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学者和中国学者各有其对阿拉伯文学史理解的视界。将两种视界融合在一起，从中国文化立场出发，将源语的阿拉伯文学转换到中国文化语境中，并进行中国文化主体性的转化，这不仅是一种文化移入过程中的跨文化、跨语言改写，也是一种跨文化重构活动，而编撰“中国的阿拉伯文学史”则是最重要的重构形式。重构就意味着权力制控，如勒菲弗尔所说：“所有的重构，无论其本意如何，总是反映出某种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并通过对文学的制控，使其在特定的社会中以特定的方式发挥作用。”中国对阿拉伯文学史的重构不仅是在权力话语制控下的选择、评价和重组，而且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以不同的话语形式呈现。
从现在掌握的资料来看，中国古籍上最早提到阿拉伯文学的是《通典·大食传》，也就是说中国人至少在公元九世纪初就开始关注阿拉伯文学了。若从明末清初中国学者摘译伊斯兰典籍《古兰经》算起，中国对阿拉伯文学的译介已有三百多年历史。1927年郑振铎的《文学大纲》是国内最早较为系统地介绍和评析阿拉伯文学史的著作。我国把阿拉伯文学史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展开全面系统和较为详尽的分析研究，从1927年至今已出版了有九部独立成册的阿拉伯文学史(包括翻译和中国学者撰写)，或通史或断代史或国别文学史或国别专论史。在亚非文学或东方文学或世界文学名目下出现的阿拉伯文学则有几十种之多，具备了相当的基础和可观的成果。
鉴于此，本文按翻译的阿拉伯文学史、作为世界文学或亚非或东方文学史一部分的区域文学史、独立成册的民族文学史和特殊文学史四种类型来评述和总结中国的阿拉伯文学史类书籍所具有的特点。
一、意识形态操控下的阿拉伯文学史翻译
古代阿拉伯人对文学的研究只局限于收集作家和诗人传记，后受西方学者的影响和启发，才将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进行考察，但并不是按年代或流派对阿拉伯文学进行分类。真正将阿拉伯文学纳入文学史的范畴，表述其产生、发展、演化过程，并将其行进轨迹划分为若干阶段进行研究的方法出现在近代，始于欧洲研究阿拉伯文学的东方学者。因此，中国对阿拉伯文学史的介绍，必须参照外国学者的相关著作。
自“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中国知识界把译介外国著作当作张望异域世界的窗口和思想启蒙的载体，服务于民族救亡的“政治”意识，大量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也包括国外学者的文学史类著作，这其中有译自日本、美国、英国和苏联学者撰写的世界文学史。1929年，上海昆仑书店出版了日本学者木村毅著、朱应会译《世界文学大纲》，在其上编第二章“东洋各国的文学”下单列第五节阿剌伯，篇幅只有三页约千余字，谈到《一千零一夜》和《古兰经》。这是在诸多翻译文学史类著作中首次谈到阿拉伯文学的。
新中国成立后，在世界“冷战”格局的话语背景和充满政治意识形态对峙氛围的国际语境中，中国将外国文学的译介纳入到捍卫、巩固和建设新兴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以及支持、扩大和团结全球反帝反殖民族独立运动的框架下，“由于主要取决于政治意识形态与民族国家话语，以至于认同、择取外国文学，变成了一种有计划的政治行为，文学话语被遮蔽。”因而苏联文学受推崇，亚非拉文学受重视。
1958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外国文学教研组编的《外国文学参考资料·东方部分》。这是我国出版的第一部有关东方文学的专门书籍，收集了建国后直到1958年我国报刊、书籍上发表的有关东方文学的零散资料，其中翻译类文章居多，总体上零碎而不系统，按每一个东方国家的文学发展编选。该书分九篇，第六篇为“阿拉伯文学”，收十六篇文章和论文。这十六篇文章串联起来便是一部有关阿拉伯文学从古代到1958年的文学简史，既有阿拉伯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又有国别文学和作家及作品分析。虽对阿拉伯古代文学没有分期，但现当代部分按史的脉络进行叙述，较为清晰，政治因素考量较多，重要作家及作品都有提及或论述。其中有关阿拉伯文学的大部分资料转译自俄文，只有少数几篇译自阿拉伯文。尽管当时我国对阿拉伯文学的了解并非来自第一手资料，文章表现出很强的“苏联化”倾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又是评价一切文学作品的基本准绳，但还是反映出我国对阿拉伯文坛动态的关注。
1980年，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非洲现代文学》(上)，由苏联的尼基福罗娃著、刘宗次和赵陵生翻译。该书是在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主持下集体编写的，分上下两册。上册论述北非和西亚文学，下册论述东非和南非文学，研究非洲近代及现代(自19世纪下半叶起，到1970年止)的文学发展。该书涉及阿尔及利亚文学、摩洛哥文学、突尼斯文学、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文学和苏丹文学，都是国内首次介绍，具有国别文学断代史的性质，资料较新。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文学环境开始出现另外一些变化，外国文学翻译作品的自主权增加，政治意识形态的操控变弱。中国知识分子在经历封闭期后，急切地想了解世界各国文学，也包括阿拉伯文学，开始选择在阿拉伯世界具有一定知名度和影响力的文学史类书籍翻译。
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英国学者汉密尔顿·阿·基布著、陆孝修和姚俊德译的《阿拉伯文学简史》，作者是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历任伦敦大学、牛津大学阿拉伯语教授，著有《阿拉伯文学简史》和《阿拉伯现代文学史》等。他的《阿拉伯文学简史》初版于1926年，1936年经作者增补后再版。伊拉克教育部认为该书有助于了解阿拉伯文学的概况，1969年将其译成阿拉伯文。该书着重评述了阿拉伯半岛伊斯兰教产生之前的所谓“蒙昧时期”直到18世纪拿破仑入侵埃及之前的一千多年间的阿拉伯文学史，可以说是一部阿拉伯古代文学史。
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还出版了李振中翻译的埃及学者邵武基·戴伊夫的《阿拉伯埃及近代文学史》。作者是开罗大学阿拉伯文学史教授，在阿拉伯世界享有较高威望，是研究阿拉伯文学史的权威之一，撰写过诸如《伍麦叶王朝诗歌的发展与革新》《近代阿拉伯诗歌的研究》《阿拉伯文学史》等多部论述阿拉伯文学的著作。《阿拉伯埃及近代文学史》初版于1957年、再版于1961年，在时间上正好承接了阿·基布的《阿拉伯文学简史》的内容，论述了18世纪末至20世纪前半期的埃及近现代文学。此书虽然只涉及埃及的近现代文学，但由于埃及是近代阿拉伯文学的中心，因此此书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阿拉伯近代文学的重点。
进入90年代之后，由于世界范围的文化多元化、中国文学环境的宽松化，出版社渐入市场机制的运行模式，意识形态的政治功能开始向艺术审美功能转变，外国文学翻译回到了它的本质功能上，即成为了满足人民审美需要的手段和加强中外文化交流的媒介。
随着我国对外国文学和阿拉伯文学教学的发展，迫切需要一部较为系统、完整的阿拉伯文学史。199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郅溥浩翻译的《阿拉伯文学史》，作者是黎巴嫩著名的文史学家汉纳·法胡里。他长期从事教学工作，著述丰硕，重要的有《阿拉伯文学史》《阿拉伯哲学史》《阿拉伯文学的创新》(六卷)等。这部文学史自20世纪50年代初出版以来，深受读者喜爱，在阿拉伯世界影响很大，不仅多次再版，而且被译成其它文字，是同类阿拉伯文学史中的佼佼者。这部48万字的中译本是阿拉伯文学史著作中篇幅最长、资料最详实的。该译本一经推出，便成为高校阿拉伯语专业的教材或课外必读书，频繁地被阿拉伯文学研究者引用，更是编著各种阿拉伯文学类著作的主要依据。
1993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袁义芬和王文虎译、周顺贤校的埃及学者艾哈迈德·海卡尔的《埃及小说和戏剧文学》，这是我国翻译出版的第二部埃及文学史。原作50年代初出版，作者是开罗大学文学院院长、阿拉伯文学教授、著名的埃及文学史家。《埃及小说与戏剧文学》是一部国别文学断代史，也是一部专论小说和戏剧两种文学样式的专门文学史。该书中文版为22万字，论述了埃及自1919年起义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约二十年间埃及小说和戏剧的发展历程，“精心援引了一些作品的若干章节，使读者能直接同作品接触，了解和欣赏各类优秀作品的语言风格和艺术特点。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可以当作埃及现代文学作品选来阅读。”这部文学史所采用的写作方法基本上是教科书式的，较符合我国读者阅读文学史的习惯。
上述翻译过来的阿拉伯文学史为中国后来的阿拉伯文学文学史教材的编写打开了思路，提供了最初的参照。
二、中国外国文学史观之下的阿拉伯文学史书写
中国学者编写的阿拉伯文学史一开始并不是以独立的身份出现，而是作为世界文学或外国文学的一部分而被书写的，并经历了从被遮蔽的边缘逐渐走向独立存在的过程，这与中国外国文学史的观念之变相关联。这里只重点介绍阿语界学者参与撰写的阿拉伯文学史部分，因为文学史的论述需要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近代以降，英国的坚船利炮不仅敲开了中国的门户，也瓦解了国人自居“天朝中心”的观念。痛定思痛后，中国重新调整了在世界格局中的自我定位。鉴于此，中国的外国文学史观便是在世界文学的名义下，按纵向的历时性，把众多的国别文学予以平行组合，中国文学也是其中的组成部分。
1927年郑振铎的《文学大纲》(商务印书馆)便体现了这一观念。世界文学是各国国别文学的总汇，作者在第二册第十六章以“中世纪的印度与阿剌伯”为题，不仅论述了阿拉伯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和成就，还简要勾画出伊斯兰教产生前、伍麦叶时期、阿拔斯时期乃至13世纪蒙古人入侵后阿拉伯古代文学的概貌和特点。这是中国最早系统论述阿拉伯古代文学发展过程的著作，具有开创意义。此外，阿拉伯文学部分和印度文学并列，显示出阿拉伯文学在世界文学体系下的渺小。郑振铎所写阿拉伯文学部分主要编译、转述英语学者的观点，缺少编撰者自身对所论及的阿拉伯文学作品的直接阅读和基于这种阅读的作品分析，体现出中国阿拉伯文学史编写草创期的特点。
“新中国虽然与亚非拉一些国家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着差异，但在反对帝国主义以争取民族独立和维护国家主权上，在‘冷战’语境中争取民族话语权上，彼此间的愿望与目的是一致的。”因此中国的外国文学史观过分强调亚非文学的重要性，把世界文学分为欧美文学和亚非文学两大独立版块，等量齐观，而阿拉伯文学作为亚非洲文学的一部分被收录其中。
1983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朱维之等主编的《外国文学简编》(亚非部分)，与其欧美部分并列为姊妹篇，其中的亚非部分涉及到阿拉伯文学。该书采取历史断代的编写方法，将亚非文学分为古代、中古、近代和现代(一般写至20世纪50年代)等四编。中古阿拉伯文学历史分期清楚，“近代阿拉伯文学”和“现代阿拉伯文学”部分只谈及埃及近现代文学，介绍了巴鲁迪、邵基和塔哈·侯赛因三位埃及诗人和作家。中国阿语界学者开始参与执笔并融合了阿拉伯学者的视界，显露出中国阿拉伯文学史编撰者的创见，为此后的阿拉伯文学史编写提供了必要的准备和铺垫。
20世纪90年代，随着东方文学学科的设立，学科教材已有固定的编写模式，外国文学史观在“东西”二分法的框架下，以国别或地区为线索，分别介绍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阿拉伯文学又作为具有打破“西方文学”中心论而与之抗衡的东方文学的重要部分来介绍，这阶段的成果最为丰富，直到现在还在继续。
1994年，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高慧勤主编的《东方现代文学史》(上、下卷)，共120万字，是我国第一部东方文学断代文学史。其中的阿拉伯部分，题名为“阿拉伯各国现代文学”，包括绪论和13章，约20万字，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东方文学研究室的伊宏和李琛研究员执笔。他们是中国阿拉伯语文学研究领域的专家，所写的阿拉伯各国现代文学部分不仅占有丰富的第一手资料，还将史、论、评有机结合在一起，极具学术个性。作者首先在绪论中给出了阿拉伯现代文学的分期时间，给人以鲜明的历史流动感，对阿拉伯现代文学流派的介绍和分析，侧重于脉络上的把握、艺术特征上的剖析及重点作家作品的评介。阿拉伯现代文学作为东西方文化交流与冲突的产物首次以如此丰富的内容出现，这在阿拉伯断代——现代文学史的撰写上具有开拓意义。
1995年，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季羡林主编的《东方文学史》，共128万字，其中的阿拉伯部分约20万字。这是我国学者仲跻昆先生首次独立完成、直接参考阿拉伯原文资料、带有中国特色的阿拉伯文学史。该书的阿拉伯文学史部分也是同类外国文学史教材中最具权威性、字数最多、内容最丰富、材料最翔实、知识点最准确的。该书将阿拉伯现代文学按地理上的区域进行综合评述和国别详述，阿拉伯各国文学集中在西亚和非洲部分，阿拉伯世界共22个国家基本都涉及到，特别对在阿拉伯文学史中发挥引领作用的国别文学做了重点介绍，当然也没有忽视对其他阿拉伯国家文学的介绍，只是篇幅短小些。也门文学、约旦文学、巴基斯坦文学、利比亚文学、阿拉伯海湾国家文学等国别或区域文学都是在国内首次被介绍和评价的，大大丰富了现代阿拉伯文学史的内容。其中涉及到非洲马格里布地区文学的部分，将其阿拉伯语文学和法语文学分开叙述，以突显该地区对阿拉伯文学的传承和创新。
较长一段时间以来，我国把世界文学称为外国文学，把世界文学史称为外国文学史，似已约定俗成。2004年，译林出版社和凤凰出版社出版了吴元迈主编的《20世纪外国文学史》(共五卷)，其中的阿拉伯文学部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方文学所的郅溥浩研究员撰写，约8万字。阿拉伯文学只是从属于东方文学的内容，五节相加便成了“阿拉伯现当代文学概述”。作者选择了阿拉伯近代文学的发源地黎巴嫩文学和埃及文学来论述，采用一叶知秋的典型特例写法。然而此书只是将一个世纪的世界文学汇聚到一起，又将这个世纪分为五个时期，每一卷讲述一个时期的文学，每卷涉及到的阿拉伯文学本来就很少，且又被拆分到各个分册里，文学历史发展的连贯性被割裂了，无法满足读者对阿拉伯现当代文学的整体认知。
上述著作构成了阿拉伯文学史作为外国文学史的一部分而编撰的主要成果。阿拉伯文学被置于世界文学、区域文学和东方文学中加以考察，虽有多角度观照的态势，怎奈树木不丰。随着阿拉伯语专业在多所高等院校陆续开设，撰写独立成册的阿拉伯文学史已迫在眉睫。
1993年海南出版社出版了伊宏的《阿拉伯文学简史》，属于“世界文学评介丛书”，11万余字。这是国内学者撰写的第一本独立成册的阿拉伯文学史，介绍了阿拉伯文学从产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16个世纪里走过的道路和取得的成就。该书以时间为脉络，古代部分按历史分，近现代按体裁分。
1998年，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我国学者蔡伟良和周顺贤撰写的《阿拉伯文学史》，这是该社“外国文学史丛书”中的一册，全书35万字。在某种程度上，该书是我国学者自己撰写的第一部阿拉伯文学通史，填补了我国阿拉伯文学研究的一个空白。作者以1798年为界，把阿拉伯文学划分为阿拉伯古代文学和阿拉伯现代文学。古代阿拉伯文学为一个整体，而现代阿拉伯文学却由二十多个国家的国别文学构成，因而下卷的阿拉伯现代文学是按国别来写的。该书“从中国学者的角度客观评价阿拉伯文学的历史功勋”，是阿拉伯文学爱好者和研究者的一本较为重要的参考书。
2004年，昆仑出版社出版了仲跻昆的《阿拉伯现代文学史》，这是我国出版的第一部独立成册的阿拉伯现代文学断代史，共计48万余字。该书是一部有深度、有特色的权威性阿拉伯断代文学史，凝聚了作者多年心血，积极汲取的新的学术成果，富有前瞻性，为丰富和繁荣我国的阿拉伯文学史研究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2007年，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薛庆国撰写的《阿拉伯文学大花园》，属“世界文学大花园”系列(共十三册)，编排体例上图文并茂。作为系列之一的《阿拉伯文学大花园》内容包括作者评述、选文和图片三部分，在叙说中搭配图文资料，包括多种体裁、多种形式的作品译文93篇，作家、作品图片250幅。该书打破常见的单纯以作品来呈现的文选式的编法，让作家、作品和图片三者相互映衬，互为印证，能使读者对阿拉伯文学发展的基本面貌有个较为立体的了解。
2010年，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和译林出版社出版了仲跻昆的《阿拉伯文学通史》(上、下册)，100万字。该书具有“内容广泛，鲜活，时间跨度大”的特点，从阿拉伯文学初创直到21世纪的今天，这是中国和阿拉伯世界范围内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阿拉伯文学通史。该书编排体例清晰，注意点面结合。上卷为阿拉伯古代文学，循着历史的脉络分期;下卷为阿拉伯现代文学，先按地区再按国别进行详细介绍。特别是对阿拉伯文坛新动向和研究热点都有所涉及，如世纪之交阿拉伯作家协会评选出的20世纪最佳阿拉伯中长篇小说105部，当选作家多为20世纪60年代登上文坛的新人，作者对其作家作品都有论述，这在中国乃至阿拉伯世界都是绝无仅有的。通史将所选阿拉伯文学作品连缀为一个体系，构成一张阿拉伯文学历史的导航图，提供了对阿拉伯文学知识谱系的深度认识，是一部对阿拉伯文学研究具有指导意义的学术著作。
独立成册的阿拉伯文学史的编撰与出版，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中国阿拉伯文学的研究水平，特别是阿拉伯文学通史的出版，更从一个特定侧面促进了阿拉伯文学研究的深入。
三
、跨文化重构下的主体性加强跨文化重构是一种在中国学者积极介入下的再创造活动，在对阿拉伯文学作品的理解和阐释上，带着很强的主体意识和本土意识，具有鲜明而独特的话语形态，因为“所谓的文学准则——无可非议的民族文学传统，必须认作是在某一时期，因某种原因，而为某些人所形成的一种结构。说一部分文学作品或一种文学传统的价值在其自身，而不考虑任何人对它说些什么或将说些什么，纯属无稽之谈”。中国话语机制下的主体性加强体现在不同时期中国学者所编写阿拉伯文学史的叙述模式上，包括阿语界学者撰写的阿拉伯文学史和有特色的非阿语界学者撰写的阿拉伯文学史。
《一千零一夜》被誉为世界民间文史学上“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高尔基语)，但阿拉伯人对它的评价并不高，因为有许多舶来的故事和淫秽描写，更难进入阿拉伯文学史家的视野。1927年郑振铎的《文学大纲》首次将阿拉伯民间文学《一千零一夜》和《安塔拉传奇》纳入阿拉伯文学史的叙述中，可谓空谷足音，对此后中国阿拉伯文学史的书写有一定的示范作用。1993年，伊宏的《阿拉伯文学简史》首次将《古兰经》和纪伯伦列单节专门介绍，开创我国学者把《古兰经》当作经典文学和把纪伯伦作为重要作家进行专门介绍的先例。1994年，王向远的《东方文学史通论》涉及到阿拉伯文学，虽内容不多，面不够宽，且使用第二手资料，但在“独创的、严密而又具有开放性的体系下”，作者“把文学现象看成是一种文化现象，把民族文学看成是民族精神的载体”。例如在“贵族化的文学时代”和“世俗化的文学时代”的标题下分别选取“阿拉伯古典诗歌”和“阿拉伯市井文学——《一千零一夜》”来代表阿拉伯民族的“雅”与“俗”两种文学现象进行重点阐释，新意迭出、见解独到。1994年，海峡文艺出版社的《东方现代文学史》中的阿拉伯部分，对阿拉伯旅美派代表作家纪伯伦的分析紧紧围绕其作品《先知》中塑造的一个东方智者形象展开，虽受到了尼采“超人”哲学的影响，但他的智者形象凝聚着东方的神性。1998年蔡伟良和周顺贤的《阿拉伯文学史》“注重阿拉伯文学(现代部分)与欧美文学、俄苏文学的相互影响与联系”，这是本部阿拉伯文学史最大的特色，但没有深入展开，只是点到而止。2007年薛庆国的《阿拉伯文学大花园》极富创造性地将世界文化名人爱德华·赛义德写入阿拉伯文学史中，因为这位学术大师的血统是阿拉伯巴勒斯坦的，因为他对阿拉伯文学一直予以极大关注并作过精深的研究，因为他的立场、情感乃至学术趋向都与阿拉伯、伊斯兰有着不解之缘，因为他某种程度上是阿拉伯文化在西方的代言人，因为他的理论影响了西方，也影响了阿拉伯伊斯兰的东方。
上面所谈的阿拉伯文学史多是按照历史年代的顺序对阿拉伯文学历史上的作家和他们的某些作品作了一番梳理和评析，可还有一些文学类研究专著虽未以“文学史”命名，却或多或少担当起文学史的角色，以某一个视点为突破口，或纵向或横向地架构起文学发展、演进的历史，既有对特定时代文学特征的综述，又有对所遴选的经典作品的个案分析，还洋溢着作者独到的文学史观。这类著作也可宽泛地纳入“文学史”的视野进行考察。
随着21世纪帷幕的拉开，中国的阿拉伯文学史编撰也从起步迎来了成熟、突破和多元化，这是在继承和发扬之前的阿拉伯文学史研究的基础上起飞的。
2000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李琛的《阿拉伯现代文学与神秘主义》，26万余字。这是一部研究阿拉伯神秘主义的专著，填补了我国阿拉伯文学研究领域的一项空白，其学术价值和开拓意义不言而喻。从另一个意义来说，这也是一部独具特色的阿拉伯现代文学史，因为“从神秘主义的角度，深入分析了阿拉伯现代文学与宗教的关系，可以说是一部角度新颖、立意深刻的阿拉伯现代文学史专著。……它的出版表明了我国阿拉伯文学和阿拉伯文学史研究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2007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林丰民的《文化转型中的阿拉伯现代文学》是一部具有时代气息的阿拉伯现代文学史的专著。它在内容编排、书写方式等方面都反映出21世纪的动向和趋势，同时也回应了21世纪研究者对阿拉伯文学研究的关注和需求。首先，把文化研究的视角作为一个灵魂性的线索贯穿全文，在此观照下审视阿拉伯现代文学的现代化进程、现当代文学中的问题和代表作家和诗人的个案研究。其次，打破文学研究的惯性视域，引入“非文学性”的路径和视野，增加其开放性和伸展性。文化研究的视角为作者提供了更多的主动权，可以将阿拉伯现当代文学中最敏感的一些热点、焦点问题，诸如东西方文化问题的文学表述、全球化语境中的机遇与挑战、恐怖主义和极端思想对文学的压力等做重点探讨，“而并非抱残守缺、完全用传统的老套路、老观点、老方法去分析、研究”。
在跨文化重构的观照下，中国的阿拉伯文学史经历了从翻译外国学者的著作到作为外国文学的一部分撰写，再到独立成册出版和特殊文学史书写等四个阶段，其撰写目的也从单纯的文学教材发展到摆脱固定思维模式的学科编写，再提升到为进行学术意义上探究的多元化编写趋势，并呈现出意识形态的去政治化、彰显独立身份和强化主体介入等特点。这些特点对于处于弱势地位的外国文学史编撰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虽然中国学者在编写阿拉伯文学史方面的成就有目共睹，但还有一定的改进空间。首先，在阿拉伯文学中，《古兰经》与阿拉伯文学不仅有发生学意义上的联系，还深刻地影响着阿拉伯文学的风貌品格及其历史进程。阿拉伯文学原本呈现出原生态的特质，《古兰经》出现后，阿拉伯文学便具有了伊斯兰属性，并成为后世阿拉伯文学作品的典范，因此将《古兰经》与阿拉伯文学关系的演进作为文学史书写的参照系，有利于开拓新的研究视域。其次，应更加注重文学个案研究，因为个案研究是建构文学史的基础。最后，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中，“东西二分”的思维模式逐渐引起学者的质疑。由于作家的文化身份越来越呈现出流动性、多元性的特点，用多维视角建构文学史或许是一种趋势。
原载《外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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