定帮助黄。于是，在费等人的帮助下，他们为黄争取到了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资金支持，但他必须拿出相应的“东西”来。
黄自然积极准备，他用两年半的时间仔细阅读了《明实录》，并作成了关于明代财政研究的书稿。但是，他有关明代财政的研究并未得到费的认可，这件事也最终不了了之。这些书稿未能及时结集出版，而高校考核的大网也趁势收紧了。
（黄公晚年照）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黄为书稿找不到出版社而焦虑时，学生们又“造起了黄公的反”。黄所执教的大学中，学生们不仅对中国史课程内容兴味索然，还难以理解其晦涩的“大历史”等理论和分析方法。
笔者认为，这或许与他的语言表达能力有限有关，但它们的确使黄的处境更加艰难了。这场风波没过多久，黄便遭遇了失业的挫折。所以，学术成果未达标与学生抵制的共同作用，无疑是黄被辞退的一大重要原因。
跟费正清等没搞好关系？
葛兆光先生在阅读《黄河青山》的过程中，认为黄之所以被辞退，与他和费正清等存在极大的学术分歧有关。
（“中国通”费正清先生）
黄认为，在与费等共事过程中，他发现其分析问题多喜采用“显微镜式”的研究视角，而缺乏“宏观的眼光”。但黄认为，自己的研究方法，则在二者之间找到了极好的平衡。黄既关注上层政治体制的运转，也重视底层社会与上层的互动。黄期望用“数目字”来管理社会，以避免过多的资源被浪费。这些观点或多或少都与费等产生了一定的冲突，而费对黄有关明代财政研究的一系列观点的反对便是这种分歧最好的反映。
（这些曾被费等冷落的书稿，后汇集成了《16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一书。
于是，这种学术上的分歧逐渐波及到了生活，双方关系出现了降温，而这种降温也影响到了其上司对黄的考核，所以在葛兆光先生看来，这也是一间接之作用力。
黄“说了毛主席的好话”
韩毓海教授在他的大作《五百年来谁著史》中曾提及，黄公遭遇解职之辱是因为他“说了毛主席的好话”。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的确，黄在《我相信中国的前途》等书中曾多次阐明自己对当下中国进步与开放的信心。
（韩著《五百年来谁著史》一书书影）
而在黄的其它一些研究或随笔中，也不乏有他对于中共组织动员机制的赞叹。可是，笔者认为，黄对中共的认识等，本身还是其“大历史观”研究方法的一种应用，这种研究方法的运用与其支持不支持中共的政策无关。换句话说，“说毛主席的好话”这一问题，说到底还是一个学术上的分歧，所以韩这一观点还需具体看待（但不管怎么说，韩的观点毕竟丰富了我们对于黄被解职这一事的认识，韩的研究也对我们进一步了解黄的治学特点意义极大）。
参考文献：黄仁宇《黄河青山》 三联书店 2013年6月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 三联书店 2006年6月
葛兆光《黄河依旧绕青山》——《本无畛域—书评七篇》 海豚出版社 2010年11月
韩毓海《五百年来谁著史》 九州出版社 2011年11月
历史研习社
美国大学有句话，叫：“不出版就出局”或“不发表就发霉”。黄仁宇先生就对这句话有很深的感受，他就是因为这个受到了“奇耻大辱”，那就是被大学解聘。
据黄仁宇在自己的回忆录《黄河青山》中的回忆：后来爆得大名的《万历十五年》一书1979年12月才被耶鲁大学出版社接受，此时他已被任教的纽约州纽普兹州立大学解聘半年多了。
这是为什么？是黄仁宇的学术水平不行吗？不，这是因为距黄仁宇1974年底在美国麻省剑桥出版《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已经5年多了，期间他一直没出书。按照美国大学的FTE(Full Time Equivalent) 考核来说，这是严重的不合格。此前黄仁宇出版过博士论文《明代的漕运》，但那些偏门的学术论文发行量极少，据黄自己说，他的《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一书只卖了850本，哪像在中国一卖就几万本的成绩。
这5年中，黄仁宇不是没写书，他还是很勤奋的。他写了一本《中国并不神秘》的著作，渴望能在出版后吸引那些对中国感兴趣的学生，充当教科书；可是，他失望了，他找了好几家出版社，都没人出版。他把书稿寄给中国学权威费正清，希望费正清能写篇序，促进此书的出版。可是，费正清说，“我比较希望你请杜艾特·柏金斯写序”，等于变相拒绝了给他写序。
1976年，黄仁宇着手写作《万历十五年》一书，他自认写出了新意，可是在出版时又遇到了麻烦：商业出版社觉得这适合大学出版社出版，大学出版社又觉得这内容应该由商业出版社推出。所以，直到1978年6月份他被解聘时，这本书仍未出版。
在20世纪70年代，中美冷战导致中国历史还不是热门学科，美国大学生们选修了黄仁宇的课程，但去上课的寥寥，黄仁宇不得不挨个给学生写信，劝他们要么别选修，要么人按时来。当时的大学生正是自由主义思想盛行，谁听他的呀。
那么，恶果来了。一，黄仁宇已经5年没出版过著作；二，黄的课程很少有人选修。按照纽约州纽普兹州立大学的FTE考核规则，得分很低，所以黄仁宇被解聘。
黄仁宇通过黄苗子把《万历十五年》推荐给中华书局。经过审查和润色，《万历十五年》中文本于1982年5月在中华书局出版，初版就印了27500册，很快就销售一空，轰动了海峡两岸。黄仁宇的思路和文风，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学术书籍写作风格，可谓功不可没。
迷楼
看到这个问题，突然想到现代几位文人、学者在美英的学习、工作生活。
上世纪二十年代，以庚子赔款从清华赴美的闻一多，毕业典礼时，一般都是男女学生并列去领毕业证，可是却没有一个白人女性愿意携手中国留学生。梁实秋在美国遭遇车祸，尽管并非责任方，依然被判付170美金的罚款。
老舍也是这一时期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讲师，饱受歧视。《二马》应是锥心之论。
这些尚未成名的受此待遇也就罢了。六七十年代，张爱玲在美国两所高校短期任职，一是1967年在赖氏女子学院翻译《海上花列传》，很快职位不保；一是在柏克莱加州中国研究中心，一年期满遭解雇，生活再度陷入困顿。她的失业和黄仁宇其实有很大相似处，都比较闲云野鹤，都触及冷战期间中美禁忌，都没有与上司处理好关系，性格都偏怪异加清高自许、目下无尘。
胡适晚期在美国也是穷困潦倒，懊悔当年没有储蓄的习惯，终日以茶叶蛋为主食。后来连图书馆馆长的职务也没有保住，他还维持着自己一贯的绅士风度，将工作事无巨细地交接给后来者。张爱玲在回忆胡适先生晚年的文章时，也是流露出对他苍凉运命的惺惺相惜。
纵观黄仁宇被解雇一事，兹以为和以下几点相关：
首先，它是中美关系的阴晴表。黄仁宇以《万历十五年》闻名，其意义在于影响了国内人文学者的研究。他开启的研究范式缘于个人的历史经历及后来的美国深造。在《黄河青山》这部个人回忆录中可知，黄仁宇是中央大学的学生，参加了中国远征军。中国远征军是世界二战中的一个格局，启动于1942年，中美英三方联动，那也是中美关系的蜜月期。飞虎队、史迪威，这些都是熟悉的历史名词。西南联大也有很大一批学子作为翻译官加入远征军。它可以抵扣学分，而且美方还为参加远征军的中国大学生提供求学深造的便利。但是，随着政治局势的变动，《别了，司徒雷登》，留在域外的华人境况非常不佳。
其次，与黄仁宇的个人研究领域有关。作为人文学者尤其是历史学者，它很难像工科一样保持中立，而需要阐述个人立场。在冷战思维下，美国各个基金会有着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稍不谨慎，即会触雷。作为冷门学科，研究基金本来有限，处理各种纠杂的关系也非常不易。
知识分子个人的原因。目前国内也有不少流走的学者，体制内的问题古今中外皆然。黄仁宇个性有很大的问题，虽然在国外受教多年，其实思维模式还是脱不掉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色。至于所谓没有通过高校的各种考评，没有专著之类的，个人认为对一个教授而言，都只是借口。国外教授本身就是终身教职了，如不出意外（性侵、剽窃之类）。
又是乌鸦的杂酱面
最近的一些文章，又开始炒作黄仁宇被解聘事件。我这里先辟几个谣，然后再说明下背后的真实原因。
辟谣
1. 有人说黄仁宇是从纽约州立大学退休，英文维基就这样讲，不少媒体也采信了。
其实，维基是为尊者讳的说法，毕竟黄仁宇自己觉得这样的事情很不光彩。但其实他自己说得很清楚：“不是届龄退休，也不是提前领到养老金而退休，而是被纽约州纽普兹州立大学(State University College of NewPaltz，NewYork)所解聘。”
2. 有人说黄仁宇是因为考核没有通过，发表数量不够，教学情况也不理想。
这也是以讹传讹的说法，主要是对美国教授制度不了解。当时，黄仁宇当时已经是终身教职了。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是正教授，到1979年春季为止，已在纽约州立大学连续任教十年，一般称为‘终身’教职。”获得终身教职的教员，正常情况下就是铁饭碗了。随便做什么研究，教什么课。其中的理想，就是为了让资深地教授，可以心无旁骛地追求自己的研究。当然，如果发生了重大学术违纪，学校还是可以开除的——当然黄仁宇也不是这种情况。
3. 还有人说，黄仁宇是因为得不到费正清的支持，所以才被解雇。
这就更是乱讲了。费正清一个哈佛的教授，怎么就管到纽约州立了。黄仁宇的学校虽然不咋地，相当于国内二三本吧，但再怎么样也是一个独立运行的大学。而且，黄仁宇在历史系供职，他是历史系唯一东亚方向的教员；决定解雇他的人和东亚研究没有任何瓜葛——事实上，他们也看不上东亚研究的教授。总之，费正清能量再大，和黄仁宇的解雇没有直接关系。
那么，为什么黄仁宇遭到解聘呢？
黄仁宇自己讲了，就是大学缩编了，美国史、欧洲史以外的人都不要了：
“我被解聘时，是纽普兹唯一教授中国历史和日本历史的老师。和我同期被资遣的还包括教拉丁美洲历史、俄罗斯历史、中东历史的教师。而教非洲历史、印度历史，还有一位教日本历史的资浅教师，则在1976年被解聘。留在纽普兹校园的，是十三位全职的历史系教师，全都教美国史、加拿大史及西欧历史。”
也就是说，这个大学决定，不是北美、西欧历史的教员，统统不要了。黄仁宇自然被裁员了。
这时黄仁宇已经62岁了，再找工作，再申请研究经费本来就比较困难了。这个时候，他发表数量不够，和费正清等大佬之间的分歧，使得他很难再谋到一份教职。
在野武將
其实黄仁宇之所以会被美国的大学辞退，主要还是与他自己的生平作为有关。我们不妨从黄仁宇的生平说起。
黄仁宇1918年出生于长沙。18岁以前，黄仁宇都是在家乡度过，后来，他就读于长沙很有名的一所中学。1936年，十八岁的黄仁宇考进天津南开大学工程系读书。
第二年，也就是1937年，爆发了卢沟桥事变，日本军队开始全面侵略中国。面对亡国灭种的危险，黄仁宇没有继续读他的工程系，而是决定去中央军校读书，成为一名军人，保家卫国。1943年，黄仁宇加入了著名的中国远征军，开始在云南同日本军队作战。但不幸的是，他在缅甸的一次战役中身负重伤。年轻时候的黄仁宇，本来打算成为一名职业军人，发誓想做中国的拿破仑。可是，因为这次负伤，黄仁宇只好离开军队。
心灰意冷的他决定去美国继续读书深造。1964年，也就是黄仁宇46岁的时候，他在美国密歇根大学获得了历史学博士学位。博士毕业之后，黄仁宇开始在美国大学里教书。不过，因为黄仁宇早年当过军人，上过战场，这些经历让黄仁宇意识到，作为历史学者，他的职责不能仅仅是给学生上课，还要注重历史对现实的影响。所以，黄仁宇花费大量的时间，用一般美国老百姓都能看得懂的写作方式，为报纸写专栏文章，还四处到各地方为大众进行演讲。这些经历，锻炼了黄仁宇的文字写作的能力，所以，他晚年才能写出《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这样有份量的作品。
可是，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黄仁宇花费大量精力写专栏文章，就不可能有很多时间去做历史研究。因为长期没有出版自己的研究著作，1979年夏天，黄仁宇被美国纽约州立大学解聘。已经61岁的黄仁宇瞬间失去了生活的来源，也让黄仁宇在美国学术界抬不起头来，被人歧视。
为了赢回尊严，黄仁宇加快了《万历十五年》作品的写作，而且，他下决心要让自己的作品既有思想，也可以吸引人读下去。1980年，《万历十五年》正式出版，出版之后立即在美国成为畅销书。后来被翻译引进中国，人们甚至把黄仁宇和写《还珠格格》的台湾作家琼瑶相提并论，称他是“历史界的琼瑶”，可见他的书流传之广。
我们设想一下，假如黄仁宇在61岁的时候，没有被美国大学解聘，可能他的《万历十五年》还要拖延很多年才能出版。黄仁宇的经历告诉我们，人的一生很长，我们不能在乎一时的得失，只要一个人愿意朝着一个方向努力，不放弃自己的目标，总有一天，他能有所成就，赢得大家的尊敬。我想这也是黄仁宇坎坷的一生，可以给我们带来的启示。
兮兮说事儿
我第一次听说这本书是在《人名的名义》中，也就是汉东的政法委书记高育良多次提到过这本书，而高育良的小老婆高小琴的妹妹高小凤正是利用这本书把高育良给攻破的，那么这本书究竟有什么地方值用呢，而写出了这么好的一本书的作者黄仁宇又是因为什么被美国的大学辞退了呢？
这本书在外界的评价一直很高，而且这本书知道的人也很多，自然他的价值就不用多说了，可以说是史书的经典制作。那么能过写出一部好书的自然也是一个有内涵的人，而学校里面肯定是只要有才就会要你的，但是，这是在中国，美国就有些不一样。
美国对于大学有严格的要求，拿到学位证都是需要刻苦努力才能拿到的，不是混完四年随便抄个论文就可以拿到毕业证，既然学生都是这样严肃，而大学的老师更加是约法三章。第一就是论文，第二是出版书籍，第三授课水平。
论文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对于一个已经可以出书的人来说，主要的是第二点不达标，这里要求不是出一本普普通通的书，必须是那种具有学术针对性的巨作，他所写的基本上都不符合。然后就是授课了，授课对于美国的教育来说很重要，要求也是很高的，如果不能把自己所学教给学生，而学生学不到东西，自然就没有任何继续下去的意义，而黄仁宇在这方面就做的很差，所以没有办法，最后被辞退了。
除了上面说的原因之外，还有一种说法是当时的美国大学不需要黄仁宇了，不是歧视，而是因为美国当时因为很多问题缩编了，除了美国历史，欧洲历史之外的都不需要了，而黄仁宇既不是美国历史，也不是欧洲历史的，自然就被辞退了。
一个看历史的小矮人
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中高育良特别推崇的《万历十五年》又一次火了起来，作为《万历十五年》的作者黄仁宇却曾被纽约州纽普兹州立大学解雇。
有人说是当时美国遭到了“石油危机”，但是为什么不解雇别人，要解雇黄仁宇？据黄仁宇的回忆，自己是正教授，已在纽约州立大学连续任教十年，一般称为“终身”教职。著作曾在多个国家发表还受邀到名校演讲，还有获得了很多权威单位的研究经费。所以就算要解雇裁员也轮不到自己。
在黄仁宇的一片文章中他这样写到。
我被解聘了。这是侮辱，也是羞耻。这个事实会永远削弱我的尊严
还有
无论我到哪里，似乎都贴着不名誉的标签，我被迫采取守势，但又没有反驳的机会。
从这些只言片语中我们或许可以猜测出某些东西。黄仁宇虽是美国国籍，但是是黄种人的事实无法改变，他是大学里唯一一位教中国历史跟日本历史的老师。而且在他的学术中曾有过毛主席的赞扬，还有就是与“中国通”费正清在学术上有些分歧。
不得不说这次辞退对黄仁宇造成很大的影响
磬桑
《万历十五年》是一本非常有名的著作，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曾经认真读过，黄仁宇也是一位非常有名的中国明史方面的专家学者。
黄仁宇出生于1918年，今年是他100岁诞辰，他是湖南长沙人，18岁考上了当时很有名的天津南开大学。曾经做过10年国民党的下级军官，后来投入到学术研究中。1964年，黄仁宇在密歇根大学获得历史学学位，导师是余英时。黄仁宇是一个平民化的史学家，继承了大史学家钱穆的行文特点。主要著作除了《万历十五年》外，还有《中国大历史》、《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等。
博士毕业后，黄仁宇曾经在南伊利诺伊大学任教，1968年到1980年曾经任纽约州立大学NewPaltz分校教授。纽约州立大学NewPaltz分校在美国并不是非常出名，是个三流大学，但是却把大名鼎鼎的黄仁宇给解雇了。
在黄仁宇的回忆录中曾经写到这样的细节，1979年在美国普林斯顿参加《剑桥中国史》撰写计划制定的黄仁宇受到了纽约州立大学NewPaltz分校考夫曼博士名的信件，信件上说黄仁宇的教职将于1980年8月31日终止。而之所以要辞退黄仁宇，原因是由于人事缩编所致。根据后来的记述，黄仁宇被辞退的原因第一是因为他不够受到学生的欢迎，选修他课程的学生不多，另外他当时出版的著作不够。说到底，黄仁宇在美国高校的考核制度下并不合格。
当时的黄仁宇已经到了花甲之年，他还要抚养11岁的儿子，当时黄仁宇陷入了困境，虽然他找同事，找学校，找工会，甚至找过失业救济处，上上下下官僚化的语言淹没了他，结果是不可更改的，他被自己曾经称赞的美国理性主义的高效体制所抛弃了。
科坛春秋精选
换个角度看这问题。黄的万历这本书第一次看满有兴趣的，自己干的久了就觉得有点欠妥。
他的思路如果在美国这种本来人类学为主导的环境下并不具有太大新颖性，也就是在国内，和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研究方法差异较大的环境中有吸引力。
黄的方法如果在史料文档更丰富得多的清代末期到中国大陆台湾近现代史研究中可能可以更好的发挥，因为各种史料的充足，应该能够做到相互应证，或者可以从不同来源数据有出入的地方入手挖出新的研究方向来。但这种方法对资料要求多，对于年代较远史料留存不够的明代，从学术上可能只足够提出证据有限的结论。手段工具还不成熟的情况下啃上过硬的骨头。
在美国大学教学，必然要接受学生的挑战质疑，即便是教本科生；从他的文字中有点怀疑对此能否接受并从容应付呢？接下来的就是面对更苛刻的同行质疑了，如果个别同行质疑，可能是有私人矛盾，如果多数人质疑甚至连本科生博士研究生都在质疑却没得到言之有物的回击，那么教授这个职业是不合适他。
最后，他应该可以写成更好的《明朝那些事儿》啦，说不定是入错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