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圣孙武在其不朽名著《孙子兵法》中，一开始就提到“五事”，即道、天、地、将、法，这是决定战争胜败的五大要素，“道”作为五事之首，强调的是“为何而战”的问题，通俗的讲就是是否出师有名，这是主宰战争胜败的根本，其次才是时机、环境、选将、战法等因素，可以说“道”是方向，方向不对，努力白费。
我国古代信奉“邪不压正”，所以发起战争的一方，首先要做的事就是把自己摆放着正义的制高点上，告诉敌人我为什么要打你，让你死个明白；同时也让己方士兵清楚，我们打仗的目的是什么，达到目标一致，上下同心；再就是告诉吃瓜群众，究竟谁对谁错，掌控舆论导向。
檄文就是用来表达正义、声讨敌人的最普遍形式，所谓传檄千里而定天下，上至国家征讨、下至流民草寇都会用到这一招。三国时代的陈琳就是一位写檄文的高手，传说官渡之战前，陈琳写了篇《为袁绍檄豫州文》，把曹操痛批一顿，曹操当时正头风发作卧病在床，读了陈琳的檄文之后，惊出一身冷汗，困扰多日的头痛竟然好了，没想到檄文居然还有治病的作用。
说到檄文高手，有一位不得不提，他就是被明太祖朱元璋誉为“开国文臣之首”的宋濂。宋濂的头衔有很多，集政治家、史学家、思想家于一身，还是“明初诗文三大家”之一，但真正使宋濂出名的，是他为明朝所写的《奉天讨伐北元檄文》，这篇檄文名列历史上四大经典檄文之一，文中有句名言，流传至今，成为中华民族抵御外辱的强大精神力量。
公元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旋即出兵北伐，宋濂的讨元檄文应运而生，除了大气通俗的文风之外，还提出了一个霸气的口号：“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这16个字的口号，把朱元璋的讨伐行动提到了前所未有的政治高度。
历史上著名的起义军口号数不胜数，但基本都超越不了王侯将相取而代之的阶级意识。宋濂的这句口号听上去更像是为民族而战，而不是为朱元璋个人抢夺地盘，格局高远。对元顺帝的残余势力起到强大震慑作用，同时尽收民心，鼓舞士气，胜过百万雄兵。
洪武元年八月，在徐达、常遇春的猛烈攻势之下，攻克元大都，同时收复沦丧四百年之久的燕云十六州，元顺帝携带皇室成员远遁漠北。元朝虽然瓦解，但元朝对于中原的影响远未消除，仍然有近两百万蒙古人滞留中原，这些人容易被北元政权利用，勾结为内应，从而对新生的大明王朝构成威胁。
在元朝统治时期，人分四等，汉人排第三，那么明朝打算如何处理这些中原的蒙古遗民呢？朱元璋只用了两个字：同化。相比元朝，朱元璋的民族政策更加怀柔，这些蒙古人在中原生活了近百年，已经适应了中原的生产生活方式，不愿再回到蒙古。明朝政府给他们分配了田地、耕牛和房屋。但同时对他们提出了三项要求。
朱元璋要求居住中原的蒙古人全部改为汉族姓氏，同时以儒家思想改造他们，禁止违反伦理的婚姻习俗，禁止穿胡服，说胡语，发式上也要跟汉人一样。除此之外，朱元璋还放了一个大招，禁止蒙古本族自相婚配，蒙古女子必须嫁给汉人为妻，否则以充军论处。《明太祖实录》中记载，这些中原蒙古人经过洪武一朝的改造，其语言、风俗、习惯基本与汉族无异了。
1905年，清朝气数将尽，国父在创立反清纲领时，借用了明朝宋濂讨元檄文中的那句经典名言：“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仅仅改了一个字。这句响亮的口号，再一次鼓舞国民投入到反抗外虏的斗争之中，而且成效更大，直接终结了二千年的帝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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